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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色起義部隊後來去哪兒了
2019-12-06 07:43:50 來源: 新華每日電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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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七軍主力北上江西會合中央紅軍的路線示意圖。

百色起義紀念館外景。

  1949年12月11日,人民解放軍將紅旗插上鎮南關(今友誼關),標誌著廣西全境解放。資料照片

  今年是百色起義90周年。1929年至1930年,鄧小平、張雲逸、韋拔群等老一輩革命家領導發動了百色起義、龍州起義,創建了紅七軍、紅八軍,開辟了左右江革命根據地,書寫了中國革命史上的重要篇章。

  很多到左右江老區參觀的人都會問同一個問題:當年起義的部隊後來去哪兒了?

  仔細梳理歷史發現,無論是艱苦轉戰7000裏北上與中央紅軍會合的主力,還是在極端困難條件下堅持遊擊作戰20年的留守部隊,都生動詮釋了堅定不移的理想信念和百折不撓的革命精神。

  歷史的巧合往往具有深刻的內涵。1949年12月11日,在百色起義20周年紀念日當天,在起義部隊後續血脈的參與下,解放軍將鮮艷的紅旗插上鎮南關(今友誼關),標誌著廣西全境解放,成為“不忘初心,方得始終”的生動注腳。

  在廣州起義兩周年紀念日宣布百色起義

  上世紀20年代,大革命失敗後,中國共産黨開啟了獨立領導武裝鬥爭和創建革命軍隊的征程,先後舉行了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等一係列武裝起義,漸漸地走出一條農村包圍城市、工農武裝割據的正確革命道路,同時制定了兵運策略。

  當時中央的一份文件指出,“須知目前革命鬥爭的發展,不僅須注意城市工作與鄉村鬥爭的配合適應,同時須注意士兵運動與工農鬥爭配合適應的發展,僅在工農兵的爭鬥聯繫起來才能推動革命運動更迅速的向前發展與擴大。”

  百色起義,正是踐行這一新策略的有效探索。

  1929年的夏天,鄧小平以中央代表身份率一批共産黨人到南寧,對當時主政廣西的俞作柏、李明瑞做統戰工作並取得其信任,一批黨員和進步人士被安排到廣西軍政部門任職。

  張雲逸等我黨幹部在廣西教導總隊、廣西警備第四大隊掌握了領導權,對反動的舊軍官加以調整,大量招收工人、農民和學生參軍,對士兵群眾開展革命思想教育,秘密發展黨員、建立黨組織,使之成為我黨領導的武裝力量。

  與此同時,右江農民武裝鬥爭呈現良好發展勢頭。上世紀20年代初,我國早期農民運動領袖韋拔群就開始在右江地區組織開展農運,並開辦了講習所。

  廣西東蘭縣武篆鎮拉甲山山腰上,高40多米、面積8000多平方米的農民運動講習所舊址“列寧岩”甚是壯觀。

  記者從列寧岩內的歷史展板看到,當時農講所不但教授政治理論,還進行嚴格的軍事訓練,使學員既能宣傳組織群眾,又能領導武裝鬥爭。講習所共辦了3屆,培養了600名農運骨幹,他們成了百色起義的農運星火。

  在黨的領導和武裝下,右江地區工農武裝進一步發展壯大。百色起義前夕,右江地區農軍力量已超過1.2萬人,長短槍炮近萬支。工會、赤衛隊等組織也得到較快發展。整個右江地區共有工會會員3000多人,工人赤衛隊有1000多人。

  俞作柏、李明瑞突然起兵倒蔣使得廣西局勢大變。我黨未雨綢繆,決定選擇地理位置特殊、群眾基礎和經濟基礎相對較好的右江地區作為下一步武裝鬥爭的中心。

  在俞、李反蔣失敗和新桂係重回廣西前夕,鄧小平、張雲逸等棋先一著,分別率領部隊水陸並進挺進百色。

  如今,在百色市田東縣,一條“紅軍船”時常搭載著前來接受紅色教育的人群溯右江而上,止于平馬鎮二芽碼頭。當年,鄧小平率領部隊從南寧出發,指揮著滿載軍械物資的船隊,就是在這裏登岸,並與經陸路先行抵達的張雲逸部隊順利會師。

