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聯松和國旗合影。

　　1949年7月15日起,《人民日報》連續多日刊登公開徵集國旗方案消息。

　　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辦公廳給曾聯松的來函檔案照。

　　曾聯松設計的國旗圖案。新華社資料片

　　我們來到浙南小城瑞安,探尋新中國誕生的那段歷史煙雲中,一位驚鴻一瞥的江南名士——曾聯松。

　　飛雲江畔、西山之巔,一座名為國旗教育館的建築群正在緊張施工。五星紅旗和這座小城的關聯,正是因為曾聯松: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的設計者,瑞安是曾聯松的故鄉。

　　曾聯松只是新中國成立時,滿懷激動的億萬群眾中的普通人,學的也不是美術設計。似乎是神來之筆,他“摘”下來“星星”這個璀璨的意象,與共和國的標識緊緊相連；他的後半生,也因國旗設計者這個特殊身份而波瀾起伏……

　　尋　跡

　　“五星紅旗迎風飄揚,勝利歌聲多麼響亮……”萬物抽穗拔節的小滿時令,記者來到瑞安曾聯松廣場——背後是江水奔流,眼前是人潮涌動,這裏是小城最繁華的地段之一。

　　廣場上,曾聯松銅像常吸引遊人駐足:紅色的花崗岩基座,古銅鑄就的身姿,戴著眼鏡,穿著中山裝,舉首凝眸,似在仰望天空構思五星紅旗,似在眺望天際那一抹金色的曙光。

　　無獨有偶,在他早年就讀過的母校瑞安中學,也有一個與曾聯松相關的紀念場所——“國旗園”。

　　走進百年名校瑞安中學,沿著草坪間的石徑小路,穿過樹蔭,迎面而來的是一級級登山的石階。山腰處,一塊平整的山坡被辟為“國旗園”,曾聯松的石雕像在青松翠柏間挺立。石雕為曾聯松的半身像,以他設計國旗年代的照片為藍本,手握鉛筆,凝神而思,背景為五星紅旗造型。石雕前綠草成茵,安放著青石紀念碑。

　　碑文如下:

　　曾聯松(1917—1999),1932年瑞安中學初中畢業,1936年考入中央大學經濟係。1944年至1946年任瑞安中學教師。1949年7月,響應全國政協籌備會徵集國旗圖案的號召,設計了五星紅旗圖案。1949年9月27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一致通過五星紅旗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

　　曾聯松生前曾寫詩曰:“一得之愚獻祖國,五星旗海壯山河。”為偉大祖國設計國旗,這是曾聯松的無上光榮,也是這座小城人民的榮耀。

　　1917年12月17日,農歷十一月初五,曾聯松出生在濱海小城瑞安。這是一個山清水秀、工商繁榮、文風昌盛、名人輩出的地方。

　　曾聯松出生在一個並不富足的書香人家,祖父曾敘卿是當地有名的老中醫,父親曾宇人是水利工程技術人員,先在杭州灣海塘水利工程處工作,後來調到了南京的“導淮委員會”。母親沈炳娣出身名門,也粗識文字。

　　曾聯松小時候全家就住在瑞安城內水心街14號的三間軒房裏,那是從親戚家租來的。1932年冬,16歲的曾聯松從瑞安初級中學畢業後,來到了南京的父親身邊。次年他考入江蘇省立南京中學高中部。1938年參加中國共産黨,積極從事地下活動,擔任中央大學學生地下黨支部書記。他曾任五屆上海市政協委員、六屆上海市政協常委,著有《陶瓷發展史提要》《日用雜品商品知識》等書籍和部分詩詞。

　　召　喚

　　時光回溯到1949年的夏天,在上海現代經濟通訊社做秘書工作的曾聯松,不久前剛把妻子項佩瑜、大兒子一衝從家鄉瑞安接到上海,安頓在華山路東段466號的職工宿舍裏。這是一個荒蕪了的小花園,樹木參差,雜草叢生。曾聯松一家人住在邊上的一個小房間,外加一個小小的閣樓。雖然破舊,但對于當時的曾聯松來説,已經十分滿意了。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後,這家原屬于中共上海地下黨領導的通訊社,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但他自己總覺得全身有使不完的勁,總想多做點什麼。不久,《人民日報》《新華日報》《解放日報》等刊登了徵求國旗圖案的通知。

　　他仔細讀了幾遍:祖國新生,群策群力,我為何不能一試?!

