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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養”變“待崗”?有企業這樣做逼職工自動離職
2018-08-11 08:48:58 來源: 工人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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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點】“退養”咋就變成了“待崗”?

  “在企業幹了20多年,簽了退崗協議後,沒想到企業又變卦,一會兒説要解除勞動合同,一會兒又要重新簽訂需要降低待遇的待崗協議,感覺自己被玩得團團轉!”7月28日,吉林某實業公司的劉慶松不僅收到了企業的律師函,還在當地媒體上看到企業要求自己在8月24日之前辦理解除勞動合同的通知。幾番溝通無果,劉慶松傷心不已。

  實際上,像劉慶松一樣“被待崗”的職工不在少數。有的企業為了低成本“開”掉某一員工,既不願支付解除勞動合同賠償金,又不想引起訴訟等麻煩,就會找個理由讓職工待崗,再通過縮減待遇等逼職工自動離職。日前,劉慶松正打算通過法律途徑解決困境。

  從險被解雇到離崗待工,

  職工認為“顯失公平”

  劉慶松是1997年入職擔任司機的老員工。2016年4月1日,公司與其簽訂了一份為期4年半的《租車協議》,約定由劉慶松自行購置車輛,為公司提供派遣車輛服務。企業既租其車又用其人。

  2018年4月2日,該公司所屬集團制定的《吉林區租賃車輛管理規定(試行)》開始施行。與原《租車協議》相比,新規定的補貼方式和標準都有差異,劉慶松希望原協議到期後再履行新規定,但企業仍強制停用了劉慶松的車。

  5月8日,企業領導在找劉慶松談話時明確為其擺出了兩條路,一是買斷,二是退養。已經50歲的劉慶松選擇退養,便與公司簽訂了一份《協商退出工作崗位協議書》。雙方約定,自當日起,劉慶松退出公司工作崗位離崗休息,公司每月扣除五險一金後發給劉慶松2255元基本生活費,待劉慶松到達法定退休年齡,為其辦理退休手續,同時停發離崗基本生活費。

  此後,劉慶松找到公司領導,希望公司能按照原協議約定,賠償他未履行合同部分的違約金,“因為簽訂原來的《租車協議》,我才會自購車輛,況且公司還欠我1萬多元的車輛租賃費用沒給。”劉慶松説。

  劉慶松沒想到的是,5月25日,他收到了公司的《終止合同通知書》和一份《律師函》。前者稱在劉慶松簽訂退崗協議時,原《租車協議》就已自行終止;後者則表示,原《租車協議》是劉慶松作為公司勞動者期間,對其工作內容的約定,雙方簽訂退崗協議後,已經對劉慶松的工作內容作出新約定,因此無法繼續履行原協議。7月底,劉慶松又收到了公司要與自己解除勞動合同的《律師函》。

  覺得自己莫名其妙就要被解雇,劉慶松找相關領導溝通,希望按照原退養協議執行。此時,公司拿出一份離崗待工協議要和劉慶松簽,不僅降低了相關待遇標準,還要隨時回去上班。劉慶松覺得,這對老職工來説顯失公平。

  放假數月分文不給,

  老板玩起“躲貓貓”

  劉慶松的情況並非個案,《工人日報》記者在採訪時獲悉了一些其他類似案例。

  “這都放假好幾個月了,基本生活費也不開,找公司也沒個説法,再這麼拖下去,我們這些農民工靠啥吃飯?”2017年年底,吉林大華銘仁律師事務所的律師莫長軍和欒紅月接待了13名前來求援的女職工,她們希望公司把拖欠的基本生活費和解除勞動合同經濟補償金補上。

  這些女工是長春某醫藥企業的職工,之前,公司領導以企業效益不好為由給這些工人放了假,沒説期限,只是口頭答應每月給開70%工資當基本生活費。然而,放假快一年了,何時能復工仍無音訊,説好的基本生活費職工也沒拿到。

  兩位律師找到這家公司,其負責人堅持不承認雙方存在勞動關係,並稱公司的某些項目已經承包出去,女工們想要錢找錯了人。

  “工作服和工牌都是這家企業的,證據板上釘釘,企業是賴不掉的。”莫長軍告訴記者,接下來,他們幫助女工們走了勞動仲裁和訴訟程序,最終企業因怕不良影響同意調解,如數為女工們支付了基本生活費和解除勞動合同補償金。

  同樣是去年,吉林某醫院房租到期,表面暫時給全體職工放假,背地裏醫院資質都已賣掉,負責人只告訴職工回家待崗等消息。一個月後,有6名職工心急聯係醫院老板,老板不是不接電話,就是不見人。

  6名職工向法院提起訴訟,可因醫院老板行蹤不明,法院起訴書一直送達不了。最後幾經周折找到了人,老板終于同意調解,為職工們支付了15萬元左右的賠償金。

  莫長軍告訴記者,因待崗問題産生的勞動糾紛案件並不少見,職工通常都處于弱勢地位,如果不懂法草率妥協,很容易掉進用人單位精心編制的陷阱。

  職工要“留心眼”,

  企業別“耍心眼”

  “息工待崗制度源于計劃經濟年代的國企,現在仍有很多國企和私企沿用,但對于企業可以安排職工待崗的情形,我國勞動法律法規並未作出明確規定。”吉林路朗律師事務所律師王雨琦説,雖然司法實踐中部分觀點認為,企業根據生産所需擁有單方安排員工待崗的經營管理自主權,但從法理角度和目前審判實踐來看,多數觀點仍認為,待崗實質上屬于對既定勞動合同內容的變更,企業無權單方決定。

  王雨琦接待了前來咨詢維權的劉慶松。王雨琦分析後認為,劉慶松的案例,就是企業換了投資方,想要在不給賠償的情況下挖個坑,換掉“沒事愛挑刺”的劉慶松。

  “遇到類似情況,職工一定要仔細算一算經濟賬,謹慎簽訂待崗協議。如果擔心由于自己不同意,企業會採取其他方式刁難或造成侵權,可通過向勞動主管部門反映情況維護自身權益。”王雨琦説。

  莫長軍表示,從職工角度講,一定要增強法律意識,與企業簽好勞動合同,約定好工作崗位、績效考核等內容,“職工要注意保留相關證據,否則一旦發生糾紛,維權很難。”

  “沒誠信等于沒未來。企業一旦有不良記錄,就會影響自身融資、投標等長遠發展利益。”莫長軍説,這幾年待崗相關的違法行為正在呈遞減趨勢。隨著立法的推進、相關部門管理機制的完善,企業的違法空間會越來越小,鑽空子的機會會越來越少。希望企業能提高認識,承擔起應負的責任,不要心存僥幸鑽空子,最終違法代價反而可能更為慘重。(應採訪對象要求,劉慶松為化名)(柳姍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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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錯】 責任編輯: 張樵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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