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談記者走訪多個城市社區了解到，一些地方的社區行政化傾向明顯，工作負擔沉重，特別是上級甩下來幹不完的任務和死灰複燃的奇葩證明，讓社區幹部心力交瘁。他們反映，他們現在是“幹最重的活、拿最少的錢、遇最奇葩的事”。

　　街道辦成了“二傳手”，“行政下移”讓社區幹部窩火

　　城市社區是居民的自治組織，但近年來一些原本屬于街道辦的工作頻繁向社區轉移，行政化傾向嚴重，大量行政事務工作擠壓社區工作人員的時間和精力。

　　工作11年的社區幹部王心(化名)説，2004年她結婚時，結婚證、準生證等在街道辦辦理，但2008年她到社區工作時，這些已經成為社區的分內工作了。同時，低保、殘疾人工作等任務也落到社區工作人員身上，“社區負責幹活，街道辦反而成了資訊傳遞的‘二傳手’”。

　　“從計生、交通、民政到社保、勞保等，凡是街道辦裏有的口，都會給我們下任務，社區的服務工作只能用閒暇時間來做。”另一個社區的黨支部書記對半月談記者説。

　　活多人手少。一些社區幹部每周或每月都要被抽調到街道辦幹活。一個社區的12名工作人員裏有4人需要輪崗。一些地方的街道辦形成“街道辦主任派活—副主任安排—科員調人—社區幹部幹活”的狀態。“別看辦事大廳裏人坐得滿坑滿谷，好多人是從社區抽調過去的。”王心説。

　　幹著街道辦的活，卻沒有享受行政人員的待遇。太原市社區的一些工作人員一個月到手只有2400元左右，呂梁等市的社區工作人員只有1600多元，相當于當地街道辦幹部的一半左右。

　　有些社區甚至欠了一屁股債。中部某市同一街道上的幾個社區共欠了200多萬元。一名社區幹部説，居委會一年只有8萬元活動費用，但一年下來辦公室租金、水電暖等費用要十四五萬元，“我們現在還欠著40多萬元，與周邊比是欠債最少的”。

　　14個人幹近百項活

　　社區行政化，讓社區幹部不得不面對形形色色的“協助”任務，從經濟普查到協管交通，從地方維穩到運動會宣傳。“上面有多少部門，我們就有多少領導，就有多少種活。”一位社區主任説。

　　王心的微信裏有30多個工作群，既有按信訪、民政、環衛等對口部門建立的固定群，又有“二青會志願者”“我和我的祖國快閃”等臨時群。“現在的領導有啥事都是往微信群裏一扔，一級扔一級，扔到我們這才開始幹活。”

　　太原市某社區主任馬主任介紹，社區14名工作人員承擔了近百項工作，工作量和人員數量不成正比。隨著上級職能部門分工越來越細、職能越來越完善，社區負擔會越來越重。

　　馬主任説，社區每天報表至少要填十幾份，給不同部門重復報多次，甚至要求報門面房的經緯度，根本報不了。

　　一些專業性極強的活，社區只能“硬著頭皮幹”。前段時間，呂梁市一位社區主任張清(化名)做了一次經濟普查。“統計局派的任務，有幾十項指標，我們也不懂，只能照葫蘆畫瓢地向社區內的商鋪問個數字。”張清説，“問不到位，結果不準確，我們也沒辦法，還必須得幹。”

　　奇葩證明死灰複燃

　　社區幹部反映，由于社區行政化嚴重，前幾年一度減少的奇葩證明，今年又有回潮的跡象。

　　太原市出臺過規定，社區只需蓋居住證明、死亡證明、社區矯正人員情況證明等8種證明，現實並非如此。社區幹部反映，要蓋的章一個也沒少。

　　“孩子拿獎學金要社區開無偷盜記錄證明、學生假期志願者服務需要社區開證明、大學生入黨政審等都要社區蓋章。”太原市一名社區幹部説，一些章要得特別急，來了就要蓋，蓋完就要走，不給蓋就吵。

　　一位社區主任説，小區裏民用房改商用房是政策不允許的，工商部門完全可以不給登記。但工商部門把矛盾轉嫁到社區頭上，讓他們先蓋章。“蓋章違反政策，不蓋章辦事的人覺得卡他們。”（記者 呂夢琦 王井懷 劉揚濤）

　　刊于《半月談》2019年第19期

【糾錯】

責任編輯： 楊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