  由于是借用俞、李的旗號進軍百色,且巧借右江督辦的名義行使公務,我黨率領的部隊迅速實現了對右江的控制,隨後在部隊和群眾中公開宣傳我黨主張,廢除苛捐雜稅,受到群眾熱烈擁護。

  對于尾隨進駐右江的反動武裝廣西警備第三大隊,我黨採取智取與強攻相結合的方式,在現屬田東縣的平馬安凝街、北帝廟、百谷村等地發動襲擊並成功將其擊潰。

  隨後,根據廣西前委會議的部署,以廣西教導總隊和廣西警備第四大隊為班底和骨幹,以韋拔群等領導的右江地區各縣農民自衛隊為主體,革命武裝力量被組編成3個縱隊,兵力共4000余人,其中右江地區各族工農子弟佔三分之二左右。

  在進行了充分的準備之後,1929年12月11日,在廣州起義兩周年紀念日之際,廣西前委宣布百色起義,成立了紅七軍和右江蘇維埃政府。鄧小平任前敵委員會書記兼政治委員,張雲逸任紅七軍軍長,雷經天任政府主席。

  張雲逸在回憶文章中描述了當天參加完在田東(當年稱恩隆)舉辦的慶祝大會後乘船返回百色時的感人情景:

  “沿岸農民都從沸騰的村莊裏涌到江邊來,敲著鑼鼓,舉起紅旗,朝船上歡呼:‘共産黨萬歲!蘇維埃萬歲!紅七軍萬歲!’我們船上的人也不斷向他們揮舞紅旗,高呼口號,河上河下,口號聲匯成了一股巨大的聲浪……許多同志在此情此景下,激動得流下淚來。”

  1930年2月,鄧小平、李明瑞、俞作豫等又領導在共産黨影響下的廣西警備第五大隊舉行龍州起義,成立紅八軍和左江革命委員會,全軍分兩個縱隊,2000多人。鄧小平兼任紅八軍政治委員,俞作豫任紅八軍軍長,李明瑞任紅七軍、紅八軍總指揮。

  百色起義、龍州起義建立的左右江革命根據地,面積5萬多平方公里,人口150萬,鼎立于祖國西南地區,成為當時全國矚目的根據地之一。

  百色起義、龍州起義是一次經過改編以後的正規部隊與工農武裝相結合而發動的起義,在改造舊軍隊和領導工農武裝中我黨高度重視思想政治建設,紅七軍、紅八軍也建立了包括軍事和政治兩個體係的領導結構。

  中共廣西區委黨史研究室原副巡視員庾新順強調,這一舉措使得起義部隊具有堅強的戰鬥力和凝聚力,是部隊後來完成北上遠徵、確保“左右江紅旗不倒”的重要原因。

  紅七軍主力遠徵7000裏,7000人只剩2000人

  “男兒立志出鄉關,報答國家那肯還,埋骨豈須桑梓地,人生到處有青山。”這是和韋拔群一起領導農運的紅七軍二十師副師長黃治峰改寫的一首詩。

  這首當時在革命者中流傳頗廣的詩,正是起義部隊此後英勇戰鬥、艱苦遠徵的精神寫照。

  左右江革命根據地建立後,很快引來國民黨反動派和地方反動民團的反撲。在左江地區,桂係派出大量兵力突襲龍州,紅八軍將士浴血奮戰,數百將士壯烈犧牲。

  軍長俞作豫在赴香港尋找黨組織途中被捕,堅貞不屈至死不降,在廣州就義前留下了“十載英名宜自慰,一腔熱血豈徒流”的豪邁詩篇。

  今年70歲的梁炳聰至今記得父親梁玉漢給他講述的親歷故事。龍州失守後,為掩護大部隊撤離,紅八軍第二縱隊一營政治指導員林景雲帶領數十名戰士與敵人激戰,最後只剩下他和梁玉漢兩人。

