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提出了三個“共同體”意識：“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三個“共同體”意識是新時代中國共産黨領導中國人民推動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價值理念。這種價值理念深植于中華傳統價值理念的肥沃土壤之中，是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與發展，是對人類價值理念的重要貢獻。
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命共同體意識的形成
在中國傳統文化建立和發展的進程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價值理念融入了中華民族的發展觀、價值觀，成為中國人的重要精神皈依。《周易》言：“生生之謂易”，而生的核心在于“與天地準”，即合天地萬物的規律性；《老子》中有：“萬物負陰而抱陽，衝氣以為和”；《呂氏春秋》有言：“天地和合，生之大經也。”這種合天地萬物規律而生存與發展的價值理念，奠基了中國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命共同體意識。
首先，人與宇宙萬物是處在同一場域之中的。張載《西銘》篇中的“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的思想，深刻表達了“共同體”價值理念的本質——人不僅要意識到人與宇宙萬物的合一，而且要積極主動地關愛這一場域中的所有存在。從道德價值觀來説，人與宇宙萬物應該是德性上的合一。
其次，人同天地萬物為同一律的存在，即天地萬物和人受到共同規律的影響。《周易》言：“一陰一陽之謂道”；程顥言：“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人類掌握自然規律的過程是格物致知的學習過程、實踐過程與悟道過程，既是人類實現由必然王國進入自由王國的必須，也是個人“從心所欲不逾矩”的人性圓滿境地獲得的必須。
第三，人與自然合其德、合其律，在實踐層面要與自然共同發展、和諧發展、持續發展。孔子言：“唯天為大”，培養人敬畏天地、敬畏規律的意識。孟子言：“斧斤以時入山林”，是要保護自然，順應規律。《中庸》提出：“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是指人要主動實現“與天地參”，幫助天地培育萬物，達到在信念上、精神上與天地並立。
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鑄造
中國傳統文化把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休戚與共視為人的社會性存在與發展的基礎，鑄造了中華民族共榮共進、和諧發展的文化價值理念。在中華民族形成與發展的歷史進程中，交織著四個方面相互關聯的實踐理性精神，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及愛國主義傳統的形成奠定了堅實基礎。
第一，公利天下。這種價值理念源于原始氏族民主制及夏、商、周開國統治者的實踐，儒家的“仁政”、墨家的“兼愛”、法家的“法制禮籍，所以立公義也”等，都是對公利天下價值理念在觀念意義上的弘揚。
第二，民惟邦本。《尚書》中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孟子的學説中，強調了“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些價值思想的傳播、弘揚及發展，為日後志士仁人“為民請命”“舍身求法”提供了精神動力。同時，也在一定意義上培育出了“國以民為本”的意識。
第三，忠孝合一，恪盡職守。中華民族的“大一統”意識在價值理念及實踐中，形成了家國一體、忠孝合一、恪盡職守的價值觀體係，使個人建立起對職業、家庭、國家同一的價值追求，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鑄造起到了實質性推動作用。
第四，“國格”意識及愛國主義精神。抵禦外侮常常是關係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問題。董仲舒強調人應該“無辱宗廟，無羞社稷”；司馬遷的《史記》倡導“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這些都成為中華民族維護國家利益和民族尊嚴的象徵，鑄造了中華民族熱愛和平、反抗侵略的民族性格，也使“愛國”成為中華民族的精神信仰與共同價值追求。
人類共同生存與發展的共同體意識的形成
中華傳統文化以群體主義、和平主義、仁愛主義的道德理想及實踐理性精神謀求人類的共同生存與發展，推動實現共贏與共用。
首先，以群體為本位是中華傳統文化人類共生主義道德理想的核心，個人—群體—國家應該在價值上統一起來。人應積極入世，在現實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中尋找生活的意義與幸福；努力在群體中創建事功，實現“三不朽”；在人類社會理想目標上追求“大同”社會的實現。
其次，中國文化倡導和合文化，前提是培養人的自律精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珍視他人的生命尊嚴和生命價值；同時，將社會的道德規范和法律制度引向內心，自覺加以遵守；培養人的誠實、守信、寬厚、莊重、謙遜、溫和等品質，實現“和為貴”。
第三，中華文化的內在精神是愛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民胞物與”。由人及物，由人類及自然，天人合一，萬物一體。由人類共生主義而至宇宙共生主義，這是“仁”的精神的最高體現。
上述中華傳統價值理念培育出的三大共同體意識相互聯繫、相互促進、共同發展，在新時代必將為人類文明的持續和諧發展，為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作出貢獻。（作者：王永智，係西北大學教授、陜西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係研究中心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