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中國腫瘤內科歷史的書寫者-新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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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華社北京6月6日電　他，中國腫瘤內科歷史的書寫者

　　新華社“中國網事”記者張海磊

　　1959年，30歲的他“臨危受命”，在只有5張病床、4種抗癌藥可用的條件下牽頭創建腫瘤內科。

　　如今，飛速發展的內科治療已成為腫瘤治療的三大支柱之一，而且是最活躍的研究領域。

　　60年裏，他主持臨床試驗近80余項，開發抗腫瘤新藥30多種，培養腫瘤內科人才千余人，在國內外發表學術論文400余篇……用他的話説：時間一晃，青年醫生變成了“老大夫”。

　　“為什麼不成立我們自己的臨床腫瘤學會？”

　　在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的辦公室裏，記者見到我國腫瘤內科治療創始人、中國工程院院士孫燕時，很難相信眼前這位精神矍鑠的老人已有90歲高齡。簡陋的辦公室略顯擁擠，辦公桌上放滿醫學期刊、專業書籍、文件、證書、獎杯等，孫燕院士正坐在電腦前查看資料，他向記者講述起我國腫瘤內科的發展歷程。

　　時光閃回到60年前。

　　20世紀50年代，我國腫瘤內科治療尚屬空白。1959年，在我國腫瘤學家吳恒興、金顯宅、李冰的支援和領導下，孫燕和周際昌接到任務：開創腫瘤內科學專業，起點是5張病床、4種抗癌藥物、2個醫生。

　　經過5年的艱苦努力，腫瘤內科初具規模，有了獨立的35張床的病房，醫護人員也逐漸增多，但真正的發展在改革開放後。當時為了學科發展，從歐美等國家學習訪問回國後的孫燕和其他專業人員將西方發達國家在腫瘤學研究方面的成就通過辦班、組織學術活動等形式介紹給國內同行。在1995-2006年間，他們舉辦“全國腫瘤化療學習班”15次，從2007年開始，又由他的學生主持每年一度的內科腫瘤學會議；從1995年開始主辦“抗腫瘤藥物GCP學習班”13次，培養了大量人才，給我國抗癌藥的創新以及臨床轉化研究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為什麼不成立我們自己的臨床腫瘤學會？”在1996年由孫燕主持在我國舉辦第三屆“亞洲臨床腫瘤學大會（ACOS）”時，很多中青年專家向他提出這一要求。經過一年的籌備，1997年，中國抗癌協會臨床腫瘤學協作專業委員會(對外稱CSCO)成立。隨後，他當選為ACOS主席，並多次受邀參加“國際臨床腫瘤學領袖會議”，在很多會議上介紹我國腫瘤內科取得的成就。經過大家的努力，2015年中國臨床腫瘤學會被正式定為一級學會，目前有個人會員2萬多，團體會員超過100，成為國際上僅次于美國ASCO的第二大專業學會。

　　如今，飛速發展的內科治療已成為腫瘤治療的三大支柱之一，而且是最活躍的研究領域。“每年都有20多個同行在國際會議上做報告，介紹我們的研究成果，傳遞我們國家的好聲音。”孫燕院士滿臉欣慰，“以前只有4種抗癌藥可以用，現在我們已經有100多種抗癌藥了。”

　　“如果病人能活在今天該有多好”

　　“腫瘤是一個古老的病，但腫瘤內科是一個全新的幼稚學科。”在學科發展的過程中，孫燕和同行們意識到開發新藥及開展臨床試驗的關鍵性作用。

　　1960年，在老院長的指導下，孫燕和周際昌開始我國抗腫瘤新藥的研發工作。那時，中國醫學科學院藥物研究所研制了N-甲酰溶肉瘤素。1962年在莫斯科召開的第八屆國際腫瘤大會上，來自中國的兩個報告引起世界同行的讚譽，被稱為“藥物治療有效控制腫瘤的典范”。