  林景雲不幸中彈,眼看無法突圍,從口袋裏掏出5塊銀元塞給梁玉漢,“他對我爸説,如果你跑出去了,這3塊作為你的路費,剩下的兩塊替我交黨費”。受傷的林景雲終被敵人抓獲殺害,年僅28歲。

  為保存革命力量,紅八軍第一縱隊苦戰七千裏,輾轉中越邊和滇黔桂邊到達今百色市樂業縣與紅七軍會師,這支還剩400多人的部隊被編入紅七軍。

  在右江地區,紅七軍先是抵禦和清剿了地方反動武裝,隨後在隆安、平馬、亭泗與桂軍發生了3場遭遇戰,又在遊擊戰中與黔軍、滇軍激戰。

  如今百色市田東縣、平果縣等地,還保留著紅七軍當年在深山之中所建的兵工廠、戰地醫療站、戰壕等遺址。紅七軍在這些戰鬥中雖然重創敵人,但也面臨人員折損、供給緊缺等嚴重困難。

  為整頓部隊、提升戰鬥力,1930年7月,紅七軍在平馬、田州、東蘭整訓3個月。紅七軍政治部主任陳豪人在《七軍工作總報告》中總結:“一般士兵政治覺悟也相當提高,黨的工作也有了相當基礎,各支部能經常開會,討論問題,分配工作,黨內政治水準也提高了。”

  彼時紅七軍數量有7000多人,達到鼎盛階段。

  1930年11月,根據中央指示,紅七軍主力離開右江根據地,踏上了北上與中央紅軍會合的漫漫長路。

  其間,紅七軍遊擊桂黔湘邊、轉戰桂湘粵邊、馳騁湘贛邊區,與桂、黔、湘、粵、贛等國民黨正規軍隊及地方反動武裝戰鬥100余次,遭受重大損失,但也展現出堅定不移的理想信念,錘鍊出百折不撓的紅色軍魂。

  紅七軍主力出徵之時,作為此前農軍領袖的韋拔群無私地輸送了自己率領的精兵強將,無怨無悔地接受留守革命根據地的艱巨任務。

  在整編大會上,韋拔群對即將出徵的東鳳籍紅軍將士們説“革命者處處都是家鄉”,“我們是共産黨領導的隊伍,要無條件地執行黨給予的一切任務”。

  即將踏上千難萬險征程的雷經天在與妻子道別時説:“我的一生都是黨的,黨叫我到哪裏,就去哪裏,絕不能討價還價。”

  黃治峰在回家提取紅七軍經費時,對提出“留下一些錢養家糊口”要求的堂兄弟嚴肅地説:“這是紅七軍的軍餉,一個銅板也不能動!”

  遠徵前期,紅七軍在融江上游的長安激戰5日,又在武岡攻堅戰中遭遇湘軍精銳部隊,損失慘重,但在全州舉行的前委會議確立了遊擊戰略、縮編部隊、發動群眾等行動方針,成為此次遠徵的轉折點。

  在與圍追堵截的敵人戰鬥外,紅七軍官兵還要面臨惡劣天氣、供給不足等各種考驗。

  當時正值隆冬時節,行軍途上雪花紛飛,寒風怒號,官兵們多數是右江地區的壯瑤子弟,很少遇到過大雪,且衣衫單薄,有的戰士還赤著腳或穿著草鞋,數十名指戰員因此被凍死在風雪路上。

