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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護艾滋病犯的監獄醫生:“走在刀口上”的職業人
2019-07-14 07:18:46 來源: 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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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護艾滋病犯:“走在刀口上”的職業

  雲南建水監獄關押了400多名艾滋病犯,監獄醫生職業暴露風險大,招人成為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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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順保工作之一便是巡視病區。

  6月21日上午,雲南建水監獄,身體虛弱的監獄醫院院長唐順保堅持在病房出診。今年5月6日,經過癌症治療,身體尚未恢復的他在家閒不住,回到了工作崗位。目前建水監獄有2000余名罪犯,其中400多人是艾滋病犯,醫護他們是唐順保和同事們的日常工作,他們因此被稱為“走在刀口上”的人。

  很多犯人的腿是黑色的。他們挂在嘴邊的一句話,是“刑期比命長”。

  這裏是雲南建水監獄,作為雲南首批集中關押收治艾滋病服刑人員的試點單位,建水監獄的第八監區關押了400多名艾滋病犯。

  長期面對他們的,是監獄醫院的醫生們。有病犯企圖自殺,血液濺入醫生的眼睛。有病犯在轉運途中抓傷了醫生的皮膚。醫生們竭盡全力,可是病患一個接一個死去。十幾年來,這些場景不時在建水監獄醫院發生。

  職業的風險,也讓院長唐順保和醫生們被稱為“走在刀口上”的人。

  他們的病人“刑期比命長”

  剛到建水監獄第八監區工作時,獄警尹濤內心受到了極大衝擊。

  “人間沒見過的慘狀都見過了,很多罪犯有過吸毒史,吸毒導致的血管硬化會逐步將血管堵塞、損壞,很多人的腿都是黑色的,晾在那裏一直腐爛。”

  2008年,建水監獄成為雲南首批集中關押艾滋病服刑人員的試點單位。2000余名罪犯中,有400多名艾滋病犯關押在第八監區。

  建水監獄醫院的醫生們,承擔著醫治艾滋病犯們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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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21日中午,唐順保和在同單位工作的妻子走在下班的路上。

  這裏收治的艾滋病犯,70%有過吸毒史,其中很多以販養吸,獲無期徒刑。許多病犯在收監體檢時才得知自己患病,從一開始的震驚、暴躁,到接受,經歷服藥治療、發病的反復,有的甚至在監獄走完自己的一生。“刑期比命長”也成了第八監區不少病犯常挂在嘴邊的一句話。

  醫生們要盡量從正面做工作,還要講求策略,減少病犯的抵觸情緒。平日裏,醫生們會宣傳艾滋病相關知識,每周上課,每月不定期找病犯談心。

  做起來並不輕松。大部分艾滋病潛伏期8-10年,到了發病期,肝、腎等器官會衰竭,身體也加速衰弱。“潛伏期未見異常的病犯看到發病期的病犯,很可能會造成衝擊,産生負面情緒,我們會進行心理疏導,用治療成功的案例鼓勵他們。”建水監獄醫院教導員范雲富説。

  “我們會從醫療的角度介紹治療情況、成功案例,以及目前世界范圍內艾滋病治療發展到哪個階段、用什麼藥、怎麼阻斷,讓他們清楚情況,也能打消他們的緊張情緒。”范雲富説,“我們還會和社會力量合作,請專家學者做講座。在艾病監區,也會提供個人的心理咨詢和團體輔導。”

  “鎮住”絕望的病犯

  絕望和病痛,讓有的病犯拒絕治療。即便醫院嚴格遵守“發藥到手,看藥到口”,但還是有病犯偷偷把藥攥在手心,或者把藥含在嘴裏不咽下去。

  院長唐順保,是能“鎮住”他們的人。

  “我告訴他們生病也要注意(身體),不能破罐子破摔。”唐順保的父親就是醫生,他從小受到熏陶,就想行醫救人。1980年,電影《戴手銬的旅客》風靡,影片中機智勇敢、身手矯健的公安幹警形象讓他對警察這份職業,也多了些渴望。1989年,唐順保從雲南中醫學院畢業,到了建水監獄醫院,醫生和警察一肩挑。

  “鎮住”病犯,唐順保的方法是鼓勵。

  “醫生説我只能活3個月,你們看我這不過了10個月。”為了鼓勵病犯接受治療,他在交流會上向艾滋病犯分享自己對抗病魔的故事。

  去年8月,唐順保檢查出膽囊癌。自己就是醫生,他毫不含糊地講這病“惡性相當高”。不到一年,唐順保瘦了32斤,原本體型適中的他,現在顯得尤為瘦削。工作服尚未做新的,所以穿在身上看著尤為寬大。

