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與燃煤污染告別

　　北京平原地區已基本告別燃煤污染；最後一家國有煤礦今年年底將關停，結束北京千年採煤史

　　2017年11月14日，順義區東水泉村，工作人員在村民家檢查煤改電供熱設備。記者 侯少卿 攝

　　2015年3月20日，被稱為“長安街上最後一根煙囪”的國華北京熱電廠燃煤機組全部關停。記者 王貴彬 攝

　　2017年6月15日，宛平城，電力工人在進行煤改電工程施工，把電纜引入地下。記者 侯少卿 攝

　　2013年11月13日，東城區琉璃井煤廠，壓煤機已經停止工作，工人們坐在一起閒聊。城區供熱煤改電之後，煤廠日益冷清。黃月 攝　

　　害怕嗎？

　　時常有人問安二同，深入地下百余米甚至數百米，不見天日，是什麼心情。

　　30年工作在“地面以下”，安二同退休時，他所在的木城澗煤礦也臨近了它的尾聲——1998年起，北京開始大規模治理大氣污染，並向燃煤污染宣戰。

　　“戰爭”延續了20年。到去年，北京二氧化硫的年均濃度為6微克/立方米，相較20年前，降幅高達95%。

　　礦上的工友相繼離開，老舊平房院裏的煤棚拆掉了，鍋爐房不再燒煤。環保執法隊員“登高查煙囪”的頻次減少，更優的技術和能源成為了煤的替身。

　　煤炭，逐漸淡出我們的取暖記憶。

　　千年採煤史即將結束

　　伴隨長期的礦山開採，門頭溝山體岩石裸露甚至山體被挖空。進入新時代後，門頭溝被賦予了“生態涵養發展區”的新功能定位，陸續關閉了區屬全部270家鄉鎮煤礦、500多家非煤礦山、砂石廠。

　　“不恐懼，也沒時間恐懼。”

　　安二同每次都會給出這樣的答案。39年前，他第一次在門頭溝木城澗煤礦下井。穿上井下靴子、工服，戴著安全帽，感覺井下挺寬敞。沒有“路燈”照明，一人一個頭燈，只能看清眼前那“一畝地”。

　　雖然礦井內漆黑一片，但他很自豪，“到礦上當工人了”。

　　木城澗曾是京西最大的煤礦，1952年建礦投産，年産能最高時達170萬噸，職工最多時達7400多人，建礦以來，已為國家貢獻了煤炭資源7000余萬噸。

　　北京採煤素有“發軔于遼金之前，濫觴于元明之後”之説。西部的門頭溝，曾是中國五大無煙煤産地之一，以煤炭為核心的礦業文化，在這裏留下了深刻的歷史烙印。

　　安二同是土生土長的門頭溝人。1980年，他26歲，來到木城澗煤礦，成為一名礦工。

　　礦上實行早、中、晚三班倒工作制，半個月一輪換，在井下一待就是8小時。礦上遠，在井下也不能隨時上來，大家都自帶“班中餐”。“我們喜歡帶點兒火燒和饅頭，一般是好拿不會灑的食物。”安二同回憶起舊時，大家雖然拿定額工資，但積極性都很高，每年都超額完成任務。

　　那會兒，一個饅頭4分錢，一天的工錢是“2384”：2塊3毛8分4。

　　井下很“熱鬧”，大夥兒各司其職，掘進、回採、運料、裝車，還有專門的安全員。8個小時一晃而過，大家都滿腔熱血，黑黝黝的臉上總挂著笑，不覺得累。

　　從井下上來，回到地面那一瞬，安二同總會跟自己説一句，平安回來了。這一幹就是30年。

　　10年前，安二同開始退休生活。

　　1960年到2007年，門頭溝地方原煤生産量在北京市煤炭終端消費量中平均佔比63.5%。伴隨長期的礦山開採，山體岩石裸露甚至山體被挖空，門頭溝的自然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破壞。後來，隨著首都經濟結構和城市功能定位的戰略性調整，門頭溝被賦予了“生態涵養發展區”的新功能定位。

　　一場告別礦井、修復生態環境的大規模行動正在展開。

　　去年底，木城澗煤礦關停，徹底成為記憶。荒蕪低沉的礦區讓安二同倍感失落。“以前一大清早礦區裏車水馬龍，如今沒有人煙，很不舍。”木城澗成就了安二同，這“沉淀億萬年的烏金”，承載著礦工們的青春。

