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2日,武漢下起了淅淅瀝瀝的小雨,從東湖岸邊望去,湖面上水霧朦朧,遠處綠樹高低起伏,猶如一幅山水畫。

　　全國大部分地區出現降溫降水過程,江城的氣溫比前幾日下降了近10攝氏度,突來的降溫,沒有打消遊人賞湖的興致。

　　在100公里長的東湖綠道上,兩旁的水杉樹,沿著湖岸和湖心延伸,年輕的夫妻推著嬰兒車,大學生三五成群地騎著共用單車,景區電瓶車上載滿了説著外省方言的老人,戶外愛好者或跑步或徒步,綠草茵茵的湖畔,不時傳來一陣陣歡聲笑語。

　　東湖,這個中國最大的城中湖,近年來水質逐漸改善,風景變美,還湖于民,成為武漢市湖泊保護與治理、踐行綠色發展理念的新樣本。

　　從臭氣熏天到鳥語花香

　　東湖的東北岸邊,新修的環湖綠道,彎彎曲曲地繞著一個小村莊,路兩旁盛開著紅色的、紫色的小花,湖畔披上了綠衣,幾只鐵皮小船,靜靜地泊靠在一小片蘆葦蕩旁。

　　這個鳥語花香的湖光村,常有騎著單車的年輕人經過,乘著電瓶車賞湖的遊客在此駐足。

　　不過,8年前,這裏的環境曾讓東湖首任“民間湖長”柯志強感到擔憂。2010年,36歲的柯志強,組織起一支兩三百人的湖泊保護志願者隊伍,花費數月時間,走遍了東湖100多公里的湖岸線,對排污口和污染源進行地毯式搜查,用紙、筆和鏡頭記錄下了東湖污染情況,編寫完成了《東湖大調查報告》,遞交給武漢市政府。

　　那時,當走到接近湖光村的地方,柯志強遠遠就聞到一股臭味,走近才發現村裏有幾處養豬場,污水豬糞不經處理,直接排入湖中。

　　在武漢大學附近的半側山湖邊,柯志強和志願者發現一個2.5米寬的排污口,污濁的黑水全部流入湖中,每天排污量高達2700噸。

　　如今,湖光村的養豬場早已遷走,昔日的臭氣熏天,變成今天的鳥語花香,排污口也全部得到治理,柯志強成為東湖變美的見證者。這些年,武漢致力于做足做好水文章,全面退漁、全面截污、湖內清淤、生態修復……東湖水質在逐漸好轉,有望重回昔日的一池清水。

　　2017年6月,東湖國控點水質情況發布,水質整體轉變為可供游泳的Ⅲ類、部分子湖達到可作為飲用水源的Ⅱ類標準,實現40年來最佳。

　　在33平方公里的東湖,沿湖的綠道,串聯起東湖的聽濤、磨山、落雁等沿岸景區。這更是一條文化綠道,把歷史上的傳説故事連接起來,這裏有屈原澤畔行吟,劉備磨山祭天,魯肅沙洲葬馬,李白湖邊放鷹。

　　湖邊武漢大學、中國地質大學等高校林立,對岸的湖北省博物館、湖北美術館,更為東湖增添了深厚的文化和歷史底蘊。

　　湖北省檔案館的檔案顯示,生于1888年的周蒼柏,在41歲時慧眼相中東湖風景,零敲碎打般購置湖邊無數小塊荒地,又多次登門從楊顯東手中無償得到磨山,並立“海光農圃”牌坊于湖邊,栽種樹木花草裝點農圃。

　　這位中國現代著名銀行家、實業家、愛國民主人士的宏願,是把“海光農圃”辦成“湖北花園”,讓廣大民眾有一個四季景色優美的旅遊休閒勝地。他也被後人稱為“東湖之父”。

　　1949年,時任湖北省政協副主席的周蒼柏,主動將“海光農圃”獻給了國家。這年9月24日,經請示政務院總理周恩來同意,按照民族資産階級政策,“海光農圃”作為民族資本經濟被接收,更名“東湖公園”。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中央領導人曾在湖畔漫步,1954年朱德在東湖視察時揮毫題詞:東湖暫讓西湖好,今後將比西湖強。

