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美國進口的機械設備被運入北京所廠房。受訪者供圖

趙鎧院士手持基因工程B型肝炎疫苗樣品。默沙東官網

北京所與默沙東合作試制B型肝炎疫苗，雙方人員一起工作。受訪者供圖

中方參與者與默沙東來華員工在北京所生産車間合影。受訪者供圖

　　與北京東五環相鄰的生物制品研究所，如今是一座掩映在爬山虎裏的文化創意産業園。一棟巨大的白色廠房久已停用，以至于人們會有意無意避開這棟荒涼的大樓。

　　直到今年9月，大樓前迎來了一群擁抱、握手、合影的中老年人。他們有著不同膚色，聊天時中英文夾雜。

　　30年前，這群人見證了大樓的誕生。它是中美一項合作的産物，中國第一支重組酵母B型肝炎疫苗的誕生地。

　　以這支疫苗為代表，數以億計的中國人接受了B型肝炎免疫保護。原衛生部稱，截至2010年，至少有8000萬人因此免受B型肝炎病毒感染。2014年的全國B型肝炎流行病學調查顯示，1到4歲兒童中，B型肝炎病毒感染比例為0.32%，較1992年的9.67%呈斷崖式下降。

　　時隔多年，雙方工作人員重聚，很多人還是一眼就能認出老朋友。一位中方工程師説，當年為節儉，他使用帶著裂隙的試管，美國專家大驚失色，氣得一把搶過摔到地上；一位美國員工則在很長一段時間懷疑中國人不喜歡他，因為人們對他説，“你看起來臉色不太好”。很久之後他才理解，那是中國人表達善意的方式。

　　不過，回憶到最後，雙方總結的話語卻又都很相似：經歷了誤會甚至爭吵後，還是學會了理解，學會了信任，成了朋友。

　　1.2億感染者

　　中國是“B型肝炎大國”。20世紀70年代，中國大陸進行的首次B型肝炎流行病學調查結果顯示，感染率在9%以上。依世界衛生組織標準，B型肝炎病毒感染率高于8%，屬于疫情嚴重的高流行區域。

　　中國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學病原生物學教授莊輝向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年網記者解釋，在B型肝炎疫苗推廣接種之前，中國有1.2億名B型肝炎病毒攜帶者，其中三四千萬人是母嬰傳播所致。“成人感染B型肝炎病毒，只有不到10%演變為慢性B型肝炎，新生兒感染的患病率則高達90%-95%。”

　　他説，早年的慢性B型肝炎病人，除非死于其他疾病，發展為肝硬化、肝癌幾成定數。國內臨床中大量使用五味子等中成藥抗炎保肝。“那些手段其實近乎無效。”

　　幾千萬人一出生即遭厄運，人們“談B型肝炎色變”。當時多支國家運動隊中，均有世界冠軍突然體力嚴重下滑，提前結束職業生涯，原因是慢性B型肝炎。

　　時任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長、現今的中國工程院院士趙鎧，接到了牽頭開發B型肝炎疫苗的任務。這是中國第一個國家衛生防疫和血清疫苗研究與生産的專門機構。

　　疫苗被列為防治B型肝炎的重中之重。1986年，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等單位研發的血源B型肝炎疫苗投産。

　　“血源疫苗雖有效，但有三大弊端。”趙鎧稱，以病毒感染者的血漿為原料，有污染環境、傷害生産人員等風險；長期、大量從人身採血，既損害健康，也無法保障穩定供應。最關鍵的是，血漿中除了疫苗生産必須的表面抗原，還可能攜帶其他病原體。

　　産能還受手工作坊式的生産流程制約。“血漿加工後得到抗原原液，先裝在大玻璃缸裏，再一支支手工稀釋。”曾在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負責B型肝炎疫苗生産的趙景傑告訴記者，一些同事在操作時不慎劃傷手指，便感染了病毒。

　　20世紀70年代早期，北京大學人民醫院的陶其敏等人第一次開展血源B型肝炎疫苗試驗時，由于缺乏外匯，無法購買動物實驗所需的大猩猩，更是一度給自己注射，代替動物試驗。

