傷心、糾結、困惑。8月26日，辦理離職手續後，35歲的瀋陽女教師陳媛在學校班主任工作群裏發了一段長長的文字。“讓我放棄教育的良知，我還不如個點讀機……”去年12月，她因學生花錢雇他人代寫作業，罰其抄寫30遍，家長以“變相體罰”為由狀告到區教育局。學校對她停薪留職，並要求她向學生道歉。

　　最近，像陳媛這樣對管理學生的方式産生疑惑的老師並不鮮見。

　　在大力推行師德考核的背景下，老師面對違紀的學生左右為難，不管，學生會調皮搗蛋、無法無天；管了，懲戒不當，很可能變為體罰或變相體罰，一些家長不依不饒，主管部門為了息事寧人會加重處罰。這導致許多老師“明哲保身”，陷入想管不敢管的困境。

　　近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深化教育教學改革全面提高義務教育品質的意見》，明確提出教師有教育懲戒權。“尚方寶劍”既出，新學期，老師們是否就敢行使懲戒權？記者採訪多位老師了解到，由于尚無標準邊界，他們對實施懲戒仍有顧忌。

　　治熊孩子，只剩下好言相勸？

　　“調皮搗蛋，遇上請家長都不管用的，我只能好言相勸。教書育人，現在只剩下教書了。”王傲君説。

　　24年前，49歲的遼寧阜新市某小學教師王傲君會為她自己的這段話羞愧。那時，她覺得老師是份光榮職業。她把學生當作自己孩子，犯錯的，她會直接訓斥，怒其不爭。生起氣來，拍打、罰站也是有的。

　　3年前，一件事讓她心裏涼透了。

　　那年，她是三年三班的班主任。語文課上，一名學生不僅辱罵同桌，還折斷了同桌的鉛筆。王傲君叫出來批評，結果該學生説臟話頂撞她，一怒之下，她打了學生一下。第二天，家長帶著醫院的診斷書，説孩子耳朵嗡嗡響，要去當地區教育局告她，索賠2萬元，王傲君沒同意。“當時就是氣不過，我是為了孩子好，不是故意拿孩子撒氣。”王傲君説。

　　不認錯，學校全體教師一整年的績效工資將會扣發。在教育局和學校的雙重壓力下，王傲君帶著醫藥費和水果看望學生，她給家長下跪道歉。家長仍不依不饒，最終王傲君賠償1.8萬元、停薪留職，並在學校大會上檢討。那之後，她生了重病，每天喝中藥治療。

　　這件事的影響不僅于此。

　　家長們開始盛傳王傲君毆打學生，人品有問題，甚至有家長鼓動學生説“你敢打我，我就告我爸，讓你賠2萬元”。同校老師們噤若寒蟬，大半年的時間裏，不敢嚴格班級管理。甚至出現了荒唐事：學生辱罵、毆打老師，老師躲到教室外，打電話喊家長。一些班裏出現了“小霸王”，課堂紀律渙散，自習課吵鬧，連基本的學校衛生都打掃不好。

　　無論什麼情況，打學生都是不對的。但對犯錯的老師處罰到什麼程度，才能既讓老師敢懲罰，又要有分寸？這引起了這所學校老師們的討論。

　　但放任也不是辦法。這件事發生後，學校嘗試了賞識教育、快樂教育。“學生犯了錯，就罰他在全體同學面前表演節目”“做了一件錯事，就要罰他做一件好事彌補”“無論孩子多調皮，都要先誇獎他，讓他高興後再説問題”……記者採訪的多位老師對此頗有看法，“犯錯跟玩似的，明明是獎罰不分。老師一直和顏悅色，學生哪還有敬畏之心？”

　　“既怕懲戒走了樣，又怕老師不問不管”

　　教育懲戒是教師依據一定的規范，以不損害學生身心健康為前提，以制止和消除學生的不當行為，幫助學生改正錯誤為目的，以懲罰為特徵的一種教育方式。教育懲戒權的使用由來已久，從舊時私塾的戒尺可見一斑。

