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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張退休證的前世今生
2018-12-06 07:57:15 來源: 工人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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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集

  ① 上世紀50年代,北京電子管廠檢驗車間的工人在作産品出廠前的最後一次檢驗。

  ② 上世紀60年代,北京七一八聯合廠,工人們下班的場景。

  圖②由受訪者提供,其余由視覺中國供圖

  ③1982年,北京半步橋公園,退休老人遛早兒。

  ④ 2018年9月,遼寧瀋陽退休職工張能展示其在職時和退休後的個人證件。

  從養兒防老,到企業包辦一生 , 再到社會化養老 … …

  翻開退休證,這個小本本濃縮了魯文華、張鳳瓊的人生故事。一“城”一“農”,兩位中國大媽的40年,恰好歷經了改革開放國家經濟的發展、養老方式的變革。

  “當你老了,頭髮花白,睡意沉沉”,歲月的鐘擺無人能夠停止。有備而老,老有所依,是承載個體和社會幸福的基石。

  對于正在步入老齡化的中國社會,社保制度的“一舉一動”牽動著個體生活“一呼一吸”。不斷完善的社保制度,正滋養著普通百姓的日子幸福生長,馥鬱芬芳。

  ——題 記

  退休證領回來,14年未翻開。

  40年的變遷與激蕩,25年的工作與奮鬥……打開這本小小的職工退休證,北京退休工人魯文華大媽的語調越來越激昂,不容打斷。

  “我們那個年代……”

  “國家最後沒虧待我們……”

  “我現在花得起……”

  綠色退休證與“三聯單”

  1978年11月25日,父親領回一張綠色的職工退休證。同一天,魯文華進入父親工作了一輩子的北京電子管廠,成為燈絲焊接工。

  1952年,酒仙橋區域中部興建起我國第一座現代化電子管企業——北京電子管廠(即國營774廠),投資1.02億元,約佔我國當時電子工業總投資的五分之一,和後建的原國營798等廠一起,成為新中國電子工業的搖籃。

  魯文華的父親是該廠的第一批工人,這位磨工和當時來自四面八方的建設者一起,在這片土地和機器上度過了兢兢業業的一生。老人最後以八級工的身份光榮退休。

  和當時所有的國營企業一樣,北京電子管廠實行勞動保險制度,“包辦就業、終身鐵飯碗”,職工的個人福利與生老病死都由企業和國家負擔。

  魯文華至今驕傲:“我們中學畢業就努力工作建設國家,進了工廠,什麼都不用操心,吃穿用度生老病死,一切廠裏都管。”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前期,居民吃穿用等還是憑證憑票供應。糧食和食用油得拿著《城鎮居民糧油供應證》買,日用品得拿著北京市居民購貨證(俗稱副食本)買。“在電子管廠當工人”是當時北京令人艷羨的工作,父女兩代人生活無憂。

  月工資50多元,但魯文華沒太多花錢的地方——“廠裏的福利特別好,逢年過節發東西,柴米油鹽啥都發,連女職工的衛生用品都發。”

  “糧票只給幹部和工人發,農村社員沒有。”遠在四川南充農村的張鳳瓊和魯文華是同齡人,當時,城裏人與農民,“飯碗”不同。

  城裏,大企業的待遇有優勢。在當時的北京,就醫挂號也要戶口本,電子管廠的職工則不用這麼“麻煩”。

  1959年2月,應電子管廠為生産保駕護航所請,北京市衛生局組建了酒仙橋職工醫院,也就是如今的清華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即華信醫院)。

  “我們拿著‘三聯單’,上面寫著哪個廠哪個車間班組,直接去就能看病,不用挂號費,不用墊付,醫生一看是本單位的,都給用最好的藥。”

  魯文華至今記得,在十一街坊二樓一層的一間不足15平方米的小屋,只要拿著“三聯單”,報出工作證的編號或者家屬證編號,北京電子管廠和附近三家工廠的職工和家屬都能在這家醫院挂號看病,“自己不掏一分錢”。

  鼎盛時期,電子管廠1萬多人,周圍三家工廠職工加起來幾萬人。那是一個工廠和工人的日子都過得紅紅火火的年代。每到晚霞燒得天邊通紅的時候,正值換班時間,馬路把生活區和廠房分割兩邊,路上全是電子産業的工人,人流好像也涌進了天邊的晚霞——許多年過去了,魯文華想起當年的這一幕,仍覺歷歷在目。