　　很長時間內，中國的疫苗生産都不具備工業化、標準化能力。美國默沙東公司則于1986年分離出了B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的編碼基因，將其植入可大量繁殖的酵母菌細胞基因組內，能迅速合成大量抗原，由此推出了基因工程B型肝炎疫苗。

　　“它不是生物工作者能完成的，涉及很多工程問題。”趙鎧至今記得，受邀實地考察美方生産線，在全封閉的現代化車間內，他們習以為常的玻璃瓶罐、手工搬運都沒有見到，取而代之的是幾十、數百立方米的大金屬罐和連接它們的全封閉管道。“從培養酵母菌，到收獲酵母細胞、破碎細胞、純化抗原……都在流水線上完成，是純工業化的。”

　　1987年，趙鎧等專家向原衛生部建議，考慮引進默沙東的B型肝炎疫苗。1988年，經過數次論證，中方組建代表團，與默沙東開始了漫長的談判。

　　坐進一條船

　　當時，國內數個自主研發的基因工程B型肝炎疫苗項目仍在進行，有聲音説，與其將錢給外國人，不如繼續支援國內研究。

　　時任衛生部部長陳敏章批復：自己的繼續支援，國外的技術也要引進。B型肝炎疫情嚴峻，疫苗不怕多。

　　另一個問題在于轉讓費用。默沙東最初希望向中國出售成品疫苗，單次免疫需要3針，總價最低100美元。這是當時的中國無法承受的價格。談判的重點就此轉向一次性技術轉讓，最初報價1000萬美元。

　　當年談判的雙方都承認，從那時起，這項合同之于默沙東，幾乎很難再賺到錢。疫苗研發動輒投入幾億甚至幾十億美元。一心推動此項合作的默沙東時任CEO羅伊·瓦傑洛斯甚至與公司其他高管發生過爭吵。

　　“我很焦慮，時間很緊迫，我想保護孩子們免受這種致命疾病的侵襲。中國的新生兒應該在出生24小時內接種它……”20多年後，瓦傑洛斯在一次受訪時回憶。

　　代表團裏的中國財政部官員有一次告訴趙鎧：部裏能為此拿出的美元，其實最多幾百萬。

　　趙景傑參與了幾場談判。他的記憶裏，雙方出現分歧，中方代表會集體離席，出門在走廊裏“開小會”，為的是先統一意見。“我們這些搞衛生和生産的，就希望合作趕快談成；但負責外貿和財政的同志考慮更多，也更謹慎……”

　　最終，默沙東將費用再降至700萬美元。中方則再引入深圳市的康泰公司，與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各引進一條疫苗生産線。財政部和深圳方面分別支付350萬美元。

　　1989年，默沙東公司與中國代表團簽署協議，將重組酵母B型肝炎疫苗技術轉讓給中方，收取700萬美元，作為培訓中方人員和支付美方參與者勞務的成本，此外不再收取專利費和利潤。

　　1990年底，中方派出技術人員前往美國學習。18個月後，美方的一批員工又來到中國，協助疫苗投産。

　　趙鎧記得，多年之後，瓦傑洛斯某次與他會面，依舊笑著“抱怨”：當年那700萬美元，培訓你們兩批人，再支付完我們工作人員的工資，最後還虧了不少！

　　1990年，在美留學的中國人武阿妹被招入默沙東，擔任這一合作項目的美方翻譯。她翻閱此前談判的往來文件，驚奇地發現，默沙東一度想要放棄合作。

　　“默沙東這邊，錢其實並不關鍵。”時至今日，武阿妹依舊很感慨，“最難的，是彼此信任和文化上的差異。”

　　“對于默沙東，當時的中國是個完全陌生的國家。”武阿妹回憶，公司內部討論最多的，是疫苗研發投入了天價成本，即使低價轉讓給中國大陸，但在全世界其余地區，這依舊是被寄予厚望的産品。這個此前從未打過交道的國家值得信任嗎——他們會不會將疫苗私銷別國？他們的技術力量又能否保障産品品質？如果中國産的疫苗出現問題，會影響這款産品乃至默沙東在全球的聲譽和前景。

　　翻看當年的文件，武阿妹能感到，中國有關部門也十分謹慎，不少表述都留有余地。當然，説話含蓄本身也是中國人的特點。可在美國人看來，很多文件純屬“打太極”，實在難以理解。

