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波士頓大學榮譽博士學位證書的張藝謀導演。攝影：本報記者 董丁

　　5月20日是美國波士頓大學畢業典禮日。青春活潑的畢業生們穿著大紅色學位袍，三五成群走在路上，成為耀眼的風景。穿行波大校區的公交車噴繪著橫幅：“從這裏開始，我們改變世界。”

　　周末，張藝謀從北京飛到波士頓，接受波士頓大學人文藝術榮譽博士學位。因此機緣，本報記者進行了獨家專訪。

　　經過歲月沉淀的氣場

　　回顧從影人生，他感慨：“總覺得是時代給了你這樣的機遇，讓你改變了命運；不是你有多麼了不起，而是時代恩賜了你”

　　張藝謀有一種經過歲月沉淀的氣場，溫和、沉著，不給人咄咄壓力，也不太刷存在感。如果你注視他，他會看著你的眼睛講話。有時，説著説著就自己笑起來，笑容裏保有一種純粹，和他年輕時照片裏笑容很像，當然也增添了很多閱歷賦予的內容。

　　穿著很隨意。T恤、夾克衫、運動褲、運動鞋，都是深色係，領口、拉鏈有幾道亮色條紋。就穿這一身在主席臺就座觀禮，接受波大校長授予的榮譽博士學位？

　　“不用換，你是藝術家，穿什麼都沒關係!”陪他的校董説。張藝謀有點猶豫，轉過身詢問妻子陳婷。陳婷從頭到腳看看他，點點頭説，不用換。張藝謀立刻釋然，笑著説，等會套上博士袍，裏面穿什麼都看不到。

　　30年前可不一樣。1988年，他第一次當電影導演，完成第一部作品《紅高粱》，第一次拿到國際大獎——柏林電影節金熊獎。聽到獲獎消息，張藝謀回憶説，“第一件事就是趕緊借西服。”留學生們臨時給他湊，上衣、西褲、皮鞋，三樣三種顏色，張藝謀穿著上了領獎臺。

　　“當時上領獎臺也不知道説什麼，不像現在大家都很會講，或者講得很詼諧，或者舉重若輕，或者感謝別人，那時都不知道，懵的。但我至今記得，當時我説了這麼一句話：‘你們給我這個獎，意味著我和我的夥伴們可以拍出更多、更好的中國電影。’當時就是這樣一個心態，覺得這是一個開始，這下子要好好幹了。”

　　一小時的專訪裏，“時代”和“珍惜”是張藝謀話語中的兩個高頻詞。他似乎從未忘懷年少時因出身不好“沒有太多幻想、不知道將來會怎樣”的迷茫。回顧從影人生，他感慨：“總覺得是時代給了你這樣的機遇，讓你改變了命運；不是你有多麼了不起，而是時代恩賜了你。”同齡人大都退休，自己還在創作，68歲的張藝謀，語氣珍而重之。

　　訪談中，張藝謀偏好使用第二人稱“你”，像在指代自己，又像在抽離自己。面對陌生的記者，他當然未見得敞開心扉——畢竟，憑什麼呀？但真話不全説不要緊，要緊的是説出來的是真話、實話、他相信的話。即便有時似乎欲言還止，或者有一點空泛，但也具有一種誠懇。

　　他像一株獨自扎根的樹，有一個他自己的世界。

　　以下是採訪內容實錄。

　　打開一扇更大的門

　　存在決定意識，這句話一點都沒説錯。就是因為時代不斷在變，人們的觀念也在不斷更新，個人從來就是隨著時代來梳理自己的所有目標

　　本報記者：從影40年，每個十年關口，怎樣看電影、看世界？

　　“我們這一代人，嚴格意義上説，是跟著時代一塊過來的。”回憶從影經歷，張藝謀説，他是“時代的幸運兒”。

　　張藝謀1978年入讀北京電影學院，1988年導演《紅高粱》奪得柏林金熊，1998年拍攝《一個都不能少》，2008年擔任北京奧運會開、閉幕式總導演，2018年平昌冬奧會交接儀式上，他導演的《北京八分鐘》再度“光彩耀人”。40年影藝生涯，和改革開放的國運同步。

　　“1978年，拜時代所賜，我有幸上大學、學電影。在這之前，我們這代人，插隊、下放，工農兵都幹過，沒有想過能有這樣一個改變……我們有幸成為藝術院校的第一批大學生，是時代的幸運兒。”