　　毛澤東的東湖情結

　　4月的東湖北岸,一排排筆直的水杉樹,挺立在岸邊,離岸不遠處的一片小山坡上,幾棵百歲以上的高大樟樹,茂密的枝葉掩映著一排白墻小樓。

　　早春時節,小山坡上紅梅、黃梅、白梅競相開放,在歷史上因此得名“梅嶺”。1958年7月,上海同濟大學建築係青年教師戴復東、吳廬生夫婦,接到一項絕密任務,在此處選址設計一組專作接待用處的建築群。

　　3年後,這個外觀樸素的建築群投入使用,招待部分被編為梅嶺一號,隨行人員住處編為梅嶺二號,小會堂與游泳池連體部分編為梅嶺三號。如今的梅嶺一號,變成了毛澤東故居陳列館。

　　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這裏是毛澤東在東湖賓館的主要辦公、起居之所。這排小樓裏,曾産生過黨和國家的重大決策,見證了共和國歷史上的重大事件。

　　毛澤東一生鐘愛東湖,將東湖稱為“白雲黃鶴的地方”。1953年至1959年,在梅嶺一號建成之前,他就曾多次下榻東湖賓館南山甲所。

　　他曾在東湖賓館感慨:“這裏有長江,夏天可以游泳,東湖的樟樹、桂花樹、竹子風景真好,四周的柳樹、水杉樹甚多,對岸是老鼠尾、遠處是中山亭,那邊是珞珈山,茂密的樹林裏是武漢大學校址,東湖真好!”

　　據東湖賓館相關資料顯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毛澤東從1953年2月16日起至1974年10月12日,共下榻東湖賓館48次,每次居住時間短則十天半月,多則達半年之久。東湖賓館成為繼北京中南海之後,毛澤東居住次數最多、時間最長的地方,並享有“湖北中南海”的美譽。

　　更早的時候,青年毛澤東就推崇詩人屈原和楚文化,學生時代曾如癡如醉地學習《楚辭》,用顏體手抄《離騷》全文。革命年代,武漢是毛澤東成為卓越軍事家的起點,他在武昌都府堤41號完成了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1965年3月16日至4月29日,毛澤東下榻東湖賓館梅嶺一號,每天散步從梅嶺一號到南山甲所,從甲所走到百花,再沿東湖邊慢慢轉到水榭回梅嶺一號,借以思考國際國內大事。

　　在東湖賓館居住期間,這位領導人,經常深入生産第一線,掌握第一手材料,接見幹部群眾,指導了湖北水利建設、農業生産以及鋼鐵、機械、紡織等工業的興建和發展,決策一大批重大建設項目,提出過修築三峽大壩和“南水北調”的構想,作出炮擊金門的戰略決策,並以國防部部長彭德懷的名義寫作《三告臺灣同胞書》……

　　毛澤東故居陳列館的一角,一副乒乓球拍和兩只乒乓球,靜靜地躺在玻璃櫃裏,墻上挂著一幅毛澤東在東湖賓館打乒乓球的老照片。上世紀70年代,他利用小小乒乓球推動了大大的地球,打開了中美關係大門,改變了世界的政治格局。

　　在東湖的那些年,毛澤東與朝鮮領導人金日成共植中朝友誼樹,與英國蒙哥馬利元帥共進晚餐,接見過印度尼西亞共産黨總書記、多哥共和國總統、尼日利亞聯邦共和國政府首腦……64個國家的94批客人,國家元首和各領域代表團,都曾在這片土地上留下足跡。

　　陳列館的另一面墻上,挂著一張毛澤東與鄧小平握手的照片。那是1974年9月4日,毛澤東在梅嶺一號會見多哥共和國總統時,與鄧小平握手的場景。

　　彼時,鄧小平第二次復出,首次來武漢見毛澤東。毛澤東當著中外媒體稱讚“小平同志綿裏藏針,柔中有剛,政治思想強,人才難得。”

　　東湖生態變化的見證者

　　東湖賓館的對岸,武漢大學北倚東湖水,南靠珞珈山。武大西北角的一片土地上,坐落著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以下簡稱水生所)的辦公樓,84歲的中國科學院院士、水生所研究員曹文宣,已經在這裏度過了63個春秋,也親眼目睹了東湖的變遷。

