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7月拍攝于青海金銀灘的四姐妹合影。從左往右分別是王蘭娣、范德娟、羅惠英和俞錫君。(翻拍照片)

王蘭娣近照。

羅惠英近照。

俞錫君近照。

　　王蘭娣跟老伴別扭了大半年,只因老伴在外受了“委屈”,翻出照片出去“顯擺”了一次。

　　那張照片的事,只有在孩子學習不認真的時候,王蘭娣才會在家裏嘮叨幾句。

　　這是一張看似很普通的合影。四個20歲出頭的上海姑娘側身挽著胳膊,在帳篷前站成一排。當時王蘭娣個頭最高,梳著一頭短發,站在最左邊。往右依次是范德娟、羅惠英和俞錫君,三人都扎著羊角辮。

　　照片裏模糊的背景是1963年7月青海湖東岸的金銀灘——一個曾經從地圖上消失30多年的地方,一個曾經諱莫如深的國家禁區。

　　半個多世紀之後,每當講解員講到“這張照片是這個基地唯一的私人合影”時,人們不禁駐足凝視。

　　偷了家裏的戶口本把戶口遷了

　　火車站是亂得不能再亂了,王蘭娣只記得人多得不得了,大家要麼在説話,要麼在哭。那些一直沒哭的,到了車廂裏也忍不住抹起淚。

　　1958年10月2日,王蘭娣坐上了上海開往寶雞的火車。那年王蘭娣18歲,是上海第十女中的高三學生,幾天前她剛拿到新課本。

　　車廂裏都是20歲不到的年輕人,上海第九女中的俞錫君、羅惠英和范德娟也上了這趟車。

　　把她們聚在一起的是幾天前的一個通知。

　　一個星期前,正在上海一家傘廠勤工儉學的王蘭娣和幾個同學一起被叫到學校教導處。老師告訴她們,“你們提前畢業了。國家正是需要人才的時候,你們因為成績好、家庭成分清白,被選派到陜西寶雞的國防學校學習。”

　　王蘭娣和同學們當場表了決心,“國家需要我們上哪就上哪去。”

　　“那個年代的年輕人實在,光嘴上説沒有行動的話,是要被人戳脊梁骨的。”王蘭娣説。

　　王蘭娣回家把消息告訴了母親,母親當場就哭了,拉著王蘭娣父親要找老師。

　　母親舍不得王蘭娣,況且家裏經濟條件不好,還有一個不到10歲的妹妹,也需要王蘭娣在家幫襯。

　　“我怎麼可以拖小孩的後腿呢!”父親不願意去,王蘭娣母親前後獨自找了班主任兩次。

　　王蘭娣鐵了心要去寶雞,偷偷拿了家裏的戶口本去派出所把戶口遷了。後來,因為擔心小女兒也跟著姐姐學,母親一直把戶口本寄存在別人家。

　　前後相差沒幾天,羅惠英、俞錫君和范德娟也接到同樣的通知。當時在班上成績優秀的羅惠英原本想當醫生。

　　為了給家裏省錢,她也答應去寶雞。

　　回到家裏,羅惠英的母親對她説,“可千萬別當逃兵。國家需要你,你就去吧!”

　　兩天的行程,她們進了寶雞國營782廠。782廠主要生産雷達,一年前才建好,是國家“一五”期間的156項重點工程之一。

　　原來所謂的“國防學校”就是在782廠半工半讀。她們上的是大學的課程,王蘭娣、俞錫君和范德娟被分到了雷達結構班,羅惠英被分到了無線電班。

　　在寶雞,王蘭娣曾給母親寄過一張生活照。不識字的母親托堂哥寫了一封回信。信中,堂哥“批評”了王蘭娣:“你怎麼可以把這張照片寄給你媽呢!”照片上的王蘭娣看上去著實瘦了不少。

　　王蘭娣在廠裏老加班。有一回剛熬完夜,王蘭娣上北京出差,竟在公交車上站著睡著了。

　　那時吃得也不大好,“開始是玉米糊糊,再後來就得自己外出找野菜、挖蕨根。”俞錫君還記得,“當時沒工具,大夥只能用磚頭砸挖來的蕨根,最後做出來的蕨根粉還帶著磚屑,大家也將就咽下去了。”

