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以“本報特約評論員”名義在頭版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隨後，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在全國展開。這篇文章重申了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一個基本原理：社會實踐不僅是檢驗真理的標準，而且是唯一的標準。這場討論為中國共産黨重新確立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奠定了理論基礎，成為實現黨和國家歷史性轉折的思想先導。40年後的今天，我們特別約請北京師范大學楊耕教授撰寫專文，以此紀念這場意義深遠的討論。
40年前的今天，光明日報發表了“特約評論員”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由此引發了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催生了思想解放運動，並為恢復和發展黨的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理論聯繫實際的思想路線奠定了哲學基礎；更重要的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及其引發的討論，實際上是當代中國改革的先聲，拉開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波瀾壯闊的歷史進程的序幕。40年後的今天，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國大踏步趕上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已經進入新時代。站在這一新的歷史方位重讀《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我們深深地體會到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的確“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深刻地感悟到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力量。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説：“在人類思想史上，就科學性、真理性、影響力、傳播面而言，沒有一種思想理論能達到馬克思主義的高度，也沒有一種學説能像馬克思主義那樣對世界産生了如此巨大的影響。這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巨大真理威力和強大生命力，表明馬克思主義對人類認識世界、改造世界、推動社會進步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在實踐中發現和發展真理
中國共産黨從成立的第一天起，就在“為真理而鬥爭”。“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殺了夏明翰，還有後來人。”這種革命精神鼓舞著一代又一代中國共産黨人“為真理而鬥爭”。中國共産黨人在“生存還是毀滅”的實踐活動中，深刻地體會到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同志就指出：“只有人們的社會實踐，才是人們對于外界認識的真理性的標準。”“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的實踐。”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澤東同志明確指出：“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無疑，這是一個凝結著中國共産黨人的實踐經驗和理論概括，體現著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則的結論。
早在馬克思主義創立之初，馬克思就提出並科學地解答了檢驗真理的標準問題：“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真理性，這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維的現實性和力量，自己思維的此岸性。”列寧深化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真理標準的理論，認為就具體的歷史的實踐而言，實踐不可能完全證實或證偽一切認識，在這個意義上，“實踐標準”具有“不確定性”；從根本的和最終的意義來看，任何認識都要經過實踐的檢驗，才能被證明是真理還是謬誤，因此，“實踐標準”又具有“確定性”。可見，檢驗真理標準的問題的確是一個“早被無産階級的革命導師解決了的問題”。然而，這樣一個早被解決的問題，在當時又是一個被“搞得混亂不堪”的問題。正因為如此，《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提出，“在這個問題上撥亂反正十分必要”，而且《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也的確在這個問題上實現了撥亂反正。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不僅重申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而且強調實踐是檢驗馬克思主義政黨的路線是否正確的唯一標準。這同樣是思想上的撥亂反正。馬克思主義政黨的路線是同馬克思主義的真理觀密切相關、高度統一的。馬克思主義一旦從理論進入實踐，就必須由馬克思主義政黨制定路線方針政策作為行動的先導。可以説，馬克思主義學説的真理性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制定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的理論基礎，馬克思主義政黨制定的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是馬克思主義真理性在實踐中的具體體現。如果説真理屬于理論理性，那麼，路線方針政策就屬于實踐理性。實踐理性本身正確與否也必須接受實踐活動檢驗。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高度評價了關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認為這對于促進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線，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及其在這個問題上的撥亂反正，打開了當代中國思想解放的閘門，破除了阻礙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的思想障礙。透過真理標準的討論及其在這個問題上的撥亂反正，我們看到了“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的輝煌遠景。