　　張藝謀回憶説，那時候，國家百廢待興，人們求學若渴。校園裏有種不吃飯不睡覺也要學習的風氣，“就像久旱的土地拼命地吸收養分、吸收水分一樣”。

　　怎麼看世界？“那時從沒出過國，對世界完全不了解、不知道，世界只是一個概念。”

　　1985年，擔綱《黃土地》攝影的張藝謀第一次出境，從香港到夏威夷，又飛到美國本土，紐約、波士頓、費城……走馬燈般轉了一圈。“我完全是暈的，資本主義，花花世界，眼花繚亂。”

　　1988年，《紅高粱》斬獲國際大獎。張藝謀説：“這是我的一個人生轉折，打開了一扇更大的門。”

　　開門，對個人如此，對中國電影亦如此。張藝謀説：“中國電影其實大約就從1987、1988年開始，以一種騰飛的姿態，引起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也就是大家所説的第五代導演、第五代電影人登上了歷史舞臺，代表著中國年輕一代電影工作者一種新的面貌。”

　　于今回首，張藝謀總結第五代電影人的軌跡：“從1978年打開國門，浮光掠影、眼花繚亂地見識到外部世界；到1988年，沉下來，開始立足自己民族的根……回到自己的鄉土上來創作。所以那一批作品大體都帶有濃鬱的鄉土氣息，帶有濃鬱的中國民族文化特色。”

　　十年一世，張藝謀的1998又如何？回答有點讓人意外：“差不多就是在這個時候，知道了做一個電影導演，是自己的終身職業。”這一年，他48歲，未滿半百而知天命。

　　“88年左右還不清楚，但到98年的時候，已經幹了十年了，十年下來也就知道自己深淺了吧。這個時候，人已經四五十歲，基本上很成熟了。那時也有了比較清晰的人生目標，就是會以電影為主，就這樣繼續創作下去。”

　　現在呢，對未來可有夢想？

　　“現在也很簡單，對未來的夢想很現實，就是在身體允許的情況下，希望把創作一直延續下去。”

　　珍惜拍片機會的背後，有一種現實主義的清醒。張藝謀説：“我們這一行實際上很殘酷，創作和商業運作掛鉤，不是你想幹就能幹下去的。有一天，你拍的電影沒什麼人看了，最重要的是沒人投資了——因為人家投資是根據你的回報，當(你)沒有投資吸引力的時候，也就意味著你要徹底退休了。這時候你想幹什麼都沒有用。”

　　至于電影觀念，張藝謀説，他在隨著社會而不斷地發展。“我們所有觀念，所謂世界觀、人生觀，都是跟著時代的不斷演變而在不斷變化。存在決定意識，這句話一點都沒説錯。就是因為時代不斷在變，人們的觀念也在不斷更新，個人從來就是隨著時代來梳理自己的所有目標，都是這樣的。”

　　我是勞碌命，但我願意

　　我們這代人，很珍惜創作機會。我在工廠待了7年，我過去那些老朋友，很多年不見，他們全都是退休工人，我的兩個弟弟也都是工人，都退休了，但我還在創作的陣地上。所以，我總覺得自己不能閒著，要盡量多創作，對得起這個命運

　　本報記者：多年創作實踐，有沒有某種始終不變，可以稱為“張藝謀特質”的東西？

　　“我自己很難做總結。我算是一個多元化的導演吧，求新，求變——這個變其實更多是對自己的變。我一直比較願意做原創性的東西，不太愛惜自己的羽毛，也會走很多彎路。”

　　説到這裏，張藝謀笑起來：在別人看來，我應該深思熟慮，把每一部作品方向想好，保持一種姿態，讓自己慢慢地按照別人期望的這種姿態，像一個大家的樣子，沿眾望所歸的方向走。好像一般都是這樣評論的。

　　我自己不這麼想。我自己保持原創的這種衝動性、隨意性，所以有時候在作品呈現上，東一榔頭西一棒子，有一種隨意感。但是我喜歡這樣的方式，我不想固定自己。所以可能大家看我的作品，有時候會忽上忽下，藝術的、商業的，等等，好像覺得比較隨意一點。

　　但我覺得，挺難得的就是還能保持這樣一種冒險精神吧。對自己來説，你去改變一種作品的類型，突然去涉獵另一個領域，其實是很冒險的，因為大家對你有一個固定的期望，覺得你可能拍這種電影最好，那就一直拍下去好了。但我就是希望變，除了電影，還包括歌劇、舞劇、京劇等等室內外大型演出活動，我總是去嘗試除了電影之外的各種類型。