　　20世紀末分子靶向治療進入臨床，而且發展迅速。1998年以後歐美國家研制的靶向藥物來我國審批。2004年孫燕一行6人赴蘇格蘭參加多國多中心INTEREST試驗的啟動會。大家當時就熱切期盼：“什麼時候能主持我們自己研制的抗腫瘤新藥的發布？”

　　這一願望很快就實現了。

　　孫燕對此感慨很多：“科技創新把科技工作引領到正確的路上，必然會引導我國包括醫藥研究在內的很多領域取得豐碩成果。” 同時,在國外從事研究的學者陸續回國，國內醫藥企業也開始研制新藥，我國自主研發的抗腫瘤藥品迅速增多。

　　一個新藥在進入臨床實踐前需要先在人體（病人或健康志願者）進行藥物的係統性研究，以證實或揭示試驗藥物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從上百萬種化合物到最後能上市的一兩種産品，這背後是平均12-14年的開發期。

　　目前，孫燕把主要的臨床試驗項目都交由他的學生負責，作為主要研究者，他還有兩個重大專項，並且都已進入Ⅲ期臨床試驗。

　　“臨床試驗的目標是提高治愈率，提高生活品質。”孫燕説。為了推進臨床試驗的規范(GCP)發展，加快與國際接軌，孫燕不遺余力地倡導科學的臨床試驗方法。“GCP的第一原則就是要對病人安全，其次才是科學性。”

　　2017年我國正式加入原來只有歐美和日本組成的互相承認臨床試驗數據的組織ICH，成為創新國家的成員。這一舉動意義非凡。“臨床試驗的數據互相承認以後，中國研發的新藥可以得到國外的認可;老百姓也能更快地用上國外的新藥。”孫燕興奮地説。

　　翻看早期的病例，孫燕也深感遺憾：“從醫60多年，我多麼希望能把來到我面前求治的病人都治好。但有時真是力不從心，尤其是以前藥物很少的時候，現在我常常想他們如果活在今天該多好。”

　　“我只是一個普通的愛國者”

　　出生在1929年民族危亡時期的孫燕自認為“愛國”是那個時代青年人的人生底色，他從小就有“救國救民”的心願：“雖然‘愛國’在各個時代被賦予不同的內容，但它始終是一個永恒的主題。”

　　主持抗腫瘤學新藥研發和臨床研究工作半個多世紀，嚴謹的治學之道在他身上從未丟失。隨著年齡漸長，孫燕逐漸退出一線，但在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承擔的臨床試驗項目在報送倫理委員會和送出發表前,仍必須經過他的審核、簽字。“目前為止，經過我簽字的研究論文還沒有被國際著名雜志退回來的，我們十分重視杜絕學術不端，所有數據都要可以溯源、經得起各個方面核查或國內外藥政部門稽查的。”孫院士提高嗓門自豪地告訴記者。他認為做好“把關人”是自己最重要的責任和使命。

　　“因為工作關係我有機會和國內外要人接觸, 但我深切體會做普通人比做VIP幸福。”他曾經專門寫過一篇《院士都是普通人》。如今，他依舊保持每周三天到醫院，坐診、查房、審查臨床試驗項目。90歲高齡的他喜歡親力親為，至今都是自己準備參會或接受採訪所需的文稿。

　　“藥是一種很特殊的産品，絕不是一般商品。藥關係到人民的健康，從我國頒布《藥品法》以來就把‘偽劣差’的産品列為假藥。”

　　“做臨床試驗，一定要取得病人的信任，操作過程容不得一點點弄虛作假。”

　　“我一生有三個追求：做一個愛國者、一個好醫生和一個好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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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以後，孫院士的諄諄教誨依然被學生們牢記。“孫燕院士60年的學習、從醫經歷，就是我國腫瘤內科從創立、發展到壯大的歷程。”孫院士的學生、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石遠凱教授這樣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