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之所以“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是因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哲學命題具有政治內涵，是因為它契合著當時中國的政治問題，這就是，破除“兩個凡是”的思想禁錮，恢復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一句話，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是一個政治問題，是一個關係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的問題。正如鄧小平同志所説：“從這個意義上説，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爭論，的確是個思想路線問題，是個政治問題，是個關係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的問題。”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給我們的重要啟示就在于，哲學具有知識體係和意識形態雙重屬性，我們必須正確理解和把握哲學與政治的關係。哲學當然不等于政治，但哲學又不可能脫離政治。哲學總是具有自己獨特的政治背景，總是以自己獨特的方式蘊含著政治，總是具有這樣或那樣的政治效應。所以，哲學變革是政治變革的先導。明快潑辣的法國啟蒙哲學是這樣，艱澀隱晦的德國古典哲學是這樣，馬克思主義哲學更是如此。同時，政治也需要哲學。沒有經過哲學論證其合理性的政治缺乏理性和邏輯力量，沒有經過哲學論證的政治缺乏信念和精神支柱，沒有經過哲學論證的政治很難得到人民群眾的擁護。正因如此，馬克思極為重視“理論掌握群眾”問題，認為哲學是無産階級的“精神武器”，是人類解放的“頭腦”。
我們必須明白，哲學研究不應僅僅成為哲學家與哲學文本之間的“對話”，也不應僅僅成為哲學家之間的“對話”，更不應成為哲學家個人的“喃喃自語”，哲學應當也必須同現實政治“對話”。我們不能“只用心觀察天上的情況，卻看不見地上的東西”。沒有得到歷史證明的哲學范疇都是在思辨太空中的“死魂靈”，脫離了現實生活的哲學話語只能是“多余的話”，脫離了現實政治的哲學研究就會成為無根的浮萍。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更是如此。馬克思早就説過，和政治“聯盟”是“現代哲學能夠借以成為真理的唯一聯盟”。對于馬克思主義哲學來説，“全部問題都在于使現存世界革命化”，實現無産階級和人類解放。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主義哲學就是政治哲學。鄧小平同志以其政治家的敏銳，明確指出：“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理論工作是不能離開現實政治的。”“不能設想，離開政治的大局，不研究政治的大局，不估計革命鬥爭的實際發展，能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家、理論家。如果那樣，我們在去年用大半年時間討論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問題，還有什麼意義呢？”哲學和時代的統一性首先就是通過其政治效應實現的。當代中國的哲學家、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家和理論家既要有自覺的哲學意識，又要有敏銳的政治眼光，才能真正把握時代精神，才能在實踐活動中發現真理和發展真理。
二.在實踐中深化和發展“實踐標準”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但這個標準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中又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在自然科學中，實驗室方法是檢驗真理的根本方法。社會科學很難運用實驗室方法。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在這裏，有待檢驗的已經不是單純的對客觀對象的理論認識，而是與理論認識密切相關的路線方針政策，這些路線方針政策都在一定的理論認識的基礎上融進了如何滿足人的需要的價值因素。對理論認識真偽的檢驗和對路線方針政策正確與否的檢驗，是同一個過程的兩個方面。在當代中國的改革實踐中，中國共産黨人不僅堅持了“實踐標準”，而且深化和發展了“實踐標準”，這就是，提出並闡述了“生産力標準”和“人民群眾標準”。
發現生産力決定生産關係，進而決定整個社會關係，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劃時代貢獻。列寧由此認為，歷史唯物主義的根本特徵和根本方法，就是把社會關係歸結于生産關係，把生産關係歸結于生産力的水準，從而提供了判斷社會發展的“客觀標準”“科學標準”。按照列寧的觀點，生産力的發展是“社會進步的最高標準”。毛澤東同志則把束縛生産力還是解放生産力作為判斷政黨政策好與壞的標準，明確指出：“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于中國人民的生産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産力的，還是解放生産力的。”
在對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社會主義本質和社會主義實踐經驗深刻反思的基礎上，鄧小平同志提出了“生産力標準”。鄧小平同志指出：“社會主義經濟政策對不對，歸根到底要看生産力是否發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這是壓倒一切的標準。”“正確的政治領導的成果，歸根到底要表現在社會生産力的發展上，人民物質生活的改善上。”“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歸根結底要體現在它的生産力比資本主義發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並且在發展生産力的基礎上不斷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這説明，生産力的發展是判斷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正確與否的根本標準。