　　我們這代人，還是過去那種老觀念，就是很珍惜創作機會。我直到今天都很珍惜。我在工廠待了7年，我過去那些老朋友，很多年不見，他們全都是退休工人，我的兩個弟弟也都是工人，都退休了，但我還在創作的陣地上。你總覺得是時代給了你這樣的機遇，讓你改變了命運；不是你多麼了不起，而是時代恩賜了你。

　　所以，我總覺得自己不能閒著，要盡量多創作，對得起這個命運。本來你的人生沒有這種可能性，你做夢都想不到會做一個導演，所以有了這個機會，總覺著不要浪費，不能浪費。我時間抓得很緊，很多事情同時做，直到今天都是這樣。他們都覺得你不累嗎？你何苦呢？為名為利嗎？為什麼呢？其實都已經不是為這些事情了，就總是覺得不能浪費時間，這是工作上的一種動力。我總開玩笑説，我是勞碌命。但這種勞碌是我願意的。我不願意停歇，總覺得要對得起這個機會，直到今天，我還是這樣的想法。

　　張藝謀説，直到現在，他幾乎每天都看很多東西，有書，也有劇本。國內外的新電影，通過網絡也幾乎都能很快看到。“每個星期都會看10部或10部以上電影吧，碎片式的，有時整部電影都看，有時看一會兒很快就換了。”

　　至于他的最新“勞碌”結果，是今夏即將上映的古裝替身電影《影》，還有今夏即將開拍的一部關于電影的電影。他沒有透露後一部影片的名字，只是説，這會是一部文藝片，以一個晚上的電影作為故事背景，算是他們那代人對電影的一種紀念。張藝謀生于1950年，他們那代人年輕時候，能夠看場露天電影，“完全像是過節一樣的感覺”。

　　講故事，但別取寵年輕人

　　我很清醒，你不要去取寵年輕人，不要裝年輕，那樣(電影)出來什麼都不是。你就是做你自己喜歡的東西

　　本報記者：時間嗖嗖過去，誰也不等。作為50後，怎樣抓住90後、00後的心呢？

　　“抓不住的，不可能抓住的，因為你跟他們隔了兩三代人。”張藝謀口氣平和，但是毫不猶疑。

　　他説：“電影觀眾當然都是年輕人為主，但是你無法取悅他們，因為根本上是有代溝的，想法是不一樣的。所以我自己現在很清醒，你不要去取寵年輕人，不要裝年輕，那樣(電影)出來什麼都不是。你就是做你自己喜歡的東西。”

　　回看張藝謀的文藝片，從《紅高粱》的恣肆，到《菊豆》和《大紅燈籠高高挂》的壓抑，再到《山楂樹之戀》和《歸來》的隱忍，倣佛牽連起一條埋藏時代符號的個性曲線，但張藝謀否認其中存在什麼規律。

　　他説：這些都是作品本身的，我沒有去總結這些東西。大家看你這幾十年的作品，都希望找到一種規律。但為什麼我説我們隨著時代呢，就因為我們是在一種時代氛圍中尋找不同的劇本。這個劇本打動你了，你就去拍，其實沒有多想是個什麼規律。

　　《歸來》和《山楂樹之戀》，都是那個時代的作品。你對那個時代有感覺，可能年輕人不一定了解，但你還是熟悉它，所以看到好的故事，看到裏面有一種感動你的東西，就願意去拍它。不過，感動自己的未必是自己過去某段經歷。

　　每個時代都有你自己感興趣的東西。現在的90後、00後，他們感興趣的也是他們在這個時代所接觸到的東西，這就叫做時代的烙印。作為一個從那個時代過來的導演，如何去迎合或面對現在的市場，其實也沒有什麼訣竅，就是堅持做你自己，堅持你自己最感興趣的東西，找到你受感動的那個點，然後把它拍好。

　　電影拍好了，打動了人，年輕人當然也會受感染，這就有了價值。有了價值，創作可以延續，你説你的時代多麼了不起，你的故事多麼了不起，但是你沒拍好，你自説自話，大家也不理你。你的創作，對不起，就得一邊待著去。所以還是要提高自己講故事的能力。電影就是故事電影，無論怎麼樣，這故事要講好。

