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要點：
■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根據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發生深刻變化、全面深化改革進入新階段的大背景提出，“把是否促進經濟社會發展、是否給人民群眾帶來實實在在的獲得感，作為改革成效的評價標準”。這一重要論斷，繼承和發展了“三個有利于”思想，對于新時代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牢牢把握改革的正確方向、推進國家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 人們越來越認識到，只有發揮市場的作用，通過價值規律的運動，在同一行業內部，把資源配置到最優秀的企業，實現優勝劣汰；在不同行業之間，按照社會需求的大致比例分配社會勞動，才能實現各類商品供求的動態平衡。
■ 40年來我們推進改革的一條重要經驗是，一方面通過改革加快推進經濟社會發展，實現人民收入較快增長，使改革贏得人民的支援，另一方面必須堅持循序漸進的原則。對于看準了的事情，就堅決改；沒有看準的，就等一等。
■ 經濟體制改革涉及從宏觀到微觀的各個方面，不同時期的改革都要有一個總體規劃，分清輕重緩急，穩步協調推進。這個總體規劃就是每隔幾年由黨的中央全會作出關于改革的決定，對改革進行全面部署。
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也是決定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一招。回顧40年來的歷史征程，從農村到城市、從試點到推廣、從經濟體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我國改革開放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極大地促進了經濟社會發展。我國改革開放之所以能夠取得巨大成功，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國共産黨帶領全國人民始終堅持實事求是、理論聯繫實際、一切從實際出發，在實踐中不斷探索符合中國國情的改革方法。
一、把“三個有利于”、“兩個是否”作為檢驗改革成效的標準
40年前，一場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解放了大家的思想，也解放了社會生産力。鄧小平同志深刻總結改革開放經驗，提出要把“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産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作為評判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標準，為我國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作了充分的思想準備。小崗村的土地承包到戶，實踐證明打破了平均主義、“大鍋飯”，有利于增産增收。盡管當初有不少人認為承包到戶是搞資本主義，但由于我們黨把實踐作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小崗經驗勢不可擋地迅速推廣，帶來全國糧食連年大幅增産。在改革開放推動下，不到10年時間，我們一舉解決了長期困擾中國人民的吃飯問題。改革從農村推向城市，從農業推向工業企業，從微觀經濟推向宏觀經濟，星星之火終成燎原之勢。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根據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發生深刻變化、全面深化改革進入新階段的大背景提出，“把是否促進經濟社會發展、是否給人民群眾帶來實實在在的獲得感，作為改革成效的評價標準”。這一重要論斷，繼承和發展了“三個有利于”思想，對于新時代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牢牢把握改革的正確方向、推進國家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5年多來，黨中央先後出臺重要改革文件360多個，推出重大改革舉措1500多項，夯基壘臺、積厚成勢，匯聚起推進全面深化改革的強大正能量，譜寫了新時代改革新篇章。
二、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
我國40年的改革進程，向世人充分彰顯了一個趨勢，就是始終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計劃經濟本質上否定社會産品的商品屬性，或僅僅承認個人消費品的半商品性質。與此相對應，計劃經濟體制把國民經濟看作一個大工廠，産品統一調撥，資金統收統支，人員統一調配，工資同步增長，全國的投資都要集中到國家計劃委員會，地方和企業沒有投資權。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為了集中力量進行工業化建設，這種體制發揮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隨著經濟規模的擴大，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端越來越顯露出來，阻礙了生産力發展。人們越來越認識到，只有發揮市場的作用，通過價值規律的運動，在同一行業內部，把資源配置到最優秀的企業，實現優勝劣汰；在不同行業之間，按照社會需求的大致比例分配社會勞動，才能實現各類商品供求的動態平衡。從改革初期開始重視商品生産、商品交換，到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再到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繼而到1992年黨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反映出我們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不懈探索和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規律認識的不斷深化。特別是從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到黨的十九大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個重大判斷有利于在全黨全社會進一步樹立關于政府和市場關係的正確觀念。新時代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必須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論述，要講辯證法、兩點論，把“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都用好。
三、堅持漸進式改革和穩中求進的方法