生産力的發展之所以能夠成為檢驗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正確與否的根本標準，是因為生産力的發展是實現社會發展的根本條件，綜合國力的增強，人民生活水準的提高，人的全面發展，社會的全面進步等等，歸根結底取決于生産力的發展；生産力的發展是社會發展的集中體現，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根本表現”；生産力的發展是社會發展的客觀標準，是一種具有可測性的客觀標誌，用馬克思的話來説就是，生産力的發展“可以用自然科學的精確性指明”。
“生産力標準”的確立，使我們破除了抽象談論社會主義的歷史唯心主義觀念，破除了以抽象的社會主義原則來衡量現實的社會主義的思想障礙。正是依據“生産力標準”，黨明確了我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明確了社會主義社會的根本任務是解放和發展生産力，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紀念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所指出：“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産力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共産黨人接力探索、著力解決的重大問題。”正是依據“生産力標準”，黨明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因而要以解放和發展生産力為“強大牽引”，全面深化改革，著力解決好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
生産力是物質力量，但不是脫離人的實踐活動的物質力量。從根本上説，生産力是人們在共同的活動中形成的實踐能力。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認為：“發展人類的生産力，也就是發展人類天性的財富這種目的的本身。”但是，生産力的發展又不可能自動地使每個人都能得到全面發展，不可能自動地滿足人民群眾的需要，不可能自動地實現人民群眾的利益。在以生産資料私有制為基礎的階級社會中，統治階級需要的滿足是以壓抑、扼制被統治階級需要的滿足為代價的，少數人的發展是以絕大多數人的不發展或畸形發展為代價的。正因如此，馬克思主義提出改變世界，創造以“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使“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成為“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提出人的需要是“從社會生産和交換中産生的需要”，是日益增長且應當不斷滿足的需要；提出共産黨人“始終代表”無産階級和“絕大多數人”的利益，並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馬克思主義始終站在人民的立場上，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馬克思主義之所以具有跨越國度、跨越時代的影響力，就是因為它植根人民之中，指明瞭依靠人民推動歷史前進的人間正道。”
人民群眾是物質實踐和社會變革的主體，是歷史的創造者和價值的創造者。人民群眾絕不應當成為“饑寒交迫的奴隸”，成為“全世界的受苦人”，相反，人民群眾應當也必須成為物質生産、社會發展和價值的享有者。正因如此，中國共産黨從成立第一天起，就在積極為中國人民利益而奮鬥，主動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什麼人的問題，是檢驗一個政黨、一個政權性質的試金石”。毛澤東同志認為：“共産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為最高標準。”鄧小平同志強調，要把人民“擁護不擁護”“答應不答應”“讚成不讚成”“高興不高興”作為黨的一切工作的出發點。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把人民擁護不擁護、讚成不讚成、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作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標準。”
當代中國的改革是現實的中國人對中國人的現實的一種突破和超越。改革的起步不是“自上而下”，而是“自下而上”的，“花鼓之鄉”鳳陽的春雷預示著改革在實踐上的起步。建立在物質利益基礎上的人心向背體現了時代精神，預示著社會發展方向。我們必須全面深化改革，著力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不僅讓人民全體共用發展成果，而且讓人民全面共用發展成果。
確立“生産力標準”和確立“人民群眾標準”，實際上是從社會客體和主體關係的視角界定了改革的任務、性質和目標。確立“生産力標準”，為改革提供了客體尺度；確立“人民群眾標準”，為改革提供了主體尺度，從而使評價標準達到了科學尺度和價值尺度的統一。所謂科學尺度，就是從客觀規律的角度來認識、評價社會發展狀況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所謂價值尺度，是從主體，即人民群眾的需要的角度來認識、評價社會發展狀況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以檢驗社會制度、體制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能否滿足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滿足了人民群眾需要，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體現了人民群眾利益。確立“生産力標準”和“人民群眾標準”從客觀規律和人的需要這兩個維度深化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實踐標準”。
如果僅僅發展生産力，而不去滿足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需要，不代表人民群眾的利益，就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政黨；如果僅僅在主觀動機上代表人民群眾的利益，而不發展生産力，就不可能具備物質基礎去滿足人民群眾的需要。馬克思主義高度重視發展生産力，認為沒有生産力的“巨大增長和高度發展”，“那就只會有貧窮、極端貧困的普遍化；而在極端貧困的情況下，必須重新開始爭取必需品的鬥爭，全部陳腐的東西又要死灰複燃”。馬克思主義本身又秉持人民立場，是為人民群眾謀利益，為人類謀解放的學説。因此，馬克思主義的政黨必須把實現共産主義作為自己的最終目標，必須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自己的奮鬥目標。