  到今年5月6日,唐順保經過了6次介入治療。身體尚未恢復的他在家實在閒不住,回到了工作崗位。

  在建水監獄醫院,不少人和唐順保一樣,同時擔任醫生和警察兩個角色。這意味著,他們的工作要同時兼顧管理和治療。用范雲富的話説,病犯首先是一名服刑人員,要接受勞動改造、教育改造,其次是艾滋病人,還要接受診療。“就醫是權利,改造是義務。”

  職業暴露的風險

  與平時工作的辛苦和難度相比,隨時可能面臨的職業暴露讓這份工作的危險更加難以捉摸,突發情況是最大的變數。

  趙劍泉是建水監獄醫院第7個發生職業暴露的醫生。2016年,在一次儀器故障時,血濺到她臉上,當時趙劍泉臉上有痤瘡,存在創面。血濺到臉上的時候,她蒙了兩分鐘,然後真切地感到害怕。

  在第一時間進行抗阻斷治療後,她仍忍不住發問,“怎麼就偏偏發生在我身上?”

  後來她才知道,她並不是建水監獄醫院唯一發生過職業暴露的醫生。發生職業暴露後,大家都選擇默默承擔,除了心理上不願讓別人知道,也怕引起同事的恐慌。

  范雲富在2011年遇到了他職業生涯的第二次職業暴露。在與艾滋病犯談話時,罪犯突然站起身企圖自殺,一頭撞在玻璃上,當時罪犯前額流血不止,范雲富立即對其進行止血治療。“當時沒覺得什麼,處理完之後,覺得眼睛看不清,摘下眼鏡一看,鏡片內壁有血跡,很可能濺到眼睛裏了。”范雲富回憶,“因為角膜和HIV病毒的親和力很高,該艾滋病犯的病毒載量也很高,評估下來職業暴露被傳染的可能性比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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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21日中午,唐順保在宿舍內服用抗癌藥物。

  與第一次發生職業暴露時比,范雲富不再恐慌服用抗阻斷藥物所産生的頭暈、惡心副作用,但內心的焦慮絲毫不減。

  上一次的幸運並不代表這一次的平穩落地,對于發生了職業暴露的人來説,等待檢驗結果的過程就像在等待宣判。

  通常,他們需要連續吃28天的抗阻斷,經過3個月甚至更長時間的窗口期,檢驗結果沒事才算“渡”到安全區。

  唐順保也發生過兩次職業暴露,一次是2014年4月11日,在轉送艾滋病服刑人員鄭某到醫院就醫途中,鄭某艾滋病性腦病發作,不停用雙腳踢車門,還有抓人的舉動。唐順保被抓傷了,皮質層破掉了。

  他不願多説職業暴露的經歷,“我自己知道情況算輕的”,但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唐順保都是自己轉送病人,坐在後面車廂看押著罪犯。“一些小同志跟我一起去城裏送病人,我會讓他們坐在救護車前排,即使他們自告奮勇坐在後面,也會緊張、害怕。”

  趙劍泉在發生職業暴露時暗下決心,如果幸運沒感染,就申請調走。後來檢查結果HIV陰性,她又改變了主意。“畢竟是自己的工作,如果都有畏難的情緒,那這個工作誰來做。”

  監獄醫生壓力大,工作中容易發生職業暴露,但目前關于這方面的賠償保障機制仍然空白。范雲富呼吁成立一個專門的基金,“在特殊場合産生的職業暴露風險,沒有保險公司願意擔保。算不算工傷現在也沒有相關規定。發生職業暴露只有抗阻斷,但並不保證百分之百成功,一旦有了萬一,我和我的家庭怎麼辦?”

  歸隊的“逃兵”

  也有人想過逃離。王錦紅曾經慎重並堅決地想要調崗。“我覺得我做不下去了,明明盡全力了,但病患還是一個接一個地走了。”

  救死扶傷的天職,一次次受到衝擊。“普通病患治療的恢復是可見的,艾滋病人治療起來要艱難很多,很多病犯沒有緩解的跡象,你就會不斷否定自己。”王錦紅直到現在,還不能平靜地説起這種無能為力的委屈。

  在一次緊急搶救中,一名艾滋病犯心臟驟停,王錦紅按照臨床經驗操作,恢復病犯心率,把情況基本穩定下來,但沒多會兒,病犯突然吐血,經過兩個小時的搶救後,因血小板過低失血過多,最終去世。“猝不及防,我心裏面過不去,他突然去世,也找不到病因,內心衝擊很大。”

  心裏過不去那道坎,王錦紅申請調離一線。“調崗的時候滿心歡喜,但又覺得自己像一個逃兵。”