　　那麼，怎樣提高講故事能力？有什麼經驗可以分享？

　　“沒有特別的經驗，”張藝謀説，“講故事的能力，坦率地説，沒有哪個導演就能説是做好了的，這是一輩子的事情。”

　　“我現在回想，好像人類這個物種的天性，從小就要聽一些故事吧。你看孩子幾乎都有這樣的經歷，小時候要聽媽媽、聽奶奶講故事才能睡覺。所以直到今天為止，故事講好，一部電影才能成功。不管你的觀點、你的道理、你的哲學多麼深邃，多麼了不起，但要是你的故事沒講好，大家就不買賬。而且，故事不但要講好，還要講得有特色。今天是一個互聯網時代，觀眾見多識廣，眼光很高，要求比較苛刻，不再像過去的觀眾容易滿足。”

　　“講故事是一個導演畢生要做的功課，活到老學到老。這沒有什麼訣竅，就是去學習。”張藝謀説。

　　電影本來就是世界性的

　　這就是一個學習的過程，沒有什麼可焦慮的。通過學習加以掌握，再脫胎換骨變成自己的東西，一定得有這麼一個過程

　　本報記者：《白日焰火》再奪金熊時，德國《世界報》影評稱《紅高粱》和《圖雅的婚事》裏有一種獨立、非西方的美學，但今日一些中國電影在“擁抱西方風格”。中國電影是否在西化？

　　張藝謀説：“這些年，西方電影的影響，尤其是好萊塢電影的影響，對中國年輕電影工作者是不言而喻的，一定是(存在的)，因為我們也在學習和提高。中國很多賣錢的電影、很多流行的東西，都能看到西方文化的影響，這個是現實，但我覺得這就是一個學習的過程，沒有什麼可焦慮的。通過學習加以掌握，再脫胎換骨變成自己的東西，一定得有這麼一個過程。”

　　在張藝謀看來，電影本來就是世界性的。今天的世界，是一個互聯網世界；今天的中國，是一個開放的中國。西方人説在中國電影裏看得到他們的電影，這實屬正常。不僅如此，今日中國電影，早已不可一概而論。“中國電影現在種類很多，每年幾百上千部，各式各樣，不能用一句話説中國電影怎麼怎麼。”

　　“大家拍電影都不是在真空中，都是在互相學習，重要的是學習過程中最後的轉換、最後的脫胎換骨。中國的類型電影，不管警匪片、公路片、逃亡片……都在慢慢形成，這肯定有個學習過程，這沒有關係。你要相信，未來各種類型的中國電影一定會長成自己的樣子。”

　　與此同時，張藝謀強調，應當看到中國電影存在的現實差距，和好萊塢“還不是一個量級”。“盡管中國電影市場已經成為世界第一，很多國産電影創造的票房奇跡引起全世界關注，但中國電影的整體品質還有待提高，中國電影輸出全世界、影響全世界，還有遙遠的路要走。”

　　“我們的市場還都在本土。有時候，本土市場創造了本土商業奇跡，在本土得到狂歡一樣的慶祝，但實際上中國電影在世界上的影響還是有限的。中國作為一個有悠久歷史文化的大國，她的藝術創作應該對人類産生非常廣泛的影響，這是一個大國的地位所決定的。在這一點上，我們還有艱苦的路要走。”

　　“也許，我們所做的全部努力，都只是一個開始吧。”張藝謀説。

　　怎樣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

　　國産電影要走的路，確實還很長很復雜，“不是説錢到位了，或者成立一個機構，明天就可以改變的”

　　本報記者：中國已是世界最大電影市場，但怎樣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從電影到大型表演，你的美學思想是什麼？

　　張藝謀談了這樣幾個層面：

　　首先，(講好中國故事)沒有什麼訣竅，還是要把人的故事講好，用人的故事、人的情感來吸引觀眾。這些聽起來是很概念的，但真做到是很難的。

　　其次，大家都懂得要把電影拍好，但拍好了未必能輸出，別人未必感興趣。電影輸出要遵循商業規律，這是(電影)藝術牽扯到的另一個方面。

　　張藝謀提了三個問題：

　　——是不是講好了故事，或者你個人認為講好了故事，就能在全世界被大家所看到呢？

　　——講中文的電影，(國際上)有沒有那麼多人願意看？

　　——好萊塢每年大約有20部電影可能全世界的人都會看，我們有沒有一部在全球層面上大家都會看的電影，什麼時候能有？

　　張藝謀説，目前，中國電影在國際電影市場宣傳和發行中所佔比例仍然很少，許多中國年輕人對好萊塢明星如數家珍，喜愛漫威係列電影中的聯盟英雄。“倒過來説，中國的許多英雄、許多民族和文化元素，在美國年輕人中有多大影響呢？”