　　1955年,21歲的曹文宣剛從四川大學生物係畢業,順長江而下,來到東湖邊上的水生所,從事魚類動物地理學、生態學及保護的研究工作,此後數十年,他的足跡遍布各大高原、平原湖泊,搜尋魚類標本,研究湖泊生態。

　　如今,這位老人對東湖最美好的記憶,仍停留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當時的東湖曾是武漢6家自來水廠的水源地,湖的東北邊一大片蘆葦蕩,站在長天樓上,可以看到成千上萬的野鴨、大雁在湖面上飛起,“在三年困難時期,劃個小船,去湖裏撈螺螄、捉小蝦,每天都能捉到一兩斤小蝦。”

　　到了1972年,東湖開始放養青魚、草魚等四大家魚,年投放魚苗250萬尾以上。幾年後,湖中的水草被草魚吃光,藻類大量繁殖,逐漸演變成富營養化湖泊。武漢自來水廠的水源地,從東湖改為長江。

　　在曹文宣記憶中,東湖水質開始惡化的另一原因,是東湖與長江的隔絕。在歷史上,東湖原為通江湖泊,通過青山港與長江連接在一起,湖水夏漲冬落,冬天枯水期,湖底有機污染物經紫外線照射,得到降解,讓水生植物恢復。第二年,湖底植物經光合作用重新萌發成長,吸收湖中的氮、磷等元素,從而緩解水質的富營養化,維持著湖泊生態係統的平衡。

　　1957年,青山港武豐閘改建以後,東湖與長江隔絕,水位完全受到人為控制,致使東湖生態的平衡逐漸被打破。

　　曹文宣提供的資料顯示,上世紀70年代,東湖每逢夏秋季節藍綠藻“水華”大量發生,水質渾濁發臭。到了80年代,水質繼續惡化,1985年以來,夏秋季節出現的藍藻“水華”近乎消失,外觀上看似有改善,實際上水質、生物指標並未徹底改善。

　　上世紀60年代初,東湖有29科53屬83種水生植物,到了90年代初期減少到52種,2013年全湖僅調查到水生植物14種。東湖的魚也未能幸免,上世紀60年代東湖有魚類79種,現在不到20種。

　　水生所一層的水生生物博物館,展示著白鱘、白鱀豚等滅絕物種標本以及各類稀有魚類標本,為中小學校提供科普教育。

　　遺憾的是,如今,當一群群好奇的學生,走進博物館,從標本文字中了解曾經生存于東湖中的魚類的時候,幾十米外的湖中已經沒有了那些魚的蹤跡。

　　讓曹文宣感到欣慰的是,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引領生態文明建設,堅持尊重自然、謀求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價值理念和發展理念,從中央到地方,重拳出擊推動環境保護和生態修復。

　　黨的十九大強調,生態文明建設功在當代、利在千秋,要推動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現代化建設新格局。2018年1月4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在湖泊實施湖長制的指導意見》,對湖泊的保護作出了頂層設計,提出開展湖泊生態治理與修復,“積極有序推進生態惡化湖泊的治理與修復,加快實施退田還湖、退漁還湖,逐步恢復河湖水係的自然連通。”

　　“百湖之市”的湖泊保衛戰

　　武漢這座城市,因水而興,卻也因水而憂。歷史上,隨著不同時期經濟發展的需要,人湖關係緊張,人進湖退,武漢市的湖泊,跟湖北省甚至全國的湖泊一樣,也曾遭遇過數量減少、湖面縮小的變化。

　　湖北省湖泊局綜合監管處處長張笑天介紹,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千湖之省”湖北100畝以上的天然湖泊有1332個；因圍湖造田,上世紀80年代水利部門做的湖泊普查顯示,全省百畝以上的湖泊剩下843個；而到了上世紀90年代,城市化的迅速推進,城市建設導致一些城市內湖被填平、侵佔,2012年全省百畝以上湖泊僅為755個。

　　一份基于遙感數據的研究論文顯示,受圍湖造田、圍湖養殖、圍垸防水、圍湖造城等歷史因素影響,武漢市轄區內湖泊水域面積,從1973年的1170.84平方公里,減少到2015年的856.27平方公里,42年間減少了314.57平方公里,這期間武漢市中心城區的湖泊水域面積,從148.90平方公里變為99.94平方公里。