　　直到1963年,她們才勉強上完全部的課程。

　　這時,她們又收到了一份通知。

　　“我願意到那個重點工程去”

　　1963年7月初,同樣的命令又一次讓她們登上了從蘭州到西寧的同一趟火車。

　　幾天前,當俞錫君把那張小紙條交上去的時候,同事們都覺得她糊涂。紙條上只寫了一句話:“我願意到那個重點工程去”。

　　“你們一個肩膀挑的是中國7億人的擔子,另一個肩膀挑的是全世界30億人的擔子。”俞錫君是在辦公室裏聽到喇叭裏傳出的這句話。那天,國營782廠裏開了一場動員會。

　　講話的人挺神秘的,只説動員他們去“重點工程”。可“重點工程”在哪兒,去幹什麼,這些問題只字不提。俞錫君只聽到那個地方比寶雞更苦。

　　當時,782廠那些成了家的或有對象的還在猶豫。俞錫君單身,她覺得與其領導來勸,不如自己主動去闖一闖,“反正已經離上海很遠了”。

　　王蘭娣當時想的是,“人家叫你去就去”。這件事她沒和家裏説,也沒告訴男朋友。

　　“也不是誰都能去的,得挑成分好的、學習成績好的。”那時單身的羅惠英還記得,下決心之後她就給家裏寫了一封信,內容是“調到了新的工作崗位,暫時不能通信。”

　　在西寧,她們領了防寒“四大件”:狗皮帽子、藍色棉大衣、大頭鞋和牛毛氈。之後改乘小火車,王蘭娣記得那趟火車是不允許拉開車窗簾子往外看的。最後坐敞篷大卡車,穿過一條揚灰的砂石路,抵達青海省海西州海晏縣金銀灘。

　　這裏是平均海拔3200米的一片草原,“西部歌王”王洛賓那首膾炙人口的《在那遙遠的地方》,就誕生在這裏。正值7月,金銀灘上成片的黃色金露梅和白色銀露梅像浪花一樣鋪開。

　　當時,導演淩子風拍攝的電影《金銀灘》悄悄被停播了。電影講的是藏族塔秀部、阿裏倉部兩個部落過去因爭奪銀灘草場存有芥蒂,最終在人民政府的幫助下握手言和的故事。

　　6年前的1957年,一架飛機在金銀灘上盤旋一陣又掉頭往東去。沒多久,這裏的1700多戶牧民趕著7萬頭牲口遷出這片草原,緊接著陸陸續續進來一批建設者,他們挖地窩子,搭帳篷,建廠房。

　　眾人下車,加厚牛毛氈搭的帳篷星羅棋布。帳篷裏的床是包裝箱的木板搭的,王蘭娣發現木板下還殘留著剛剛鏟掉的馬鈴薯的根。

　　這裏是青海221廠。4人被分配到221廠機關器材處,任務是根據需求列計劃,到全國各地訂購並管理器材。當時俞錫君分在基建材料管理處,羅惠英分在科研器材供應處,王蘭娣管化學試劑,范德娟管生産器材。

　　“我念的是無線電,怎麼不讓我去實驗部?”羅惠英發現一起來的一個夥伴被分配到了實驗部,她覺得待在器材處“大材小用”了,“讓我待在器材處搞計劃、採購,我不就白學了嗎?!”