　　“這是一種不對等，但並沒有什麼良藥、妙方，不是説説就能解決。首先還是需要國家的強大，需要國家影響力和實力的提升，這有一個漫長的過程。現在坐下來談，永遠只能説這是現狀，有漫長的路需要走，其實這也是一句空話。”張藝謀説。

　　他認為，這些年，國家一直在扶持國産電影事業，特別是設定每年電影進口指標、限制好萊塢大片的檔期，沒有這些政策，中國電影就沒有現在的發展。電影人一直呼吁的藝術院線，其實早在多年前也已建立。但國産電影要走的路，確實還很長很復雜，“不是説錢到位了，或者成立一個機構，明天就可以改變的。”

　　國産電影的另一個發展基礎，張藝謀説，在于電影人要有一種手藝人精神、工匠精神，“這是基本的。”

　　“每個電影人都認真對待自己的作品，努力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一絲不茍地完成，也是(國産電影)一種發展基礎吧。無論國家下多大決心支援，落實在每個創作人員身上，就是你自己如何把握機會把工作做好。從這一點來説，中國電影産業雖然很好，但也有許多自身的問題，比如説很多方面工作不嚴謹，也有很多粗制濫造的作品，存在泛商業化現象，等等吧，都需要努力。”

　　大型表演的美學思想

　　大型表演活動能夠體現一個國家的實力和影響力，意義重大。張藝謀反對大型表演就是人海戰術加聲光電的説法，認為這種批評簡單粗暴，不講道理

　　在美國，張藝謀最出名的電影是連續兩周拿過票房榜冠軍的商業大片《英雄》，但更出名的卻是他擔綱總導演的北京奧運會開、閉幕式。這些年來，各種室內外大型表演活動，成為張藝謀“中國述事”的另一種方式。波士頓大學畢業典禮上，校長羅伯特·布朗説，授予張藝謀榮譽博士學位，不僅基于張藝謀的電影“透視了中國人和中國文化、展露了人類本性中的普遍特質和渴望”，也基于張藝謀為奧運會慶典所作的貢獻。

　　從電影到大型表演，背後是一種什麼樣的美學思想？

　　張藝謀説：“創作離不開你的土地，離不開你的傳統。當你在你自己的土地上發揚你的傳統，把傳統和現代科技手段結合的時候，它就會産生這樣的異彩。

　　我自己的美學思想，其實就是希望‘一加一’。也就是説，你的文化再加現代科技方法，以現代科技的眼光重新注視你的文化，以這樣‘一加一’的理念進行創作。在大型活動中，純粹把文化照搬出來，可能不夠吸引人，用現代科技方法進行演變，就獨特了。”

　　在張藝謀看來，大型表演活動能夠體現一個國家的實力和影響力，意義重大。尤其全球轉播的奧運會慶典，展現了一個國家的歷史、文化、創造，還有國民的精神面貌，其觀眾規模和全球影響力遠遠超過任何一部電影。

　　從藝術角度，張藝謀反對大型表演就是人海戰術加聲光電的説法，認為這種批評簡單粗暴，不講道理。他説：大型表演一定需要很多演員，需要群體所産生的一種磁場。人類是群居動物，大型活動就是人類在很短時間裏的聚集，這種聚集常常就産生了一種魅力、一種磁場、一種讓人激動的精神。在大型表演中，人數多少不代表水準高低，而在于呈現出來的東西怎麼樣。

　　所以，大型活動也罷，電影也罷，你要堅持自己的認知，當你認為這樣的方法是對的，這樣的東西是正確的，你就堅持你自己的，這其實也是一個你的特色。你反倒不能聽雜七雜八的聲音，那些聲音會擾亂你……東方特有的美，有很多具體內容，很難一下子總結。但每次都要找到獨特的、和其他文化不一樣的東西，找到呈現它們的方法。

　　“就是一句話，立足于你的土地、立足于你的人民，立足于你的文化。”張藝謀最後説。（記者 徐劍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