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基層公務員，一個熟悉而又陌生的集體。他們身處公共服務的第一線，直面民眾切身利益與現實難題，他們的作為，直接關係到政策的制定與落實，關係到社會穩定和百姓福祉。但似乎，只有當“80後公務員白了頭”這樣的新聞出現時，他們才會成為輿論關注的對象。基層工作面臨哪些壓力和困境？基層公務員又經歷著怎樣的困惑與磨礪？希望這些來自基層的聲音，能引起關注與思考，進而促進問題的解決。

　　在基層法院工作了將近20年，我常常會被人問到：法官，是不是公務員？

　　答案無疑是肯定的。但由于職業的特殊性，法官卻承擔著比普通公務員更大的責任和壓力。對于基層法官而言，辦理案件數量激增導致工作壓力巨大；審判之外，社會綜合治理方面的事務佔用了大量的精力；晉升通道過窄使得職業榮譽感缺失；與律師相比，收入性價比差異較大……這些都是基層法官面臨的現實困境。

　　以2013年與2018年的數據作一個簡單的比較。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中顯示，短短5年，地方各級人民法院新受理的案件數量，幾乎增長了一倍，絕大多數的新增案件均集中于基層人民法院。但與此同時，法官人數並沒有得到同比例的增長，有一些法院，甚至因為人員退休、辭職等原因有所下降。

　　以某城區法院為例，辦理民商事案件的法官，通常有300件左右的案件未審結，新受理的案件從立案到正式開庭審理，均需要兩三個月以上排庭等待時間。如果再出現被告難以送達或者聯繫不到的情況，整個審理周期則要耗時達一年之久。試想，這麼多案件需要審理，哪怕每天有五分之一的當事人打電話給法官，按原、被告雙方計算，就有120多個電話。法官除去開庭，在辦公室裏的時間也就只能接接電話了。一些復雜案件需要思考並理清審判思路，只能犧牲休息時間來加班加點，法官們“五加二”“白加黑”相當常見。

　　這還不是最難的。如果案件當事人出現特殊情況，特別是出現信訪、纏訟鬧事等現象，被問責的往往都是主審法官。定爭止紛是司法的價值，在糾紛處理中由于對立雙方的利益存在必然的衝突，要讓每一起案件中的原、被告都滿意的判決結果，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幾乎是無法完成的任務。為了卸下沉重的壓力，一些法官選擇了辭職，不能不説是一種悲哀。

　　我至今還記得一位40多歲的法官在競聘一個部門副職時講的話。他説，體制內的中年男人能不能得到尊重，最終還是自己的稱呼後面帶不帶一個“長”。了解基層法院工作的人都知道，基層法院的部門副職，就是區區的副科級，爭來沒啥好處，反而因為成了領導，還要帶頭幹活。可為什麼還要爭呢？無非就是給自己和家人一個交代。在當下的社會環境裏，行政職級代表著權力和待遇，而法官等級啥都不算。區縣法院，因為位子少，人數多，又因為法官屬于專業崗位，不太可能與其他行政機關的職位進行交流，最終導致“僧多粥少”，很多人一輩子只能是個不帶“長”的法官。無法滿足職業榮譽感，這也是導致許多優秀法官流失的重要因素。

　　新一輪司法改革之中，以上問題已經為改革的設計者所注意。建立法官員額制，對法官在編制限額內實行員額管理，確保法官主要集中在審判一線；完善法官等級定期晉升機制，確保一線辦案法官即使不擔任領導職務，也可以正常晉升至較高的法官等級；完善法官選任制度，針對不同層級的法院，設置不同的法官任職條件；初任法官首先到基層人民法院任職，上級法院法官原則上從下一級法院遴選産生。這些措施都是為了解決法官流動的問題，但是，要轉變人們的觀念，仍然需要漫長的時間。

　　此外，法官還面臨著現實的困惑：相對于另外一個法律群體（律師），其收入的性價比實在不高。客觀來講，在實行員額法官制之後，法官的收入比之前有了較大提升，可相比律師尤其是成功律師的收入，法官依然只能“安貧樂道”。我見過許多法官，其留在法官隊伍裏並不是滿足于收入的多寡，更多是割舍不下“鐵肩擔道義”的情懷。而這樣的情懷每每被現實擊碎時，離開的時候也就不遠了。

　　司法體制改革已經進行數年。司改的成績有目共睹，法律文書上網、司法數據共用、法院破解執行難，打造公民誠信體係，讓老百姓能夠信任法律，信賴司法，這些都是實打實的功勞。這些成績對于我們普通的法官，不僅僅是首席大法官在人大作報告時的枯燥的數據，它們代表的是法官及法院工作人員們生命中無數個日夜的工作，那些流下的汗，那些灑下的淚。

【糾錯】

責任編輯： 張樵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