　　據家人回憶,那段時間,他下班以後天天把自己關在閣樓裏,看看、寫寫、畫畫,就是吃飯也非得妻子三番兩次地催促才肯下來,幾乎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以至于年幼兒子都對媽媽説,要不要帶爸爸去看看病。

　　在日後的談話中,他吐露了這段心路歷程:“建立新中國,一直是縈回在我心頭的願望,看到她如旭日東升般展現在面前時,我能不為之興奮嗎?因此,當我從7月份的報紙上讀到全國政協籌委會關于徵求國旗的通知之後,即埋頭于設計之中。”

　　“我不是藝術家,也不是從事美術設計的,當時之所以不自量力,亦不計工拙,想到去設計國旗圖案,實在是一種歡呼新中國誕生的喜悅,一種熱切愛國的激情使然。”

　　然而,僅有一腔熱忱還不夠,對一個非專業人士來講,要短時間內拿出設計的成品,並非易事。曾聯松在回憶時説道:“當我一進入具體構思,便感到這不是易事,十多天裏時而浮想聯翩,時而伏案涂畫,廢棄的圖紙有一大堆。”

　　那則徵稿啟事被他不知看了多少遍,條例中對國旗圖案的四項要求,他幾乎能倒背如流:第一,要有中國特徵,如地理、歷史、民族、文化等；第二,要有政權特徵,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第三,形式為長方形,長闊之比是三比二；第四,色彩以紅色為主。

　　怎樣才能在國旗設計中準確而全面地體現上述的要求呢?特別是其中一、二兩項,曾聯松認為這是國旗設計立意中的關鍵問題,從美學觀點來説,任何一種圖案的設計首先要有立意,就像一篇文章一樣,沒有正確的立意,文章就沒有靈魂。新中國國旗的設計更需要一個準確、貼切而深刻的立意。現在,這個難題就像一座碉堡攔在他前進的道路上,他一下子還找不到它的突破口。

　　創　作

　　冥思苦想,終于有一日,一陣委婉深情的滬劇唱腔從窗外飄來:“盼星星,盼月亮,盼來了中國共産黨……”

　　“星星,星星……”曾聯松反覆默念,突然找到了靈感:中國共産黨是中國人民的大救星,當年紅軍帽上就有一顆紅五星,用五角星這個革命的標誌,來作為國旗的主體,不是很有意義嗎?

　　經過十多天的繪圖設計,他拿出初稿:以一顆大星導引于前,幾顆小星環繞于後,象徵眾星拱北鬥,大五角星象徵偉大的中國共産黨,小星象徵廣大人民,人民緊緊地環繞在黨的周圍。他還把五角星設計為黃色,這不僅與象徵革命的旗面紅色相協調,且也表達了中華兒女黃色人種的民族特徵。

　　接著,曾聯松又經過反覆推敲,苦苦構思,確定五顆金星恰當位置。他曾設想把大星置于旗面的當中,小星環繞在大星的四周。這樣,視之端莊,但天地不夠開闊,視覺局促、凝滯。有一次,他把五星挪向旗面的左上方,頓覺視野開闊:旗面猶如千裏之廣,金星居高臨下,光彩閃耀,倣佛使人看到了星光映照大地,燦爛輝煌。五顆金星的結合圖形,大小呼應,疏密相間,形成了一個橢圓形,這恰恰和我國疆土的幾何圖形類似,既表現了中國地理特徵,也顯得平穩和諧,明朗而有氣勢。