  安穩與幸福好像從她端上“鐵飯碗”的那一刻就水到渠成了,而且會像父親一樣,一直保障到老。

  魯文華父親的退休生活波瀾不驚。當時城市待業青年多,但在退休前,他的1個女兒、3個兒子都在“上山下鄉”之後被分配到北京市的工業企業,端上了當時最受青睞的“飯碗”——當工人。最小的女兒魯文華也順利接班進廠。

  父親依然生活在家屬區,依然每個月去領工資,他的退休工資每月80多元,兩個月的退休金可以買到當時的大件兒——一輛永久牌自行車。

  慢慢地,退休金漲到了100多元,直到1997年漲到了600多元,從領現金,到打到存折上,到後來有了帶晶片的銀行卡。

  1985年,魯文華家擁擠的筒子樓裏搬進了一件大件兒——彩電。這是當時最時髦的家電,但電子管廠卻沒有抓住這個發展機遇。此外,半導體積體電路技術開始替代電子管技術,多重因素下,電子管廠産品市場迅速萎縮,還有8000多名退休職工要養活。自那時起,魯文華父女兩代人引以為傲的企業連年虧損,面臨破産。

  退休工人們開始擔心起來。魯文華回憶説,有一陣子,各種説法都有,“老兩口最擔心下個月退休金還能不能領到,養老怎麼辦”。

  如今的798藝術區往東不到兩公里,還能找到原北京電子管廠廠房改建的幾棟辦公樓,寬闊的馬路再沒有穿工裝的匆匆行人,煙囪高聳但不再冒氣兒,熱火朝天大生産的年代已經久遠。

  上世紀80年代,魯文華父親這一批老工人依然生活在連空氣都再熟悉不過的廠區,他們隱約聽説,外面已在發生變化。

  同樣是這個年代,在張鳳瓊生活的農村,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解決了農村人的溫飽,開始有農民進城打工了。

  “到社會上去退休”

  要簽勞動合同,要辦社會保險,再也沒有“三聯單”……猝不及防地,“鐵飯碗”打碎了,“到社會上去退休”,變化照進魯文華的現實。

  其實,當年的魯文華不知道,就在她進入工廠這一年,改變早有端倪。

  1978年5月,經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則批準,國務院頒布了《關于工人退休、退職的暫行辦法》和《關于安置老弱病殘幹部的暫行辦法》,取代此前的勞動保險制度。

  上世紀80年代初,逢年過節,魯文華兄弟姐妹5個人都會回到電子管廠看望父母。這時,魯家大哥從工人成長為企業管理者,最早捕捉到形勢的變化,敏銳地提醒兄弟姐妹:“以後都要和企業簽合同,到社會上去退休,到社會上去看病就醫。”

  當時魯文華並不擔心,因為在她工作的頭5年裏,“沒有動靜兒”。

  在歷經中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專家鄭功成看來,“社會保障制度改革作為社會政策,會稍微滯後于經濟體制改革”。

  1986年,家住西單的魯文華為了照顧兩歲的女兒,調到北京市百花蜂蜜廠工作。她並不知道,日後,這一年被稱為“社保改革元年”。

  1986年4月,《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七個五年計劃》首次提出了“社會保障”的概念。

  3個月後,國務院頒布《國營企業試行勞動合同制暫行規定》,明確規定國營企業將以勞動合同制取代計劃經濟時代的“鐵飯碗”,同時規定合同制工人的退休養老實行社會統籌,並由企業和個人分擔繳納保險費。

  1987年,年剛過完,廠子裏開始通知魯文華簽訂勞動合同,“那會兒倒是沒引起什麼波動,大家都沒當回事兒,簽了合同以後,大家沒有感受到啥變化,幹的還是原來的活兒,領的還是原來的工資,勞保也跟以前一樣”。

  這時候,魯文華聽説,很多人,有的還是國家幹部,開始“下海經商”。對她來説,真正的變化要從1991年開始。

  這一年,國務院下發《關于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決定》,這是改革開放以來國家就養老保險問題第一次作出重大決策,明確基本養老保險費實行國家、企業、個人三方共同負擔。