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是史無前例的偉大事業。40年來我們推進改革的一條重要經驗是，一方面通過改革加快推進經濟社會發展，實現人民收入較快增長，使改革贏得人民的支援，另一方面必須堅持循序漸進的原則。對于看準了的事情，就堅決改；沒有看準的，就等一等。我們認識到，那種所謂“休克療法”的改革方式是對人民不負責任的行為，我們應該在舊的經濟體制中培育新經濟體制的萌芽，鼓勵其成長，最終逐步取代舊的經濟體制。對所有制結構的調整，就是一個漸進式改革的成功范例。改革初期，尚未找到國營企業、集體企業改革的有效途徑，我們在不斷對公有制經濟領域的改革進行探索的同時，採取改革措施鼓勵發展民營經濟。例如，上世紀80年代在輕紡工業實行“六個優先”的政策，促進了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隨著民營經濟的不斷壯大，國有企業改革的條件日漸成熟，方向更為明確，積極性大為提高。可以説，如果沒有民營經濟的發展為國企改革創造條件，國企改革是不可能順利進行的。正是通過漸進式改革方式，我們真正實現了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相輔相成、相得益彰。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將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上升為治國理政的重要原則和做好經濟工作的方法論，強調穩是主基調、是大局，在穩的前提下要在關鍵領域有所進取，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奮發有為。正是“穩”和“進”有機統一、相互促進，才為深化改革開放和經濟結構調整創造了穩定的宏觀環境。
四、堅持頂層設計和基層探索良性互動
加強頂層設計和基層探索都是推進改革的重要方法。我國地域遼闊，各地區、各行業的發展條件千差萬別，對必須取得突破但一時還不那麼有把握的改革，採取試點探索、投石問路的方法，看準了再推開，這是推進改革的一條基本經驗。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立足改革全局，統籌謀劃、科學組織試點工作，在土地、科技、生態、企業、司法、擴大開放、醫療衛生等方面推出一批重大改革試點，形成一大批可復制可推廣經驗。比如，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以管資本為主加強國有資産監管、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和允許混合所有制經濟實行企業員工持股，這是總結企業改革發展的成功經驗形成的改革舉措。匯金公司就是管資本的成功案例。它管理著數十萬億元的資本，運營效率和效益都很好。它對所有國有銀行持股，但並不幹預所持股銀行的經營活動，銀行有充分的經營自主權。匯金公司根據對各個銀行持股比例的多少，向各個銀行的董事會和股東大會派出不同職務的管理人員，行使不同的權益。再如，對第三産業企業實行營業稅改增值稅，這項改革舉措使第三産業企業的稅負平均降低30%以上，促進第三産業連續多年實現快速發展。這項改革先從部分地方的部分行業開始試點，取得成效後逐步在全國的絕大部分行業推廣。雖然改革初期出現稅收總額下降的情況，但隨著深化改革帶來第三産業的迅速發展，稅收總額又逐步回升，並遠遠超過改革之前。對小微企業提高稅收起徵點，效果更為明顯。由于新辦企業數量迅速增多，企業發展加快，不僅增加了就業，而且擴大了稅基，最終增加了稅收。
五、堅持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
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是我國現代化建設不斷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寶。改革開放之前的30年，由于國際環境制約，我國基本上是在封閉半封閉情況下主要依靠自力更生進行經濟建設的。1978年開始的對外開放使我們打開了眼界，學習國外先進管理經驗和技術，擴大商品和人才交流，大大加快了我國現代化進程。在宏觀管理體制上，上世紀80年代我們借鑒了日本的産業政策以及收入倍增計劃、財政投融資、銀行窗口指導、進口替代等政策，90年代參考了德國穩定物價政策、社會政策等，吸收了美國的宏觀調控、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配合、資本市場監管、科技進步政策、基礎設施建設融資方式、農業發展政策、軍民融合等經驗。對一些中小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成功經驗，如韓國快速實現工業化，荷蘭發展高效農業，芬蘭重視科技教育，愛爾蘭興辦出口加工區，以色列重視科技研發，印度發展軟件産業等經驗，我們也都認真考察學習。在有關市場經濟立法方面的有益做法，我們也積極借鑒吸收。正是在學習借鑒各個國家經驗的基礎上，逐步形成了中國特色的宏觀經濟管理體制。在微觀管理體制上，我國大批引進國外資金、技術，鼓勵興辦合資、外資企業，迅速提升了中國企業的技術水準和國際經營能力。從興辦經濟特區到開放沿海沿邊內地城市，我國逐步形成了梯次開放格局。深圳是一個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的成功范例。從引進外資開始，逐步發展創新型、外向型內資企業，短短40年時間，深圳就從一個小漁村發展為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總量最大的創新型城市。2017年，我國商品出口總額居世界第一位，進出口總額和利用外資總額居世界第二位，對外投資總額進入世界前列。經過40年改革開放，我國經濟正在實現從引進來到引進來和走出去並重的重大轉變，已經出現了市場、資源能源、投資“三頭”對外深度融合的新局面。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主動參與並引領經濟全球化進程，實施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積極推進國內自由貿易試驗區和自由貿易港建設，更高水準的全面開放新格局正在形成。
六、堅持改革的係統性、整體性、協同性
經濟體制改革涉及從宏觀到微觀的各個方面，不同時期的改革都要有一個總體規劃，分清輕重緩急，穩步協調推進。這個總體規劃就是每隔幾年由黨的中央全會作出關于改革的決定，對改革進行全面部署。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1999年十五屆四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2008年十七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等，都是具有裏程碑意義的總體規劃，指導改革不斷奪取新的勝利。各個部門和地方根據中央決定精神，制定改革實施細則，確保改革有重點、分步驟有序推進。此外，隨著改革的深入，我們更加注重改革的協同，既抓改革方案協同，也抓改革落實協同，更抓改革效果協同。黨的十八大以來，改革從經濟體制向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生態文明體制和黨的建設制度全面展開，黨的十九大把“著力增強改革係統性、整體性、協同性”作為過去五年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項重要經驗，並寫入了新修正的黨章。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注重厘清重大改革的邏輯關係，推動有條件的地方和領域實現改革舉措係統整合，在國有企業改革、科技體制改革、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國家監察體制改革、司法體制改革、黨的建設制度改革、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等方面打出一係列“組合拳”，提高了改革的整體效益。（作者：鄭新立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