　　為了使整個圖案更加突出全國人民緊密地團結在偉大的中國共産黨周圍這一特徵,曾聯松設計了每個小星的中心點都通過自己的一個星尖,跟大星的中心點聯成一線,把中國共産黨是全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這個歷史的結論顯示在旗上。

　　凝視著這個圖案,曾聯松感覺莊嚴而顯華麗,簡明而具氣勢,頓時興奮得手舞足蹈。

　　事實上,曾聯松確有一定的美術基礎。在瑞安初中就讀時,他受到美術老師、畫家金作鎬的熏陶,對書畫發生了濃厚的興趣。在中央大學讀書時,曾聯松經常去聽宗白華教授的美學理論課,這些都為他後來設計五星紅星圖案,奠定了基礎。

　　多年以後,進入人生暮年的曾聯松這樣回憶:“我能設計出五星紅旗,從小受美術老師金作鎬先生的啟蒙教育,至關重要。”

　　入　選

　　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隆重開國大典,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親手撳動電鈕,升起了新中國第一面五星紅旗,全場30萬群眾一片歡騰。

　　當時的曾聯松並不確定,這面五星紅旗和自己的投稿有無關係。《瑞安文史資料第20輯——國旗設計者曾聯松》中,收錄了曾聯松一篇自述體文章《我設計五星紅旗》,再現了從投稿到入選的全過程。

　　“圖案畫稿完成後,我將它小心翼翼地裝入信套,立即投遞給新政協籌備會。此時已是8月中旬。不久,我被組織上安排到華東供銷合作社事業管理局去工作。工作伊始,庶事草創,整天忙于事務,投稿一事便不放心上了。及至五星紅旗先在天安門,繼在全國各地升起,我心裏既激動又驚詫,激動的是這個圖案算不算是我設計的,我一無所知,也無法判斷。”

　　“1950年9月,我因公赴京開會。會議期間,全國政協派人來找我,詢問國旗設計情況。我如實介紹了當時的構思和投稿日期。不日,收到了建國一周年的觀禮請柬,編號是‘臺右97號’。”

　　參加天安門觀禮後回到上海,曾聯松興奮的心情遲遲不能平靜,且心裏一直帶著疑問。11月1日,曾聯松突然接到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辦公廳來函,打開一看是1137號文,上書——

　　“曾聯松先生:你所設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業已採用。茲贈送人民政協紀念刊一冊,人民幣五百萬元,分別交郵局和人民銀行寄上,作為酬謝你對國家的貢獻,並致深切的敬意。”

　　在政協編印的《國旗圖案參考資料》中,五星紅旗原列第32號。最終版本有部分修改:去掉了大星中的鐮刀錘頭,使圖案簡化,並精簡了原説明中的部分內容。

　　由于全國人民都想進一步了解國旗的意義,新華社于1949年11月15日播發相關文章答讀者問:“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旗面的紅色象徵革命,旗上的五顆五角星及其相互關係象徵共産黨領導下的革命人民大團結。星用黃色是為著在紅地上顯出光明,黃色較白色明亮美麗。四顆小五角星各有一尖正對大星的中心,這表示圍繞一個中心的團結,在形式上呈緊湊美觀。”這段文字是對國旗圖案的統一説明。

　　赤　子

　　然而,人生的際遇實在難以預測。在特殊的年代,曾聯松並沒有因為設計了五星紅旗而幸免于難,少吃苦頭。1957年“反右”時,曾聯松因為在茶杯上抄了段列寧的“少説漂亮話,多做點實事”而被打進了“黑名單”。“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戴上了“叛徒”“地主資産階級孝子賢孫”的帽子,被揪鬥、抄家,後下放到“五七幹校”勞動改造。