　　當時，默沙東方面屢次向中方發函，反覆確認一個問題：陳敏章部長是否同意了這項決議？依照美國人的習慣，文件最終生效，要看項目總負責人的個人簽字。但在中國顯然並非如此。因此，他們收到的回信總是一封加蓋了某部門公章的紅頭文件：“我們經過研究……”

　　美國人疑心更重：“我們”是誰？

　　中方的疑慮也很多。憂心中國技術能力不足的默沙東只願承諾，指導北京和深圳的生産線，各自具備2000萬支疫苗的年産能。但年産4000萬支疫苗，只夠1000多萬人使用，無法滿足防疫形勢。

　　僵局之中，雙方的主要負責人站了出來，各自向前邁了一步。趙鎧向領導説明，依據他在默沙東的實地考察，年産2000萬支其實是默沙東的保守估算。在美國，完全相同的生産線，年産3000萬支問題不大。美國人不了解中國，因此憂心忡忡，所以這條依著他們也行。

　　一度感到沮喪的瓦傑洛斯也重新整理了心情，“我開始意識到，兩國國情是截然不同的。”在他的推動下，默沙東又放寬了一些條款，比如疫苗引進後不得出口一項，改成了“10年內只在中國大陸使用”。

　　至于雙方都很關注的品質問題，中方一位負責人説了這樣一段話：協議達成後，我們就坐進了一條船，有了相同的目標。大家要信任，不是懷疑，一起使勁兒往前劃，才能上岸。

　　贏得信任靠的是能力

　　簽約那天是1989年9月11日，消息傳到深圳時，年輕人劉群感到很興奮。他將被派往默沙東學習。在他記憶中，那一年，中美關係出現波折，人們在猜測，合作可能要“黃”，至少暫時沒戲。

　　康泰公司是深圳為承接B型肝炎疫苗項目而臨時創建的。第一批人員到位時，廠房還在荒地上施工。辦公室則設在某間宿舍。一度無事可做的員工十幾人租住在一間民房內，以至于有警覺的警察半夜前來檢查。

　　派到美國的員工，來自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的多是高級技術人員，剛剛成立的深圳這家公司，除了領隊，幾乎全是年輕畢業生。這令美方十分擔憂。

　　劉群抵達美國後的某天，默沙東負責該項目的一名經理問他們，“你們是工程師嗎？我看不像，他們才是工程師！”

　　經理指了指遠處的北京團隊。

　　對于美國人的性格，同樣赴美的趙景傑也有自己的看法：人不壞，性子確實相當直。一旦不按照文件規程執行，美國人將文件往地上一摔，扭頭就走並不罕見。不過幾小時後再見面，對方又總是談笑風生。

　　“倒也沒覺得被羞辱，或許美國人也是想激我們一把。”劉群説，當時心裏沒任何芥蒂，因為純粹是學習的姿態。“確實不如人啊。我們自己心裏都沒底。”

　　美國企業當時已經通行“標準作業程式”（英文簡稱SOP），生産中每一環節所涉及的細節都被記錄在一本厚厚的冊子，無論是學習還是操作，“只要按部就班，很簡單，很規范，不太會出錯。”劉群説，“對于中國人，確實不算太難。”

　　隨著交往深入，矛盾減少了。默沙東的員工開始輪流邀請中國人去家裏做客或旅遊。“中國人贏得信任，靠的是能力。美國人很快發現他們很聰明，也很好學。”武阿妹回憶。

　　低估了難度

　　美方代表前往中國時，也遇到了層出不窮的挑戰。

　　武阿妹1984年出國留學。她當時以為，8年過去了，國內頂尖的疫苗生産機構，條件應該不會太差。直到她驚訝地發現，工程師們還在駕著馬車，手工搬運機械。

　　美方意識到，他們低估了項目的難度。“當時有兩個相鄰的冷庫，其中一個溫度不夠低。于是中方建議，能不能在墻上鑿一個洞，用一根管子輸送冷氣。”默沙東的工程師洪愛琳回憶，“我下意識想笑，但是忍住了。于是説：好吧，試一試。但如果不行，還是再買臺壓縮機。”