  在賀縣桂嶺縮編部隊過程中,紅七軍指戰員們以大局為重就地降職,“師長當團長、團長當營長”,使得各崗位人員素質相對提升,指揮更為靈活與暢通。

  轉戰粵北,紅七軍廣泛發動群眾,創建政權,打土豪、分田地,影響力逐步擴大,但在乳源縣梅花村戰鬥中再遭重創,李謙、章健等將領犧牲,全軍幹部傷亡過半。

  在挺進湘贛邊區搶渡樂昌河時,部隊又遭強敵截擊被一分為二。鄧小平、李明瑞和張雲逸分率兩個團各自突圍。1931年4月,兩支部隊在湘贛蘇區永新縣會合,此時紅七軍只剩下2000人左右。

  在有力配合中央蘇區第二次反“圍剿”,取得安福大捷之後,1931年7月,歷時9個月跨越5省轉戰7000裏的紅七軍,終于在江西省于都縣橋頭鎮與前來迎接的紅三軍團勝利會師。

  盡管紅七軍遠徵付出了巨大犧牲,但為革命保存了基本力量,豐富了部隊的作戰經驗、錘鍊了部隊的精神意志,獲得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轉戰千裏”的讚譽。

  此後,紅七軍隸屬紅三軍團建制和指揮,並在1933年的部隊改編中被取消番號,和其他部隊合編為紅三軍團第五師。

  在隨後的革命戰爭中,紅五師及後續部隊在反“圍剿”、長徵、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中打了不少硬仗,在芹山遭遇戰、血戰高虎腦、新圩阻擊戰、攻佔婁山關、佔領遵義城、平型關大捷等重要戰役中均擔當重要角色,成為中央紅軍的一支勁旅。

  從1933年7月至今,80多年的時間裏,紅七軍的後續部隊在基本建制和歸屬方面發生了10余次大的變化,但其特別能戰鬥的精神氣質,在各個血脈部隊中都得到了發揚光大。

  堅持遊擊20年,鑄就“左右江紅旗不倒”歷史豐碑

  “敵人圍困千萬重,陣前令下即衝鋒;待到殺盡豺狼時,再唱支歌頌英雄。”

  這首山歌由滇黔桂邊遊擊區主要領導者黃松堅創作,反映了紅七軍留守右江的部隊在嚴酷條件下堅持遊擊作戰20年的革命精神。

  紅七軍主力北上之前部隊被改編為3個師,其中十九師、二十師遠徵,韋拔群帶著二十一師的番號和幾十個老弱戰士,留在右江地區繼續擴建部隊、建設根據地。

  在韋拔群、陳洪濤、黃松堅的有效組織發動下,二十一師很快組建起3000多人的隊伍。1931年8月,根據中央指示精神,二十一師改番號為紅軍獨立第三師(又稱右江獨立師)。

  當時,有著“鋼軍”稱號的新桂係軍隊和民團不停地“清鄉”“圍剿”,長年累月對根據地進行經濟封鎖,留守部隊頑強地開展了3次反“圍剿”,戰鬥非常慘烈。

  在鳳山恒裏岩據點,1個連的紅軍、赤衛軍為保護縣蘇維埃政府和千余名在此避難的群眾,堅持了近一年的反圍攻戰鬥,最終因彈盡糧絕岩洞失守,300多名戰士和群眾壯烈犧牲。

  為保存黨的骨幹力量,黃松堅、黃舉平、黃大權等數十名幹部奉命分兩路到黔桂邊和右江下遊開辟遊擊新戰場,韋拔群、陳洪濤則堅守西山。

  為消滅革命力量,敵人採取了步步為營的“縮網收魚”策略,除了繼續採取殺光、燒光、搶光、鏟光的“血洗政策”外,還斷絕群眾對紅軍的接濟和聯繫。韋拔群和陳洪濤帶領隊伍轉戰在錯雜的叢林中,以野菜充饑,以岩洞棲身。

  在如此艱苦的條件下,紅軍將士們仍然堅持與敵人周旋,韋拔群創作《革命到底歌》鼓舞鬥志,“今日處惡境,但相信,霧散天會晴”。他還把3個兒子的名字取名為“韋革命”“韋堅持”“韋到底”,表示革命決心。