  在北京,企業開始陸續為職工辦理參加社會養老保險的手續。

  這回,魯文華知道了她退休時不再由企業發養老金,而是由社保發養老金,這叫退休人員社會化管理。

  魯文華和兄弟姐妹都要“到社會上去退休了”。他們聚在一起,“情感上一時沒法兒接受”。

  “社保就是我們自己也要交一部分錢”,她清楚地記得,當時一些職工不理解,認為自己為企業工作了一輩子,結果退休後跟單位沒關係了,就到上級單位信訪。“那時候,單位凈開會宣講社會保險政策,最後強調保障大家的待遇不降低,才打消了大家的憂慮。”

  變化總是一波接著一波。

  1998年12月,國務院發布《關于建立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決定》,建立了城鎮職工醫療保險制度。

  1997年,魯文華父親腦梗入院,開著熟悉的“三聯單”去辦的入院,花了1萬多元醫藥費,他們先自付,後來,其中3000多元拿回企業從“三聯單”也就是企業保險體係中報銷,另外2000多元由醫療保險報銷。

  “那是最後一次有‘三聯單’了,以後再也沒有了,都改社保卡了。”

  魯文華和她的一大家子都陸續辦理了主要用于看病的社會保險卡。

  “我們什麼都趕上了”,魯文華解嘲地笑了。

  準備在企業工作到最後一天的魯文華還沒領到退休證,卻先領到了“下崗證”。

  北京市政府在三環內“限煤”,北京百花蜂蜜廠整廠搬遷至大興區。2002年,和絕大多數工人一樣,魯文華與企業協議解除勞動合同後回家了,丈夫則在一年前從燕山石化回家了。

  青春伴隨著車間裏的機器一同老去。魯家兄妹5人都不記得他們告別廠子回家的確切日期了——那只是他們生命中普通的一天。

  沒空多愁善感,這只意味著一個時代的終結。而生活,在等待她。

  2002年,魯文華的女兒考上了中國傳媒大學,每年的學費6000多元,每個月還需要600元左右的生活費。魯文華家正面臨著拆遷和搬遷,拆遷面積不大,搬到通州後,裝修花光了她8萬多元的下崗安置款,還背負了一點兒債務。魯文華去了一家保險公司做保潔員,丈夫則去一家民營企業當司機。

  “還好是我的社保處理得好,沒給我添負擔。”按照國家社保政策,她在與企業簽合同之前的工齡,全部視同繳費年限,無論是企業還是她個人都不用再繳費。之後的合同年限內,企業和魯文華共同繳納社會保險費。而她與企業協議解除勞動合同後,每年3000多元的社保費則由失業保險和下崗補助補齊了,“失業保險和下崗補助一共給了1萬多元,繳完社保費還剩一點錢。”

  魯文華的丈夫經歷類似,2001年與燕山石化協議解除勞動合同後,又幹了12年才退休,社保費用也大多由國家繳納了,“別看下崗有10多年,但根據4050人員優惠政策,國家就可以管你3年社保費。”

  有了社保的他們,看病後還是會回單位。醫保門診的起付線是1800元,他們每個季度會去單位,粘好單據,等待企業提交到社保部門去報銷醫藥費。

  民營經濟浪潮席卷中國。和村裏大多數人一樣,張鳳瓊的丈夫1997年已經到深圳打工,“比種地強”。1999年底,張鳳瓊也一同來到深圳。

  紅色退休證與大媽的廣場舞

  2004年4月,45歲的魯文華拿到了一本紅色的企業職工退休證。

  每年3月,她都看兩會新聞,從2005年開始,她每年都能看到養老金上漲的好消息,當年10月,她都能如期拿到養老金的上漲部分。

  從2004年的每月1100多元,經過14連漲,退休工人魯文華現在每月養老金有4000多元。

  “國家承認我們這一代人對社會的貢獻。”魯文華説。

  人,終究躲不過衰老,生病。

  2017年11月,魯文華的丈夫患上肝癌三期。這個五雷轟頂的結果幾乎擊垮了這個家庭。魯大媽擔心的是,一年幾十萬元的醫藥費從哪來。一家人商量只能賣房子治病。

  魯文華的女兒王芳先去北京同仁醫院辦手續,醫院通知她,在社保卡之外,還要單獨辦理一個“特病”的卡。第一期化療結束後,王芳把挂在通州區八裏橋地區一處中介的房子給撤了下來。“不用賣房了,社保和特病結算完之後,自己交了2000多元錢醫藥費。”