　　至今，門頭溝區陸續關閉了區屬全部270家鄉鎮煤礦、500多家非煤礦山、砂石廠。門頭溝最後一家國有煤礦大臺礦也將在今年年底實現關停，這意味著京西甚至整個北京將徹底告別自遼代至今上千年的採煤史。

　　再也不用“囤煤過冬”

　　2003年至2013年，北京持續推動中心城區和核心區老舊平房“煤改電”。“煤改電”居民均採用居民低谷試點電價，降低取暖成本。雖然電比煤貴，算上政府補貼，還是有實惠。

　　有了蜂窩煤和土暖氣，就有了整個冬天。煤從礦井裏出來，一部分被送到各個煤站加工，再走進千家萬戶。

　　煤粉和上水，用蜂窩煤機一按壓，一個外圈8孔、內圈4孔的蜂窩煤就做好了。

　　生火時也有講究，先用廢紙把劈柴引燃，再用火鉗把煤夾到爐子裏。一開始總煙熏火燎的，慢慢煤變得紅火，亮堂的爐子總讓人滿足快樂。

　　爐子生好火，放上一壺水，整個屋子變得暖和又濕潤。

　　8月下旬的一天，北京有了初秋的模樣。90歲的郭奶奶，站在院子口曬太陽、剝洋蔥。

　　她家住在東城區東廳胡同，大約3年前，東廳胡同啟動煤改電。

　　郭奶奶手指著一處空地説，瞧，那兒以前是煤棚。每年9月，家家戶戶開始準備囤煤過冬。郭奶奶家一個冬天要燒500塊煤，她感覺很麻煩，“每天早起先用劈好的柴籠火，還要不停換煤，火不能滅。現在就一個開關，冷了就開，方便多了。”

　　煤棚“舊址”現在空蕩蕩，旁邊綠植正盎然。除了更便利，郭奶奶覺得，煤改電後，煤渣沒了，環境幹凈不少。

　　幹凈，也是謝蓓的感受。

　　她住在西城白紙坊清芷園社區，家裏有5間屋子。2013年，這片兒啟動煤改電。

　　往年冬天燒煤，一年下來得用6車，每車400塊煤。

　　“還不能一次上齊，沒地兒囤。”謝蓓説，以前為了存放蜂窩煤備用，家家戶戶屋外都有簡易煤棚，一般用磚頭簡易砌一個，四四方方類似于小雜物間。“以前從來不敢在院子裏晾衣服，太臟了。”謝蓓倣佛又聞到了當年刺鼻的煤煙味。

　　她笑言自己不會燒爐子，結婚之前是父母幫忙燒，婚後，這活兒輪到了愛人。環境也讓人頭疼。家家戶戶燒著爐子，整條街都烏煙瘴氣的，地上遍地煤渣。

　　用電取暖後，一個冬天下來，花費跟之前差不多，大概4000元左右。雖然電比煤貴，算上政府補貼，還是實惠了不少。

　　2003年至2013年，北京一直推動中心城區和核心區的老舊平房“煤改電”。按照政策，“煤改電”居民均採用居民低谷試點電價，即調低低谷電價，降低居民用電取暖成本。

　　除了在夜間取暖時享受較低價格，符合一定條件的居民還可以享受政府補貼。2013年後，農村地區啟動煤改清潔能源。

　　換言之，北京民用散煤的治理，是把核心區的經驗，逐步往外輻射推廣的過程。其間，公眾環保意識不斷提升，大家漸漸改變生活習慣，為環境改善出力。

　　燃煤發電成為歷史

　　1998年開始，北京啟動中心城區小鍋爐改造。2009年起，城六區開始著手20蒸噸以上鍋爐改造。隨後，北京劃定高污染燃料禁燃區，至2018年底，北京平原地區基本告別了燃煤污染。

　　知春裏鍋爐房和中關村知春分校緊挨著，像一對“難兄難弟”，共生共存。

　　鍋爐房給周邊45萬平方米供暖，有3臺20蒸噸的鍋爐。往年一個供暖季需要用八九千噸煤。

　　煤就放在室外，雖有苫蓋措施，囤煤和鍋爐上煤的時候，總得掀開，尤其每天上煤到煤倉，需要三四個小時。風一刮，黑塵滿天。知春分校新聞發言人肖文記得，鍋爐緊挨著學校辦公室。不光是採暖季，囤煤的時候也很臟，起風時最嚴重，窗臺上、桌子上一層黑，平時都不敢開窗。