　　後來她問了很多中國人，為什麼想出這種點子。有人説，經費緊張，再買一臺有壓力。

　　作為一個在美國長大的黃種人，洪愛琳對中國感到好奇又陌生。她偶爾和其他同事擠上北京高峰時期擁擠的公交車，市民會爭先恐後地給外國面孔讓座，請她轉達歡迎之情，盡管她壓根兒聽不懂普通話。

　　她逐漸感覺到，那時的中國對外國人無比熱情，十分希望展現自己的好；但這種心態本身又帶來了隔閡，要把那些敏感、傷害面子的問題藏起來。

　　洪愛琳于2000年定居中國。她逐漸明白了中國人的“沒問題”“不要擔心”其實和美國截然不同，在不同環境下可能有許多不同的含義。

　　“但在當時，我們一群‘老美’不理解這些。只覺得你們説沒問題，實際又有問題；有了問題又不説為何要那麼解決——那我們怎麼幫你們處理問題？”洪愛琳喝了一大口水，笑著説。

　　對于洪愛琳的回憶，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的一位中層領導忍不住哈哈大笑，談起往事。

　　他印象最深的一次，是美方的專家咨詢某個藥品認證問題。事實上，那個問題在當時的中國尚處盲區。他只能答復“我們還在研究”“我們考慮一下”。直到對面再也按捺不住火氣，“你們怎麼總在繞圈子！”

　　“我總不能告訴他們，我們體制還不完善吧。”這位領導嘆了口氣，“這確實説不清楚。”

　　輪到美國人適應環境了。用武阿妹的話説，美國人逐漸放棄掌控一切，開始適應“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妥協哲學。

　　“美國人很快發現：一些問題，北京的夥伴雖然不肯説，但他們最後總能‘神奇’地自己解決，實際上對項目也沒太大影響。”武阿妹看來，在這一方面，與其説雙方實現了充分“信任”，不如説是充分的“了解”。

　　默沙東內部對中國也有了新的評估：硬體環境比想像的要差，但中國人的能力和素質超出了預期。他們驚訝地發現，中國的老工程師，雖然未必接受過正規的學院式工程教育，甚至不會用電腦繪圖，卻能用鉛筆和尺子實現更高的精度。

　　“其實很多美國人一輩子不出國，連護照都沒有。他們穩定、安逸的小鎮也是閉塞的，對中國並不了解。”武阿妹説，幸運的是，他們意識到了這點，並且試圖改變。後來，她索性做了幻燈片，向他們介紹中國文化。

　　不是為了錢

　　因為這次合作，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普及了“SOP”“模組化”概念。“很震撼，很先進。”一位當年的年輕技師回憶，以往接種疫苗經常引起發燒、嘔吐等副反應，其實是因為生産中存在輕微污染。只是搞不清壞在哪一步。

　　周永東大學畢業後在所裏負責質檢、驗證。第一次遇到默沙東的專家，對方直接問：“這些器材都無菌了嗎？”

　　“是啊。”

　　“你怎麼知道？”

　　“120℃高溫消毒了30分鐘啊。”周永東一頭霧水，高溫應該能保證安全，大家一直這麼做。

　　“那你怎麼證明無菌？”

　　“不是説了120℃……”

　　“消毒的證據呢？”

　　周永東惱火起來。後來他才知道，對方的“刁難”，其實是為普及新意識作鋪墊。“過去説高溫了、紫外線照射了，但萬一哪天操作員偷懶，手抖了，漏了哪個角落，沒人能知道。”

　　而美方帶來的手冊裏清晰地寫明，高溫蒸汽滅菌時，蒸汽最難觸及的幾個角落一定要設觀測點——放置溫度計和變色試紙，確認溫度高到足夠殺菌。滅菌結束，還要在某幾個固定位置再安放採集菌落的試紙，培養後沒有病菌滋生，才算真的安全。

　　周永東那時還參與的一項工作，是將SOP手冊譯成漢語。由于生物醫藥領域此前鮮有標準化的嘗試，不少專業名詞都讓這位頂尖院校生物係的畢業生一頭霧水。為數不多能參考的，除了一本清華大學的化學工程詞典，還包括“兩彈一星”工程的資料。