  魯文華粗略算了一筆賬,這一年,陸續花了20多萬元的醫藥費,自己只花了約10%,九成費用都從社保卡裏實時結算直接報銷了。

  如今,魯文華的老伴兒又胖了,醫生也説,老人身體不錯。魯文華懸著的心又放了下來。

  魯文華一家兄弟姐妹逢年過節還是會齊聚大哥家,一家人聊天:“幸虧現在改了社保了,老了老了,就靠社保了。改合適了,企業現在都改制了,老人光靠企業哪行啊。”

  每天早上7點半 ,魯文華都會去天壇公園附近跳廣場舞,到9點鐘左右,回家幫女兒帶孩子。她還和當年酒仙橋中學的同學們約著一起去了好幾次KTV唱歌,“微信群裏一招呼,我們白天去,唱得可高興了,那家的音響設備效果特別好”。

  在北京四五環的一些地方,很多KTV白天的生意比晚上還紅火。位于朝陽區朝陽路的一家KTV裝修得金碧輝煌,一個可以容納12人的大包房白天“團購價”僅260元,魯大媽和她的同學們每人花了22元,“歡唱3小時,果盤小吃酒水都管夠”。

  魯大媽抽屜裏有很多五顏六色的絲巾,都是新買的。不久前參加老年廈門遊時拍的照片色彩斑斕,鼓浪嶼買回來的糕餅還在桌上,她又翻出來廈門買的玉墜和蠶絲被,一共消費了2000多元,“還挺高興的……同學都買了,我們都消費得起”。

  廣場舞、買理財、帶孫子……這些構成了魯文華這樣的中國大媽的退休生活圖景。

  農民工也有了退休證

  意外的是,在深圳,農民工張鳳瓊也拿到了一張和魯文華一樣的紅色職工退休證。

  深圳福田,城市的燈光照耀著空地的夜晚,廣場舞大媽的身影裏有張鳳瓊。“在這跳舞5年多了。”

  “您的賬戶于3月24日收入(社保)人民幣1085元”——至今,張鳳瓊的手機裏還保存著2017年3月24日中國銀行發來的這樣一條短信。

  “這是我領到的第一筆養老金。”在給記者講述自己故事的時候還是夏天,張鳳瓊愛穿一條無袖的鮮紅色連衣裙,被染成棕紅色的頭髮整齊地盤在腦後,眉毛修得細長,嘴上涂了和衣服顏色相稱的口紅。一説話,清脆的嗓音,很快的語速,“川普”的用詞,保留著“四川味道”。

  2000年起,高中畢業的張鳳瓊在深圳福田的一家藥房當倉庫管理員,至今已有18個年頭了。她從對藥物一無所知,到現在能熟記倉庫所有藥品的名字,工資也從最初的每月1000元,漲到現在被返聘後的3000多元。

  “在這打工的好多都是四川、湖南的農民工”。如今,張鳳瓊已經適應了“農民工”這個稱呼。

  張鳳瓊原以為,退休是城裏人的事情,她在這裏打工,老了幹不動了,就和丈夫回老家,重新修葺破舊的老房子,靠著積蓄、靠著娃兒終老,“農民老了不都是這樣子的”。

  2016年6月,臨近退休,張鳳瓊聽到一個消息——“可以在城裏拿養老金”。

  她去當地的社保部門咨詢,依據2010年出臺的《社會保險法》,“參加基本養老保險的個人,達到法定退休年齡時累計繳費不足十五年的,可以繳費至滿十五年,按月領取基本養老金;也可以轉入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或者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按照國務院規定享受相應的養老保險待遇。”

  窗口的工作人員解釋,“在深圳,只要你和用人單位依法繳納了15年養老保險,不管是什麼戶口,到了退休年齡,都可以在深圳領取《中華人民共和國職工退休證》,每月有養老金自動打入銀行賬戶”。

  公司是從2007年4月開始為張鳳瓊繳納社保的,到2016年她退休,還不滿10年。

  深圳市有規定,用人單位及其職工未按照規定繳納養老保險費,超過法定強制追繳時效的,可以申請補繳養老保險費,並自應繳之日起按日加收萬分之五的滯納金。滯納金分別納入基本養老保險統籌基金和地方補充養老保險基金。