三.在實踐中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給我們的又一重要啟示，就是必須堅持理論與實踐的統一這一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以實際問題為中心研究馬克思主義，深刻感悟和把握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力量，在實踐中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發展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主義是關于無産階級和人類解放的學説，是關于資本主義社會運動規律、人類社會發展基本規律的科學。任何一門科學都以研究和把握某種規律為己任。任何一種學説要成為一門科學，就必須研究、把握某種規律。正是由于深刻地把握了資本主義社會的運動規律，正是由于深刻地把握了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正是由于所關注的重大問題仍然契合著當代世界的重大問題，所以，産生于19世紀中葉的馬克思主義，又超越了19世紀這個特定的時代，依然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不可超越的視界”和真理。正因如此，馬克思主義不僅必須成為我們的指導思想，而且能夠成為我們的指導思想。
筆者斷然拒絕這樣一種觀點，即馬克思主義産生于19世紀，距今170年，已經過時。這是一種“傲慢與偏見”。我們不能依據某種學説創立的時間來判斷它是否是真理，是否過時。“新”的未必就是真的，“老”的未必就是假的，螢火蟲不是北鬥星，“後海不是海”。真理只能發展，而不可能被推翻。20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80年代的結構危機、90年代的金融危機，以及21世紀的國際金融危機……這一係列危機再次表明，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內在矛盾仍在不斷積累和加深，資本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仍具有支配一切的權力，生産資料私有制仍是資産階級無法突破也不願突破的“大限”，因而資本主義或遲或早，或這樣或那樣必然要被社會主義所代替。這就是真理，馬克思主義所揭示的客觀真理。正如當代西方著名學者海爾布隆納在《馬克思主義：讚成和反對》中所説：“只要資本主義存在著，我就不相信我們能在任何時候宣布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內在本性的分析有任何錯誤。”社會主義實踐的歷史、中國的成就和蘇東的劇變也表明，沿著馬克思主義開辟的道路前進，我們就會越來越接近客觀真理，道路就會越來越寬廣；離開了馬克思主義開辟的道路而另謀“出路”，是沒有出路的。
但是，馬克思主義沒有也不可能窮盡真理，馬克思主義絕不是“終極真理”體係。從歷史上看，凡是以“終極真理”體係自詡的學説，如同希圖萬世一係的封建王朝一樣，無一不走向沒落，只能作為思想博物館的標本陳列于世，而不是興盛于世了。馬克思一開始就反對“教條式地預料未來”，明確提出馬克思主義“絕不提供可以適用于各個歷史時代的藥方或公式。相反，只是在人們著手考察和整理資料——不管是有關過去時代的還是有關當代的資料——的時候，在實際闡述資料的時候，困難才開始出現。這些困難的排除受到種種前提的制約，這些前提在這裏是根本不可能提供出來的，而只能從對每個時代的個人的現實生活過程和活動的研究中産生”。
馬克思是“普羅米修斯”，而不是“上帝”，他沒有也不可能“預料未來”的一切；馬克思主義是科學，而不是啟示錄，它沒有也不可能提供有關當代一切問題的現成答案。從馬克思的著作中，找不到關于當代問題的現成答案，這不能責怪馬克思，要責怪的只能是自己對馬克思主義“本性”的無知。從根本上説，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馬克思主義的當代價值就在于，它為我們解決當代問題提供了研究的理論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科學方法論。我們只能要求馬克思主義做它所能做的事，而不能要求馬克思主義做它不能做的事。
從創立者的視角看，馬克思主義無疑是“馬克思的觀點和學説的體係”，脫離了馬克思的觀點和學説的馬克思主義，只能是打引號的馬克思主義，實際上是犯了演丹麥王子而沒有哈姆雷特式的錯誤；相反，認為只有馬克思所説的觀點，只有堅持馬克思的所有觀點，才是馬克思主義，這同樣是打引號的馬克思主義，實際上是一種以“原教旨主義”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我們不能把馬克思主義和馬克思的觀點、學説完全等同起來。從理論內容看，馬克思主義是由馬克思、恩格斯所創立，由他們的後繼者所發展的關于批判資本主義和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
早在馬克思主義創立之初，馬克思就以其遠見卓識向人們宣布：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而是發展著的理論。如果馬克思、恩格斯不發展自己的理論，馬克思主義就會停止在《共産黨宣言》；如果沒有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沒有列寧、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馬克思主義就會終止在1883年或1895年；如果沒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沒有鄧小平以及當代中國共産黨人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很可能成為20世紀的歷史遺産了。歷史上眾多思想學派都隨著其創始人的逝世而逐漸走向沒落。馬克思逝世之後，一代又一代的馬克思主義者依據新的實踐、以實際問題為中心研究馬克思主義，不斷發展馬克思主義，從而使馬克思主義保持著旺盛的生命力和持久的影響力。因此，我們必須在實踐中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從而以科學的態度對待科學，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