　　“現在《中國藥典》裏很多術語，也是那時留下來的。”人到中年的周永東頗為自豪。

　　“進廠房要穿鞋套了，有人進去時總忘記穿，還有人下班時穿著就走了。”洪愛琳笑著回憶，自己那時要守在門口一個個提醒。

　　但作為美國人，她在早期並沒有意識到，一部分職工並不喜歡改變。在她記憶裏，有的中方員工常説一句話：你們美國有錢，開得起凱迪拉克，我們有個自行車就不錯了！

　　言下之意在于，默沙東希望完全照搬美國工廠的工業化標準，以確保項目可靠。但在中方一些人看來，什麼SOP、全自動機械，好歸好，太浪費錢；不少零件，用稍微差點但便宜的代替，能節省出不少。

　　在不少中方親歷者看來，默沙東的專家來華，本是指導者，卻被“學生”一而再地質疑，內心也難免敏感。有人發現，項目後來遇到困難，美方專家總先下意識聲明“不是我們的錯誤”，然後再考慮解決方案。

　　一個頗有意思的故事是，默沙東一位專家曾和中方一位老工程師閒聊，用英語問：“你知道我為什麼要漂洋過海來中國嗎？”

　　但老工程師英語不好，詞匯量有限，著急半天，只想出一個詞：“For……for money（為了錢）?”

　　專家的臉色驟然大變，摔門而出。幾分鐘後返回，依舊面無表情。

　　直到幾天後，再度面對老工程師，專家認真地説：“我還是要聲明一下，我參與這個項目，是因為中國的孩子需要保護，不是為了錢……”

　　還有一次，默沙東總部懷疑項目執行不力，要求駐華負責人回美匯報。不少參與者都記得，該負責人當時大驚失色，不住嘟囔“完了完了，要失業了”“咱們永別了”。此公愛好拍攝，將平時記錄的鏡頭剪為一短片。默沙東高層看了，反倒覺得項目進展不錯，這才轉危為安。

　　多年來，提及對這個項目的推動，中美雙方會不約而同地提及一個名字——尤金·沃普勒。作為基因工程疫苗部分核心技術的專利持有者，他是默沙東地位超然的科學家，即將退休，卻又強烈要求加入這項“艱苦”的合作。

　　他還有一個名字曰“王晉德”。他1935年出生在山西的一個農莊，父親既是傳教士，也是山西老鄉口中的“農業專家”，母親則是護士。接下來的10年，沃普勒家族和眾多難民一同流離于戰場，躲避著戰爭的威脅，並盡可能幫助中國人。

　　“中國是我的另一個祖國。”尤金·沃普勒生前説過。

　　當年在北京，這位瘦高個兒的老人習慣披著白大褂，穿著米黃色褲子，晃著空空的褲腿忙上忙下。休息時，他喜歡捧著裝字母的紙盒和一堆餅幹，招呼中國的年輕人，一起玩單詞拼寫遊戲。

　　洪愛琳記得，一位年輕的中國技師曾經認真地問沃普勒，“您説把疫苗打在腳上，效果會不會更好？因為腳底的穴位掌管內臟。”

　　旁觀的她心想：太尷尬了，太荒謬了，這怎麼回答？

　　沃普勒的回答卻很認真：我不知道，因為沒有試驗。或許以後值得試一下。

　　他沒有笑。

　　“我猛然意識到，想當然地認為別人愚蠢，本身就是一種無知，因為你並不清楚對方的文化和經歷。”洪愛琳説。

　　就像當年在美國的中國人最終取得了信任，中國員工也清楚地記得：又高又壯的默沙東工程師為了檢測，會整個人鑽進狹窄的儀器；他們也經常和中國人一起加班到深夜，再扒著大貨車的後鬥趕回很遠的住處。

　　經過在北京一年多的磨合，默沙東團隊再去深圳完成相同的工作，只用了一半的時間。“在深圳，一切都莫名其妙地順利了。”劉群説。

　　不賺錢但最好的商業決策

　　1993年10月，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的重組酵母B型肝炎疫苗車間正式投産。對于那場盛大的落成典禮，從美國趕來的瓦傑洛斯已記不起太多細節。他記得兩位中國小朋友在紅毯上迎接了他，他們都非常可愛。

　　9年之後，中國開始為所有新生兒提供免費的B型肝炎疫苗；2005年，僅剩的接種費也被完全免除；2009年至2011年，國家又連續為15歲以下兒童進行B型肝炎疫苗補種。