　　但這一切改變不了他的赤子之心。曾聯松曾經是中共黨員,早在中央大學參加學生運動時,就由同學黃大明介紹入黨。但在1940年2月,因為國民黨制造白色恐怖,為保存革命有生力量,他接到緊急轉移的通知,連組織關係都沒來得及帶就匆忙離開了重慶,從此他與組織失去了聯繫。

　　新中國成立後,曾聯松就開始重新申請入黨,36年中,他先後打了五次入黨報告,已經退休了,他還在繼續申請。

　　197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30周年時,曾聯松再次受邀赴京參加國慶活動。1985年11月,已經68歲高齡的曾聯松,終于被批準重新入黨,並作為特例不需要預備期,從入黨那天起就是正式黨員。這時,他已經二次中風,走路都不太方便了。

　　1987年曾聯松離休後,雖然享受局級待遇,但他沒有閒著,經常去部隊和學校,為廣大戰士和青少年學生講述自己的愛國經歷,進行愛國主義和革命傳統教育,激勵人們更好地傳承革命傳統,建設好國家。

　　他用一輩子的生命追求一個信念:不管人生境遇如何,不忘初心,不改赤子情。正如他在給兒子的信中寫道:“自念一生坎坷,書劍無成,貢獻很少,報國不多。每臨清苦能‘信念’不移。值此國際風雲多變,幸中華自強,國運亨通,柳暗花明,經濟振興,令人欣慰。”

　　從1947年起,曾聯松就居住在上海虹口區山陰路上,直到1999年10月19日去世。他一生簡樸,甘守清貧,平時弄堂裏進出,總是穿著藍卡其布的中山裝,夾個皮包。弄堂裏的人很少知道,他是我們國旗圖案的設計者。

　　劇作家、電影《共和國之旗》的編劇王興東1998年走訪過他的家後,曾有這樣的描述:“從五光十色的繁華街道,一下子落入暗淡清貧的小屋,似乎産生了種莫名的失落感。曾家在三樓,一間房和一間閣樓。家裏連個像樣的沙發都沒有,只有兩張坐久的藤椅在。除了門上挂的那面五星紅旗,家裏沒有一件值錢的家什。”

　　詩心

　　生活清苦,但曾聯松淡泊從容,以詩明志,以書自娛,取得了不俗的成就,現存詩、聯近三十首。早期的詩作,充滿著濃烈的家國情懷和悲憫氣息,憂國憂民,讓人動容。

　　國破山河異,人亡四海憂。烽煙燃大地,血淚染蘆溝。天下興亡責,匹夫赴同仇。溯江正負笈,直上險灘頭。【《負笈入蜀》(1937)】

　　獨上江樓思黯然,萬方多難對烽煙。裹屍未獲男兒志,伏櫪頻添駑馬車。聞道冤沉戈同室,更恨煮豆萁相煎。蹭蹭事逐秋風至,浪跡天涯路幾千。【《登話桑樓悵望》(1944)】

　　他後期的詩作,風格有明顯的變化,而不變的是他一以貫之的拳拳愛國之心。從他1986年寫的一首賀國慶、咏五星紅旗的七律中,可以明顯地感受到這一點:

　　聳立重樓高闕巔,天安門上舞翩翩。

　　袂連桃季花爛漫,袖拂雲霞彩萬千。

　　霹靂晴空競震擾,滂淪冷雨更相看。

　　冰霜不減嫣紅色,路轉峰回見新天。

　　除了詩詞之外,書法也是曾聯松的一生所愛。早在高中時期他就迷上了于右任的書法,潛心臨習。他批改文稿喜歡用毛筆。現存中國革命博物館內的當年國旗設計方案投稿影印件,四頁説明書都是用毛筆一氣呵成,頗有氣勢。不得不説,這樣的書寫風韻,離不開他自幼接受的良好教育,更得益于他豐富的人生歷練、革命實踐。(記者王俊祿 參與採寫:夏海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