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之所以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不僅在于它堅持了馬克思、恩格斯所創立的基本原理，更重要的，是由于它把馬克思、恩格斯所創立的基本原理同當代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從而使馬克思主義具有時代特徵和中國特色。
為了發展馬克思主義，我們應深入研究當代中國社會主義的實際，深入研究當代西方資本主義的實際，並密切關注和研究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新成果、當代世界馬克思主義思潮。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説：“當代世界馬克思主義思潮，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他們中很多人對資本主義結構性矛盾以及生産方式矛盾、階級矛盾、社會矛盾等進行了批判性揭示，對資本主義危機、資本主義演進過程、資本主義新形態及本質進行了深入分析。這些觀點有助于我們正確認識資本主義發展趨勢和命運，準確把握當代資本主義新變化新特徵，加深對當代資本主義變化趨勢的理解。”
對于像能動反映論、階級理論、勞動價值論、資本積累理論、生産資料公有制理論等這樣一些已經成為“常識”的理論，我們應結合當代實踐經驗和理論成果深化對它們的研究和認識，使之具有新的內涵，從而以新的思想繼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例如，結合人工智慧闡述反映論，結合資本主義社會階級結構、社會主義階層結構以及世界格局的變化闡述階級和階級鬥爭理論，結合科學技術新發展、智慧財産權新變化闡述勞動價值理論，結合資本主義世界體係闡述資本積累理論，結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闡述生産資料公有制理論。
有些觀點本來就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只是由于種種原因，我們過去沒有重視或“沒有完全搞清楚”。對此，我們應結合當代實踐經驗和理論成果深入開掘、深刻理解、全面把握這些基本理論，如世界歷史與經濟全球化理論、實踐是人的存在方式和社會生活本質的理論、人的全面發展的理論。當代中國改革實踐使我們深刻認識到，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是馬克思主義關于建設社會主義新社會的本質要求，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解放和發展生産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不斷促進人民共同富裕，促進人的全面發展。
有些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已經意識到，並對此有所論述，但又未深入探討、充分展開、詳盡論證，當代實踐和科學的發展卻又日益突出這些問題，使之成為迫切需要解答的“熱點”問題。對這些馬克思、恩格斯有所論述，但又未深入探討、充分展開、詳盡論證的觀點，我們應結合當代實踐經驗和理論成果深入探討、充分展開、詳盡論證，使之成熟完善。例如，結合當代實踐經驗和理論成果深入探討、充分展開、詳盡論證馬克思、恩格斯關于認識歷史需要“從後思索”的思想，關于“生産的國際關係”和資本主義世界體係的思想，關于生態文明的思想，關于股份制“是資本主義生産方式在資本主義生産方式本身范圍內的揚棄”的思想，等等。
有些觀點馬克思、恩格斯並未涉及，而是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依據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結合當代實踐經驗和理論成果提出來的，並成為當代社會主義實踐的基本原則，因而理所當然地應當成為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例如，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産力”的思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等等，實際上是用新的思想發展了馬克思主義。
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紀念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強調：“馬克思主義指引中國成功走上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康莊大道，中國共産黨人作為馬克思主義的忠誠信奉者、堅定實踐者，正在為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而執著努力！”在當代中國，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就是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當代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關注和回答重大的現實問題，並使現實問題上升為理論問題。當代中國的最大現實就是改革，這一現實的最重要特徵就在于，它把現代化、市場化、世界化和社會主義改革這四重重大的社會變革濃縮在同一個時空中進行了，構成了一場前無古人、驚心動魄、波瀾壯闊的社會變遷，它必然為我們提出一係列新的重大的現實問題和理論問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就是對這一係列新的重大的現實問題和理論問題的深刻總結與係統回答，凝聚著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力量，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世界觀和馬克思主義政黨的人民立場的統一，體現了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是面向21世紀的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正是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我們透視出13億多中國人民砥礪奮進的宏大的歷史場面，領悟到一個古老而又飽經磨難的民族復興于當代的全部秘密，看到了中華民族將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礎上實現偉大復興和社會主義將在中華民族復興的基礎上實現世紀復興的壯麗景色。（作者：楊耕 北京師范大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