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１０月２３日電 題：通往良法善治之路——回看中國司法進步足跡

　　新華社記者羅沙、丁小溪

　　改革開放４０年，中國走向良法善治的４０年。

　　從撥亂反正到良法善治，從“不枉不縱”到“疑罪從無”，從恢復律師制度到普及公共法律服務……回望４０年，中國司法進步的足跡清晰可見。

　　從撥亂反正到良法善治

　　１９７８年，五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通過的憲法中，規定了重新設置人民檢察院。

　　從某種意義上説，改革開放４０年來我國司法制度日臻完善，不斷磨礪守護公平正義之劍，檢察機關的恢復重建可視為一大起點。

　　１９７９年，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表決通過我國第一部刑法、刑事訴訟法，我國刑事訴訟程式首次得到統一規范，刑事審判從此有法可依。

　　一手抓打擊犯罪，一手抓撥亂反正，人民法院全面復查和糾正文革前後判處的冤假錯案。到１９８１年底，全國各級法院共復查文革期間判處的１２０余萬件刑事案件，依法改判超過３０萬件。一大批冤案錯案得以平反，凝聚人心、傳播法治、匡扶正義的效果明顯。

　　經濟社會發展步入正軌，離不開完善的民事立法。１９８６年４月，六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表決通過民法通則，結束了中國沒有係統的民事立法的歷史。民法通則確立了“自願、公平、等價有償、誠實信用”的現代民法基本原則，為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發展提供了基本民事法律框架。

　　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全國首個基層法院行政審判庭在湖南汨羅縣法院成立。１９８８年１０月，最高人民法院正式設立行政審判庭。１９８９年４月，七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表決通過行政訴訟法，標誌著我國行政訴訟制度的正式確立。

　　刑事、民事、行政，並列為現代社會最重要的三大訴訟制度。在波瀾壯闊的改革開放大潮中，我國朝著良法善治邁出了堅實的步伐。

　　從“不枉不縱”到“疑罪從無”

　　“不枉不縱”，即“不冤枉一個好人，不放過一個壞人”，曾被廣大司法辦案人員視為座右銘。

　　１９９６年，刑事訴訟法首次作出修改，其中規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

　　“疑罪從無”的刑事司法原則，從此在法律上得到了落實。

　　“２０１３年再次修訂的刑事訴訟法及其司法解釋生效實施，充分彰顯了庭審的功能。２０１４年，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等一係列刑事司法改革舉措。”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專職委員胡雲騰説。

　　疑罪從無，是刑事司法人權保障的一種審慎態度。疑罪從無、證據裁判等現代刑事司法原則得到落實，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步步推進，被追訴者的權利更有保障，公平正義才能不再“遲到”。

　　過去五年，檢察機關對不構成犯罪或證據不足的不批捕６２．５萬人、不起訴１２．１萬人。人民法院對２９４３名公訴案件被告人和１９３１名自訴案件被告人依法宣告無罪，糾正呼格吉勒圖案、聶樹斌案等重大冤錯案件３９件７８人。

　　２０１７年，最高法、最高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聯合印發《關于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意見》，明確提出“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應當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保證準確、及時地查明犯罪事實，正確應用法律，懲罰犯罪分子，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法律界人士普遍認為，隨著這份意見的出臺，無罪推定原則在我國實際已經落地生根，這也可被看作是摒棄舊有訴訟模式的標誌。

　　從恢復律師制度到普及公共法律服務

　　１９７８年，司法部出臺關于律師工作的通知，宣布恢復律師制度。４年後，律師暫行條例正式實施，我國律師制度確立運作。

　　時至今日，我國執業律師人數已突破３６萬，服務領域日益細化，律師規模持續增長。

　　４０年來，與改革開放同頻共振的律師事業，已成為建設法治國家、捍衛公平正義的有力保障。

　　為適應改革開放發展，我國先後４次對律師法進行不同程度的修改。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出臺一係列文件，從頂層設計的角度推進律師制度改革；司法部修訂《律師執業管理辦法》《律師事務所管理辦法》，全國律協強化律師維權懲戒，有力推動律師事業發展。

　　律師服務走近尋常百姓，是我國公共法律服務不斷普及發展的縮影。

　　２０１８年５月，中國法律服務網正式上線運作，匯聚全國３８萬多家法律服務機構數據和１３９萬多名從業人員數據，遴選４７５個法律服務機構和９２５名法律服務人員，組建法律諮詢專家團隊，為公眾提供全方位服務。

　　截至今年上半年，全國已建成２２００多個縣（市、區）公共法律服務中心、２．８萬多個鄉鎮（街道）公共法律服務工作站，覆蓋率分別達８１％和７２％。

　　當前，司法行政部門正在不斷豐富服務內容，以更加及時精準普惠優質的公共法律服務，滿足新時代人民群眾對法治、公平、正義的更高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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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張樵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