　　沒多久,就傳出那個夥伴得了白血病的消息。

　　“蒙在鼓裏”參與造原子彈

　　留在器材處的羅惠英,剛進廠就挨了領導一頓批評。

　　那是羅惠英第一次吃青稞饅頭,她吃了半個就咽不下去了,偷偷把剩下那半個丟在帳篷外,挨了一頓狠批。

　　羅惠英確實吃不習慣。

　　在這平均海拔3200米的高原上,水燒到80℃就開了,面也發不起來。青稞饅頭就是黏糊糊的一坨面,吃起來半生不熟的。就是這黏糊糊的饅頭沒幾分鐘就凍上了,硬邦邦的。當時廠裏還流行著一個玩笑話,“這個饅頭掉在地上,汽車壓過去,地上也得一個坑。”

　　扔掉青稞饅頭確實不應該。幾年前,廠裏每人每月只能吃半兩油,24斤糧食,唯一的菜就是茄子幹,有時茄子幹還發霉生了蟲。那是廠裏最困難的時候,不少人患了水腫。

　　“半兩油能幹啥?當時食堂燒一大鍋水,放點茄子幹,滴一丁點兒的油。”最早一批到達金銀灘,後來成為俞錫君丈夫的張儉清回憶,“當時吃的是帶麥麩的面做的饃,吃完就便秘。”

　　住的也不適應。

　　這裏除了夏天,不是大雪紛飛就是飛沙走石。一旦刮起風沙來,帳篷也擋不住。盡管帳篷裏有火墻了,但仍然寒冷刺骨。

　　“煤如果不混著土是燒不起來的。可土都是凍著的,硬得很,拿鐵鎬都刨不出半點土末子出來。”

　　她們還是照舊裹著棉襖棉褲,裹著被子在帳篷裏睡,火墻基本成了擺設。

　　當時要求“先生産後生活”,住房還沒完全建好,領導照樣住帳篷,僅有的幾間房子全給了工程技術人員住。

　　慢慢地,生活條件得到改善了。食堂裏逐漸能見到黃豆、肉類、蔬菜,甚至有帶魚了。1963年底,廠房和職工宿舍相繼建好,又有一部分人住進房子裏。

　　“當時年輕不覺得有多苦。”俞錫君説,“主要是忙。”

　　她們趕上了“草原大會戰”。大會戰的一項內容就是搞生産突擊,設備、材料清單都匯總到了器材處。

　　“一本比字典還厚的設備、材料清單本,要求一式五份。”俞錫君墊著復寫紙登記,可那時的紙厚,握著圓珠筆尖使勁戳,一支筆要麼沒兩天就用完了,要麼被戳壞了。有時候要求一式六七份,再怎麼使勁也寫不出來,只能刻鋼板印。沒多久,俞錫君的指間就全是厚厚的老繭。

　　俞錫君總是在忙,忙得連談戀愛的時間都沒有。在金銀灘待了兩年半,有一年半是在廠裏加班,剩下半年是出差,“資料匯總上報之後,人就得跟著出去採購、催交。”

　　1963年底,她和張儉清在北京出差的時候,覺得談得攏就確定了關係,“沒有看電影,也沒逛草原,就是這麼一回事。”

　　俞錫君發現單位開的介紹信很“好使”。當時青海221廠對外宣稱是“02單位”。“別人一看到02單位就知道這是國家重點工程,都得優先生産我們要的東西。”

　　四姐妹很長一段時間都不知道自己所在的重點工程是做什麼的。

　　就這樣糊裏糊塗地忙了一年多。

　　直到1964年10月16日15時,我國第一顆原子彈在新疆羅布泊成功爆炸。消息傳來時,在外出差的俞錫君才知道自己參與的重點工程就是“造原子彈”。

　　壯著膽求拍的照片

　　當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的消息發布時,廠裏有一個工作人員十分驚訝,“我們國家還能制造這麼厲害的武器?在哪生産的啊?”

　　那時的保密工作做得實在嚴格。“這裏的一把土都不能帶出去的。”王蘭娣記得很清楚,新職工入廠的第一課就是保密教育,“保密教育反覆強調,‘必須十分注意保守秘密,九分半不行,九分九也不行,非十分不可。’”

　　廠裏的生活幾乎與世隔絕。“睡覺是在這個帳篷裏,工作是在另外一個帳篷裏。”王蘭娣説,“下了班也只能在自己的帳篷周圍活動。”

　　“同事之間,即使在同一個辦公室也是各幹各的活,從不打聽各自工作的內容,離開辦公室也從不談工作上的事,都已經養成習慣。”羅惠英説,“去別的廠區更不可能,即使有介紹信,也不能隨便‘串門’。”