  張鳳瓊已超過兩年追繳時效。

  她決定通過行政復議爭取補繳費用。2017年1月,張鳳瓊接到通知——補繳社保費。她和公司的財務人員一起到社保局,發現滯納金有近6萬元。協商後,公司願意承擔2.5萬元滯納金,剩余3.4萬元由張鳳瓊個人承擔。

  2017年3月15日,張鳳瓊拿到了紅色的職工退休證。當時每個月可以領到1085元養老金,今年每個月漲了90元。

  作為改革開放前沿的深圳,早在1982年就開始試行勞動合同制職工養老保險制度,1987年開始在臨時工中推行養老保險退休基金統籌。據不完全統計,至今,在深圳退休的農民工有近400人。

  張鳳瓊所在的藥房,已經有好幾位農民工和她一樣,通過補繳成功在深圳退休養老。

  每晚7點半到9點是張鳳瓊雷打不動的跳廣場舞時間,她和丈夫帶著女兒的孩子,她跳舞,丈夫遛小外孫。

  保障的“漂移”

  2005年,呂著香大媽也拿到了退休證,但是她的生活卻沒有固定在湖北荊州,而是和張鳳瓊一樣“漂”在深圳,來到兒子的工作定居地養老。

  2017年5月16日,62歲的呂著香查出患有多發性骨髓瘤,隨即入院治療。3個多月後,呂著香治病花了近25萬元。

  “跟親戚借了一部分,兒子出了一部分,從養老積蓄裏拿出了一部分。”高昂的治療費用讓呂著香一家壓力很大。尤其是5月、6月兩個療程的治療,家裏墊付了將近16萬元醫藥費,“報銷所需的發票、醫囑、費用明細等單據已寄回湖北老家1個多月了,但不知何時才能拿到報銷款。”

  但去年7月12日起,這一切就改變了,退休職工的那張社會保險卡不光能享受養老待遇,還可以“漂移”。

  呂著香就醫所在的深圳南山區人民醫院作為首批對接國家平臺的醫療機構,當天就可以進行跨省異地就醫直接結算了。“7月第3個療程的治療,出院時用社保卡一刷,分分鐘就結算了,很方便。以後的療程都直接刷社保卡結算,不用再兩地來回跑報銷了。”

  年輕人的社保卡也可以“漂移”。

  因為父親生病加上小兒子空氣過敏,魯文華的女兒王芳其實在籌劃去杭州工作生活。王芳是一家北京市國有企業的財務,擁有“五險二金”(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失業保險以及住房公積金、企業年金)。每個月住房公積金就有近5000元,僅此一項,就超過了媽媽魯文華的退休金。去年,王芳還獲悉,單位有幾位普通工人退休,除了每月領取養老金之外,還可以一次支取30多萬元的企業年金。

  王芳還有商業補充醫療保險,基本上“看病就不花錢”。

  “一直幹到退休,兩份養老金,肯定待遇非常高。”王芳了解到,這些待遇都可以隨著工作轉移社保接續到杭州。

  王芳又擔心,北京戶口的孩子如何在杭州看病?

  跟杭州方面咨詢後,王芳發現這件事其實非常簡單,在杭州辦理一張市民卡,她的兩個北京戶口的孩子就可以在杭州上“一老一小”,也就是城鄉居民醫療保險,完全可以跟當地孩子一樣看病就醫。

  如今已經開通102項功能的社會保障卡,背後承載的是百姓更加安穩的生活。

  目前,全國社會保障卡持卡人數達到11.5億人。我國基本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參保人數分別達到9.26億人、13.5億人、1.92億人、2.31億人、1.98億人。我國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養老保障網絡、健康保障網絡,參保率分別達到90%、95%。

  中國大媽退休的生活無憂,明證了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從無到有、從小到大,讓廣大百姓公平分享改革發展成果,過上了沒有後顧之憂的日子。

  2016年11月17日,在國際社會保障協會第32屆全球大會上,中國政府被授予“社會保障傑出成就獎”,成為世界上第二個獲此殊榮的國家。

  原人社部部長尹蔚民接受採訪時表示,當時,在現場領獎的他聽到,會場上響起經久不息的掌聲……(羅 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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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錯】 責任編輯: 徐宙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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