　　“2013年煤改氣後，學校是直接受益者。”肖文説，鍋爐房不燒煤了，全部換成清潔能源天然氣。以前的煤堆消失不見，黑乎乎的窗臺成為記憶。以前雖有影響，不過跟鍋爐房關係一直不錯，大家一起想辦法解決問題。

　　鍋爐房馬站長如今還從事供熱工作，煤改氣後他輕松不少，“如果天兒不好，再沒人怪到我們身上了。”煤改氣雖然提高了能源成本，但政府有補貼，工作環境也好了，馬站長挺開心，以前工服一會兒就黑不溜秋的，鍋爐房裏全是灰。

　　長期以來，我國保持以煤炭為主的能源消費結構，超過80%的煤是直接燃燒使用，高耗低效燃燒煤炭向空氣中排放出大量二氧化硫、二氧化碳和煙塵，造成以煤煙型為主的大氣污染。除了家家戶戶的民用散煤治理，燃煤電廠和各類鍋爐，是北京燃煤源污染控制的兩大抓手。

　　1998年開始，北京啟動中心城區小鍋爐改造。2009年起，城六區開始著手20蒸噸以上鍋爐改造。隨後，北京劃定高污染燃料禁燃區，至2018年底，北京平原地區基本告別了燃煤污染。

　　煤改氣的路途中，少不了企業參與。

　　2017年，燕京啤酒廠180蒸噸鍋爐全部完成煤改氣改造，告別燃煤。

　　趙偉算了筆賬，煤改氣後，每年運作成本增加8000萬元。他是北京燕京啤酒公司總經理助理兼任裝備部部長，長期分管環保。“作為國企，要承擔社會責任，作好表率。”近年來趙偉發現，企業應急生産的次數少了，證明天越來越好了，“我們要留一點藍天碧水給下一代。”

　　有了清潔能源還不夠。最近他們正在評估，如何用最小的成本發揮最好的效果，從而進一步降低排放。

　　實際上，這種末端治理手段，起初廣泛運用于電廠。

　　煤改氣前，北京地區電廠以除塵、脫硫等改造為主。2010年，北京啟動四大燃氣熱電中心建設，2015年，四大中心陸續投入使用，2014至2017三年間，北京削減燃煤量約850萬噸，並徹底結束了燃煤發電歷史。

　　跟煤煙型污染作戰20年

　　2013年，北京發布清潔空氣行動五年計劃，啟動“零點行動”——夜查。雖然查得嚴，罰得狠，企業如果改造也會有資金補助，為了鼓勵改造，北京持續制定、完善壓減燃煤經濟政策20余個。

　　以往每年採暖季前幾天，晏向陽都跟隊友選個高樓登高瞭望，看哪兒有煙囪冒黑煙。他曾是北京市環境監察總隊副總隊長。“登高會帶上倍數較大的望遠鏡，哪兒黑煙直冒就趕緊找人去查。”1998年開始，環保部門每年都派人登高查黑煙囪，直到後來北京推廣污染物排放線上監控後，登高頻次才逐漸減少。

　　“登高”頗有儀式感。幾年前，每年採暖季首日，北京市政府、有關部門及各區相關負責人也會登上中央電視塔，查看有沒有煙囪冒黑煙。

　　這也是告訴人們，採暖季來了，該上的清潔設備得上，不要有僥倖心理。

　　“一開始真有冒黑煙的，後來就越來越少了。”除了登高瞭望，2013年開始的“零點行動”也讓晏向陽記憶猶新。

　　2013年，北京發布清潔空氣行動五年計劃，啟動“零點行動”——夜查。冬天取暖，晚上負荷最重，加上夜裏容易疏于監管、偷工減料，是檢測企業是否超標排放的重點時段。

　　那會兒總是環保監察人員加上監測人員一起，深夜12點出去，快天亮了回來，大家都凍得夠嗆。

　　偶爾還遇到棘手情況，企業大門老有狗大叫，有時候企業不配合連大門也進不去，需要反覆協調。還有的企業“臨時抱佛腳”，看到檢查的來了趕緊上設備加材料（往鹼池裏加鹼），不過為時已晚。