  敵軍在西山搜不到紅軍領導人,又增加懸賞收買叛徒,不少革命者因此被捕遇害。

  1932年10月,重病昏睡中的韋拔群被叛徒韋昂殺害,時年38歲。為了革命事業,韋拔群全家先後有17位親人慘遭敵人殺害,其中好幾位都是被敵圍困死于西山。如今,在東蘭縣武篆鎮東裏村韋拔群故居旁,韋拔群家人的墓碑一字排開,到此瞻仰祭奠的人無不動容。

  師政委陳洪濤的母親被困山上餓死,妻子被捕,不到半歲的小孩被活活摔死,妹妹縱身跳崖犧牲,父親在掩護陳洪濤時跳崖被捕遇害。不久,陳洪濤也被叛徒出賣。在獄中,敵人先是妄圖巧言收買,隨後又對其嚴刑拷打,陳洪濤始終不為所動,視死如歸,並作了“為民為社稷流血,重值泰山。人生自古誰無死,但受眾彰”的慷慨陳詞。12月下旬,陳洪濤在百色英勇就義。

  右江革命委員會主席覃道平和弟弟、父親帶著兩個孩子在深山密林中隱蔽,在弄統岩被捕遇害。百色起義紀念館內展示了覃道平當年在艱苦條件下寄語孩子的《示兒詩》:“西山大熔爐,鑄我金剛骨,饑渴淬肝膽,風雨磨肌膚。我兒記肺腑,革命曲折路,冰崖高萬仞,鷹小學飛突。”

  右江革命根據地逐漸喪失之際,奉命突圍的黃松堅、黃舉平等人開辟了右江下遊遊擊區,打開了黔桂邊革命新局面,並成功拓展了滇黔桂邊遊擊區。

  這一遊擊區以雲南富州縣(今富寧縣)七村九弄為中心,活動區域范圍覆蓋桂西、滇東、黔西南地區20多個縣4萬多平方公里,近百萬人口。

  遊擊區內,恢復和建立基層支部以上黨組織、縣級以上革命委員會,黨領導的遊擊武裝和地方武裝共8000人,他們繼承百色起義精神浴血奮戰,力保革命紅旗不倒。

  1949年9月,右江地區遊擊隊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滇黔桂邊縱隊桂西區指揮部,鎮邊、靖西、天保、敬德等縣遊擊隊編入邊縱左江支隊。1949年11月,解放軍進軍廣西,桂西區指揮部發出《布告》,宣布接收右江地區各級政權。12月5日,解放軍解放田東縣城,隨後,滇黔桂邊縱隊與解放軍四野部隊成功在百色會師。

  在滇黔桂邊縱隊的積極配合下,1949年12月11日,解放軍將士佔領中越邊境要塞鎮南關,並將紅旗插上關樓。至此,廣西全境宣告解放。

  巧合的是,當年參加過百色起義並隨紅七軍主力北上的莫文驊,20年之後,作為四野十三兵團政委,率領部隊從湘西沿著紅七軍走過的老路向廣西進軍,參加了解放廣西的戰役。

  當年紅七軍北上出徵時,韋拔群曾寄語廣西子弟兵:“現在你們是勝利地離開家鄉,將來你們就會勝利地返回家鄉!”

  莫文驊等人的經歷,正是對先烈們革命理想主義精神的最好告慰!

  百色起義紀念館研究館員麻高介紹,新中國成立後,有20位原紅七軍、紅八軍幹部被授予將軍軍銜,其中大將1名、上將2名、中將4名、少將13名,並最終走出22位省部級幹部。

  不忘初心,方得始終。

  紅七軍、紅八軍悲壯而英勇的革命鬥爭史,銘刻著共産黨人及其領導的人民軍隊的榮光與夢想,必將在我黨、我軍的史冊上永遠閃耀光芒,激勵著後來者繼續高舉理想信念的偉大旗幟,前進不止、奮鬥不息!(記者劉偉、向志強、何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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