  “唐院長總是衝在最前面,當時曹林(化名)創面那麼大,都是唐院長給換藥。平時碰到外傷的情況,男醫生也會衝到前面,這些都直接跟血液打交道。”王錦紅説,“醫生、護士彼此之間,就是對方的眼睛。”

  她最後又回到了一線,用她的話説,“人心都是肉長的”,無法忽視工作的感召。

  與王錦紅的經歷相似,許多醫生慢慢克服恐艾情緒,漸漸適應職業所帶給自己的一切。完成這種轉變,建水監獄醫院經歷了11年。

  “2008年剛開始集中管理的時候比較難,當時只有2個醫生4個護士,很多工作無法鋪開。”唐順保告訴記者。

  這時候,唐順保就帶頭讓自己的愛人到第八監區工作。“你自己要帶頭,領導、領導,自己不領不導,別人怎麼會做,遇到特殊的情況還要帶頭。”

  和他一起搭班子的范雲富,夫妻二人也都在建水監獄工作。

  開始集中管理艾滋病犯後,慢慢就有外部的病犯往第八監區送,兩三年不到監區就爆滿,規范化管理成了新挑戰。

  建水監獄醫院建立了以初篩、確認、告知為主的告知程序;完善了以檢查、分類、臨床治療、實驗室隨訪、醫學觀察、轉介為主的醫療程序;並進行針對性教育的監管程序。

  “我們還是要比別人早走一步,對于藥物的配比也採用符合標準的雞尾酒療法。”唐順保説,“現在,90%的病犯能納入治療,90%病犯的CD4細胞穩定在一個范圍,有些病犯的病毒載量都已經檢查不出來了,很多病犯都能達到社會上的指標要求。”

  人才隊伍在萎縮

  “但跟外邊醫院相比,還是發展得太慢了。”唐順保這次生病住院,從建水到昆明,讓他對監獄醫院管理有了更多的想法。

  “我在昆明做手術的醫院,碩士生都沒機會進去,而縣醫院找人的層面就是本科,研究生不願意來,到我們這裏,只有職業衛生學院的層次。就是這樣一個現狀,我們這邊還沒有規范化培訓。”唐順保轉著杯子,坦然地説出現實差距。

  他也著急,這幾年,人才的問題是他一直擔心的。“招不到人,隊伍在萎縮,我每年都建議,招公務員的時候留編制給醫院的醫生、護士等。”

  人才的流失也加劇了唐順保的焦慮。“我們2004年開始招人,流失率大概在50%。”唐順保告訴記者。他也能理解這種局面,“知道自己媳婦、老公在管理艾滋病犯,對方會很難接受。曾經有個小夥子要進監獄醫院,小女友直接説你去吧去吧,我第二天就去找別人。”

  招聘還得繼續。去年建水監獄醫院招考,一個都沒招到,今年新的一批有3個人來報到,但還需要通過體能測試。堅持招人雖然有用,但培養就得多花心力。

  “我會在會議、查房的時候,把我知道的醫學知識、理念往下傳。”唐順保説,“要不斷招人,也要不斷把人培養好,還要把老人培養好。”

  唐順保一直是樂觀的,在他眼裏建水監獄醫院能有今天這個局面已經不錯了。“今年這3個,就算以後走了2個,那還是會留下1個。”他強調,“有些醫院走了人就沒再招了,但我不管,一直招,一直培養。”

  監獄醫院人才的短缺不是建水一家的問題,由于許多醫務人員是警察,屬于公務員身份,因此在職稱待遇、職稱評定、衛生防疫津貼補貼等方面不能和社會上的醫務人員同等待遇。在監獄長期從事醫療工作,也面臨條件較差、接觸臨床病例少,培訓機會少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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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部監獄管理局相關領導表示,要協調人社部門,對監獄醫務人員實行定向單獨招錄,拓寬入口。繼續走社會化的路子,將監獄醫務人員的培訓、繼續教育工作納入到地方衛生部門的培訓規劃和計劃中。

  採訪過了半小時,唐順保喝了口枸杞紅棗水,略顯疲態。

  “娃娃的意思做不動就不做了。”被問及今後的打算,唐順保回答,“但我覺得只要身體恢復過來還要繼續做下去,年輕時條件那麼艱苦都沒離開,到了這個年紀不可能再走了。”

  他對這份職業沒有太多高大上的話,只是淡淡地説,我們上世紀80年代畢業的這些人,對職業的穩定很看重,不想去奔波,也不知道要奔波什麼。

  “你不吃這碗飯還是有人吃這碗飯,我就喜歡吃這碗飯。”唐順保笑著説。(採寫/新京報記者 王俊 攝影/新京報記者 吳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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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錯】 責任編輯: 張樵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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