　　晏向陽説，雖然查得嚴，罰得狠，企業如果改造政府會有資金補助，“胡蘿蔔”和“大棒”相結合。為了鼓勵改造，北京持續制定、完善壓減燃煤經濟政策20余個。

　　1998年開始治理燃煤污染至今，北京跟煤煙型污染持續作戰了20年。20年，是7300多個日夜的久久為功。除了政策保障，還有一幫人為政策落實保駕護航。

　　市生態環境局大氣處的張中平也是北京治煤的親歷者。

　　“世界上沒有大規模改造的先例供我們參考，只能邊幹邊摸索，摸著石頭過河。”張中平説，多年來壓減燃煤，每一個政策中的每一個細節，都經過了反覆醞釀和協調。

　　計劃怎麼定、每年要改多少、能改多少？需要經過大量評估調研，這些跟氣源、電力設施以及當前相應的配套保障密切相關。然後，看大家願不願意改，如果不願意，是否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困難，比如資金不足，或者施工條件困難等。

　　最終，還要看改後的效果，大氣污染治理到底有沒有實現減排。

　　“只要定下來目標，氣源過不去，我們幫你找，路過不去，我們幫你想辦法。”大到資金鼓勵政策、小到工程節點，每一次進展，都是多個部門共同協商的結果，張中平已經記不清去過多少次現場，開過多少個協調會。“每天去兩三個現場，一年下來要跑上千次。”

　　最難的莫過于燃氣管道的鋪設，路由選址尤其艱難。有的管道要穿河流、穿公園，需要得到相關部門審批，有的在山區，管道根本上不去。

　　一個變化讓大家欣喜。

　　以前推廣清潔能源改造的時候總有不理解的聲音，有人問，我祖祖輩輩燒了這麼多年煤，憑什麼讓我改？如今，有人問政府部門，別的地方都煤改電了，為什麼還不給我改？

　　晏向陽和張中平都認為，這是公眾對壓減燃煤工作的理解和認可，也説明治理有了成效，給大夥兒帶來了幸福感。

　　“人的轉變，需要一個適應過程。”安二同願意把人們對燃煤治理的誤解，交給時間來解決，“現在大家體會到變化，也不願意再燒煤了”。

　　退休後，安二同每天都去礦區轉轉，跟老工友聊聊天。

　　“現在天兒多好啊，改對了”。

　　記者手記

　　多年來，北京的大氣治理伴隨不少質疑。

　　以燃煤治理為例，企業不理解，有抵觸情緒。尤其是排放達標的企業，更不理解為何要花更多的錢改成清潔能源。

　　老百姓對煤有感情，多年來形成的生活習慣很難改變。加上用電的成本高，更不願意參與治理。

　　如果用兩個詞來概括北京治理燃煤的歷程，可以説非常“不容易”，措施也“超常規”。

　　起初法律法規、標準以及經濟鼓勵政策等都不完善，只能呼吁大家主動參與。

　　2012至2013年，霧霾空前爆發，空氣品質指數動不動就“爆表”，PM2.5突然出現在人們面前，成為主要污染物，成為眾矢之的。

　　人們談PM2.5“色變”，開始變得恐慌。2013年，北京向PM2.5宣戰，出臺了史上力度最大的法規標準和減排措施，經濟鼓勵和嚴格執法相結合治理燃煤污染。可以説，2013年後，尤其是第一個清潔空氣五年計劃期間，北京一直以超常規手段治理大氣，5年幹了10年的活兒。

　　人們開始理解，環保並不是環保部門一家的事兒，需要多部門協同。大氣治理也不是北京自己的事兒，需要區域協作。

　　人們也逐漸意識到，每個人都不是局外人，治理大氣污染、改善生態環境，需要從自我做起，比如少開一天車。

　　北京目前還剩下多少煤？一部分在遠郊山區，屬于民用散煤，大概200萬噸，將因地制宜逐步推進改清潔能源。

　　其次，北京水泥廠和琉璃河水泥廠，因為涉及危廢和飛灰處理，這兩處還在使用燃煤。燕山石化有一臺燃煤鍋爐，計劃今年底淘汰。另外還有停機備用的華能燃煤機組，其余基本都清理掉了。

　　不過，目前剩余的這部分燃煤主要是保障城市的基本運作，減排空間有限。

　　過去多年，燃煤作為主要能源，給城市帶來飛速發展，也付出不少環境代價。

　　如今，是時候讓你我的城市煥然一新了。(記者 鄧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