　　為了保密,“221廠”有好幾個名字,一開始叫“青海省綜合機械廠”,也叫“蘭字839部隊”,還叫過青海礦區、青海省第五建築工程公司。

　　在“密不透風”的環境裏,幾乎沒人能夠在這裏留下一張私人照片。可俞錫君、王蘭娣、羅惠英和范德娟四個姑娘竟然有了一張合影。

　　那是1963年7月底的一天,正在貨站接收一批新到設備的俞錫君發現有一件設備包裝破損了。器材處叫來保衛處工作人員來拍照,準備向廠家索賠。保衛處的工作人員給設備包裝拍照後,俞錫君壯著膽子對他説,“給我們也拍一張吧。”

　　“沒想到保衛處的人真答應了。”俞錫君趕緊招呼在不遠處的王蘭娣、羅惠英和范德娟一起過來。都是上海姑娘,又都從782廠來,四個姑娘自然總湊在一起。

　　四個姑娘手挽手在器材處辦公的帳篷前留下了一張合影。剛來草原不到一個月,四個姑娘臉上還帶著一些興奮。

　　不久之後,保衛處的那位工作人員只給了俞錫君一張兩寸大小的照片。

　　拿到照片後,廠裏就傳出有人因為往北京寄私人相機而受調查挨處分。“當時廠裏擔心那臺私人相機裏面是不是拍了什麼不該拍的東西。”俞錫君告訴新華每日電訊記者,當時只有保衛處才有相機,拍照都得經過政治部許可。而她們拍這張照片壓根沒得到政治部的同意。

　　俞錫君也不敢往家裏寄,這張照片就一直壓在她的箱底。

　　照片拍完後,四人聚在一起的機會也少了。

　　那時范德娟是公認的洋氣,沒多久就和實驗部的一個小夥子好上了。“當時我們都是穿一般的布襯衫,她穿的是的確良,那時是很時髦的。”

　　俞錫君現在還記得,范德娟也不穿四大件,她穿的是自己家裏給買的棉大衣。“范德娟家庭條件比我們三個要好一些,用不著把工資寄回家。”後來,范德娟和對象一起調到蘇州熱工藝研究所去了。

　　1967年,王蘭娣調到對象的單位西安導航技術研究所去了。1970年,羅惠英也跟著對象去了甘肅靖遠4502廠。

　　而原子彈爆炸完沒多久,俞錫君沒來得及歇口氣就帶著照片離開金銀灘,到四川籌建第二個核武器研制基地——902工程。

　　重回金銀灘

　　“這個就是我啊!”

　　2009年7月的一天,女兒帶著67歲的羅惠英和老伴一起重遊金銀灘,在剛開放的青海原子城紀念館裏她發現了那張四人合影。她扯著老伴的胳膊,激動地喊出聲來。

　　1987年,國家決定對221廠實行全面退役。1993年,被稱為“原子城”的221廠被移交給了地方政府,更名為“西海鎮”。從此221廠也揭開了神秘的面紗。2009年5月,“原子城”作為全國愛國主義教育示范基地正式對外開放。

　　拍攝這張照片已經是46年前的事了,羅惠英幾乎把這張照片忘了。

　　“消失”近半個世紀的照片為何重現金銀灘?

　　在1993年前後,四川綿陽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科學城技術館向職工徵集舊物件,俞錫君才翻出那張藏在箱底30年的老照片。不久之後,正在籌建中的青海原子城紀念館來綿陽徵集實物的時候,那張照片又回到最初拍攝的地方。

　　紀念館工作人員介紹,這是基地唯一的私人合影。而此時照片上的四個姐妹早已天各一方,斷了聯繫。

　　5年後,2014年8月11日至12日,西海鎮舉行了紀念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50周年紀念活動,原子城紀念館邀請了221位“核功臣”重回金銀灘,王蘭娣也收到了邀請。