　　《中小學教師職業道德規范》明確規定，教師不得諷刺、挖苦、歧視學生，不體罰或變相體罰學生。懲戒不是體罰或變相體罰，而是包括批評權，即批評和制止學生不當的言行舉止；警告權，要求犯錯誤學生寫認識到自己錯誤的檢討書，以保證不再犯錯；留校權，視情況要求犯錯誤學生放學後留校，反省自身錯誤；剝奪權，視情況取消犯錯誤學生參加某些集體活動(如春遊、秋遊)等權力。

　　為啥合理的懲戒，老師也不敢用？因為家長態度也是模棱兩可。

　　“我不希望孩子在學校裏被老師羞辱或體罰，可是也不希望當她犯錯時，老師不問不管。”家長李陽説。

　　李陽11歲那年因為數學考試馬虎大意，被班主任用鋼筆在左右臉蛋上各畫一個“紅叉”，直到小學畢業的很長一段時間，都被同學叫做“紅叉”。現在回想，那種恥辱感現在想來還有。“我也知道老師是希望我記住做題不要馬虎，可我卻忘了錯題，只記得羞辱。”

　　記者採訪32位家長了解到，所有家長們都沒有觀點鮮明地支援或反對，既支援懲戒，又擔心罰得太重。“當父母也管孩子，也知道有的熊孩子犯錯不罰，只會越來越不守規矩，最後就管不了。” “不是不讓罰，有的老師一罰就走樣，尤其本身脾氣急躁的，打孩子、説難聽話是常事，有可能造成孩子極大的心理陰影。”

　　“現實中個別教師體罰學生、缺乏職業道德的事情被輿論放大，導致家長對學校不信任，教師更加不敢行使懲戒權”，瀋陽市皇姑區某小學教導處主任王育琴説。她所在學校的一位小學一年級班主任怕家長“校鬧”，避開攝像頭在教室角落裏單獨批評了學生。學生回家後大哭説不清楚，結果家長非説老師打了人。

　　讓這位老師傷心的是，學校、主管部門為了息事寧人加重了處罰。最終，在沒有任何打人證據、診斷書的情況下，學校還是處罰了該老師。

　　有了法律保障，還應有標準邊界

　　“懲戒權要用，小樹苗長歪還要修剪呢，何況是人。”從業35年的退休老教師韓舒寧告訴記者，小學生的“三觀”剛形成，正是需要敲打和引導的時候。教育是為學生今後的社會生活做準備，學生有了規則意識，才能承擔責任、承受挫折。大部分的學生批評教育後就會改正，需要懲戒的往往是班裏一兩個打滾撒潑的熊孩子。

　　“有了法律保障，還應有施行的標準、邊界。”遼寧青松律師事務所律師王金海表示，我國對教育懲戒權有法律保障但沒細化。《教育法》第二十九條規定，學校有權對受教育者實施處分。《中小學班主任工作規定》也提出，班主任在日常教育教學管理中，有採取適當方式對學生進行批評教育的權利。“雖然給予了肯定，但沒有明確提出實施的條件、方式、范圍、限度，以及濫用的後果和處罰等。”

　　給老師一份懲戒權“使用説明書”。瀋陽師范大學學前與初等教育學院教授秦旭芳舉例説：“學生上課説話、辱罵同學，應該怎麼懲戒，是罰站，還是罰抄寫。站多久，抄多少，這些要定下標準。有了標準和邊界，同時保護老師和學生，避免一有‘校鬧’就重罰老師，同時也避免老師為‘明哲保身’只教書不育人。”

　　7月9日，教育部基礎教育司司長呂玉剛在國新辦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將研究制定教育懲戒權實施細則。

　　對當下的懲戒困惑，瀋陽一中學校長張江建議，讓家長簽協議，管不管，管到什麼程度説到明處，“學校和家長充分溝通，這樣家長才會充分信任老師。”(應採訪對象要求，部分為化名)

【糾錯】

責任編輯： 唐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