　　中國新生兒及時接種首劑B型肝炎疫苗的比例，1992年僅為22%，2013年攀升至91%。20歲以下人群的急性B型肝炎發病率，則從2005年的5.14/10萬降至2016年的0.88/10萬。

　　直到今天，這項源自默沙東技術的疫苗因為成本低、可靠性高，仍是中國防疫B型肝炎的最主要産品。深圳康泰則是國內B型肝炎疫苗供應量最大的企業。

　　30年前簽約時，瓦傑洛斯曾預言：“這個項目將幫助中國在50年後消滅B型肝炎。”

　　他後來還説，雖然沒有利潤，但這是默沙東在20世紀做的最好的商業決策之一，它能拯救生命，這家企業以往做過的任何事都無法與之相比。

　　得益于B型肝炎疫苗，中國今天的新生兒很難再感染B型肝炎病毒，但1.2億人的歷史“欠賬”還沒有完全解決。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2014年的估算數據稱，全國約有9000萬B型肝炎病毒攜帶者。每年有30多萬人因B型肝炎及其引發的一係列疾病而死。

　　與肝炎打了一輩子交道的莊輝院士説，過去每月要花費上千元的B型肝炎抗病毒藥物，由于納入醫保，價格已降到十幾元。但由于理念等原因，當前B型肝炎治療中的一個障礙仍是難以做到規范診治。

　　據他介紹，在八九千萬B型肝炎病毒攜帶者中，經過診斷得知自己攜帶病毒的，不到20%。而在2800萬發展為B型肝炎病人的人群中，接受正規治療的只有兩三百萬人。

　　在疫苗領域，中國也還處于追趕狀態。全球90%以上的疫苗市場仍被默沙東、葛蘭素史克、輝瑞和賽諾菲這4家巨頭佔據。4家企業的研發費用佔到了營業收入的17%，而中國醫藥類上市公司的這一數據僅為2.8%。自主研發的疫苗仍然匱乏。

　　30年後，到北京那個被遺忘的疫苗車間去懷舊的人，已經不多了。但趙景傑記得，當時國內不少單位派人前來考察，門庭若市。“這一個項目，將我們疫苗制造的整體水準抬上了新的臺階。”趙景傑説。

　　對于如今的中美合作，這場項目當年的親歷者們也有了不同看法。有些人覺得，雙方懷有的心事越來越多；也有人認為，日益強大成熟的中國企業有了更多與國外交流的渠道，有能力直接聘請國外的專家，合作更容易了。

　　但大家都承認的是，作為一場自發的友好合作的産物，B型肝炎疫苗項目帶來的影響，在歷史的很多個側面都留下了痕跡。

　　默沙東通過這次與中國的合作，贏得了全球性讚譽。中國市場也回報了這家企業。1992年，默沙東成立了中國分公司。

　　那場合作之後，武阿妹立志“為中國的公共健康做更大的項目”，留在默沙東，一度成為這家企業中國疫苗事業部的總監；洪愛琳現在是一家投資銀行的高管，負責在華醫療領域投資；劉群則留在了康泰，成為副總。

　　他們中的很多人在30年間一直保持通信。重聚在當年工作過的園區，人們圍坐在一起，看著老照片，很快便有説不完的故事，講不完的笑話；有人帶頭哼幾句，這群人便合唱起當年一起學過的歌。

　　2011年，劉群也再一次前往默沙東總部，商討另一款疫苗的技術轉讓。從商務意義來看，那是一次不太成功的會面。

　　回國前，他決定去看望尤金·沃普勒。他吃驚地發現，沃普勒家裏挂著一副中國書法，正是自己多年前贈送的禮物。

　　“之後我會離開這世界，我的孩子也不懂書法。你應該把它帶回中國。”告別前，沃普勒説，“這本就是屬于你們的東西。”

　　劉群的眼眶一下子濕潤了。一切好像回到了過去。

　　但時間只會匆匆向前。尤金·沃普勒，沒有趕上30年後在北京的聚會。2019年4月24日，他病逝于美國。

　　他參與研發的疫苗還在中國，最早接種它的孩子很多都已成家立業，按照30年前定下的合作計劃，他們的下一代在出生之後，也在24小時內，打上了這麼一針疫苗。（程盟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