　　當王蘭娣推開西海鎮招待所的房間時,俞錫君和羅惠英已經在那等了,唯獨不見范德娟。

　　原來幾年前,當青海原子城紀念館工作人員尋訪范德娟時,她已經生病了,沒趕上這次重聚就去世了。

　　“大家都兩鬢添霜,臉上也挂了不少皺紋。”王蘭娣説,“即使三姐妹見面了也沒聊那張照片的事。不聊工作的習慣已經刻在腦子裏了。”

　　退役後的原子城,研制原子彈、氫彈的7個分廠和大量基礎設施依舊保存。王蘭娣、俞錫君和羅惠英花了整整兩天都沒參觀完整個原221廠區,三姐妹第一次知道,“原來自己工作過的地方這麼大。”

　　正是那一次重返金銀灘,她們才知道了“青海221廠”的歷史。

　　就在四姐妹從上海到寶雞的那一年,毛澤東提出,“原子彈就是這麼大的東西,沒有那個,人家説你不算數,那麼好吧,搞一點原子彈、氫彈,我看有十年的工夫完全可能。”當年7月,青海221廠開始籌建。

　　在四姐妹來到金銀灘的那一年,負責研制原子彈的第二機械工業部第九研究院,在她們來之前的幾個月就到了金銀灘,先後有1.8萬名技術人員、工人和專家隱姓埋名來到這裏。1969年後,第九研究院從青海221廠陸續遷往四川,並于1985年改稱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

　　那時,她們之所以能吃上蔬菜、豬肉和帶魚,則是國家在困難時期對221廠實行特殊供應和保障。

　　就算評不上高級工程師,也不提那段經歷

　　那張照片是王蘭娣參與“造原子彈”的唯一憑證。

　　2014年之後,俞錫君給了王蘭娣那張合照的復制照片,王蘭娣把它小心翼翼地夾在相冊裏。

　　1988年,評高級工程師時,王蘭娣提過一句自己曾參與研制原子彈的工作。那時國務院、中央軍委作出了撤銷國營221廠的決定。沒想到王蘭娣遭到擠兌,“你這哪有原子彈嘛,一點原子彈的資訊都沒有。”王蘭娣沒評上高級工程師,後來索性對那一段經歷一字不提。

　　王蘭娣的簡歷裏,關于那段經歷,只有一句話:1963年至1967年在青海西寧市500號信箱工作。青海西寧市500號信箱是221廠的收信地址。

　　1984年,羅惠英收到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頒發的一份參與原子彈研制的榮譽證書。在1988年單位評高級工程師的時候,羅惠英還是沒有拿出那份證書。當時羅惠英想的是,“還是保密一點好,就算評不上高級工程師。”

　　有一次,孫女問羅惠英,要是當初在上海不去寶雞,到了寶雞也不去青海的話,那她現在怎麼著也得是個資深醫生了吧?羅惠英回答説,“沒什麼遺憾的,參與造原子彈光榮!”

　　那張合影公開之後,並沒有給三姐妹的生活帶來多大的改變。

　　在綿陽的俞錫君喜歡看電視和遛彎；在上海的羅惠英每天給小區的老太太們讀報紙、執著地每天走一萬步；在西安的王蘭娣除了帶孫子,就是看電視。她最愛看的是《風箏》,最喜歡的角色是《風箏》裏的共産黨特工鄭耀先,“他死前唯一的願望就是去北京天安門看升旗!”

　　偶爾也有去過青海原子城紀念館的同事或朋友能認出王蘭娣。有一次,王蘭娣在單位醫院拿藥時,被交費處的護士給叫住了。

　　“你就是王蘭娣吧?”

　　“我應該已經交過錢啦。”

　　“不是不是,我在青海看到你的照片啦。你真了不起。”

　　突然被誇,王蘭娣還有些不好意思,忙説“沒什麼沒什麼”。

　　再後來,單位裏退休的老同事也有知道王蘭娣往事的,“王大姐,我在電視上看到你啦!”

　　每次被誇,王蘭娣都説:“‘好漢’不提當年勇!”（張典標、李華梁）(實習生楊海濤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