　　在湖泊遭到侵佔的過程中,東湖也未能幸免。湖泊遇到的危機,也削弱了城市的蓄洪排澇能力。過去一些年份,六七月的暴雨經常給這座城市帶來嚴重的內澇,水漫街道,樓房被水浸泡,江城治水變得刻不容緩。

　　近年來,武漢市把“防洪水、排澇水、治污水、保供水”的“四水共治”,當做重點工作任務,下大功夫推進江城治水。

　　事實上,早在2012年9月,湖北省就頒布了《湖北省湖泊保護條例》,次年在全國率先組建省級湖泊局,2014年在全省推行了湖長制,由省市縣地方行政首長擔任湖長,在湖泊保護上走在了全國的前列。

　　在探索湖長制過程中,武漢市開始得更早。全市在2011年就推行了湖長制,並于次年在全市推行民間湖長制,讓有志于湖泊保護的民間人士參與湖泊保護,作為對官方湖長的一種有效補充。

　　據張笑天介紹,從2014年開始,武漢又對全市166個湖泊劃定“三線一路”的保護范圍,由藍線(水域線)、綠線(綠化用地線)、灰線(週邊控制范圍線)和環湖道路組成,藍線、綠線之內不得任意開發,灰線內的建設要與濱水環境相協調。

　　為了確保湖泊一個不少、水面一寸不減,武漢對各區的績效考核實行“違法填湖一票否決制”,“三線一路”作為認定違法填湖的基礎依據。

　　在這個“百湖之市”,政府和社會公眾對湖泊的保護有著一致的目標,兩者在治理湖泊污染、修復湖泊生態上形成了一種合力,共同打響一場“湖泊保衛戰”。

　　2009年11月,世界湖泊大會在武漢召開。這之前,柯志強通過當時流行的論壇、網站和社交平臺,借助媒體的力量,向武漢全市徵集湖泊生態環境調查的志願者,他最初預計只能找來10多人,最後卻來了1000多人。

　　這是一次全市社會力量廣泛參與的湖泊調查行動,有三口之家年輕夫妻帶著3歲孩子,有70多歲的老人,從大學、中小學涌來的學生、老師,寫字樓裏走出來的白領,老街裏的退休工人……

　　那幾個月裏,武漢市中心城區40個湖泊的岸邊,出現了一支支5人或10人一群的小隊伍,沿著湖邊一步一步走,一筆一筆記錄,用腳步丈量著每個湖泊的湖岸線,書寫著湖泊的生態和環境現狀。

　　一旦發現有排污口等污染湖泊的問題,志願者們就拍下照片,記錄下來,向政府相關部門反映。

　　在世界湖泊大會期間,由社會力量參與的40個湖泊的調查報告和湖泊圖片,在大會展廳做了展覽。

　　如今,柯志強建立的“綠色江城”民間環保組織,已經有了1萬多名志願者,參與武漢市湖泊的保護與治理,對湖泊現狀的調查也覆蓋了全市166個大小湖泊。

　　過去13年,梅濤一直在用鏡頭記錄著武漢湖泊的變化。這位54歲的攝影記者,生于武漢,長于武漢,跟其他武漢市民一樣,對東湖有著深厚的感情。

　　每年的春夏秋冬,他都會背上相機,把東湖的美定格起來,也感受著近五六年來東湖環境發生的巨大變化。

　　在梅濤的記憶中,以前武大東門附近的風光村,很多開餐館的遊船漂在湖中,污水直接往湖裏排,東湖聽濤景區的魯迅廣場,一到周末扔的全是垃圾,連接聽濤景區、落雁景區和磨山景區的道路狹窄,常見機動車擁堵一路。

　　這些年,東湖景區經過大力度治理,讓梅濤看到了東湖變美的一些場景。湖中的餐館遊船消失了,景區廣場變幹凈了,機動車開進了東湖隧道,路面修成了供市民徒步和騎行的綠道,越來越多的年輕人跑到東湖拍攝婚紗照……

　　一個更大的變化也在悄然發生。梅濤在東湖的景區,聽到了越來越多的外省方言,剛開始涌入的遊客來自廣東、廣西和貴州,後來又加入了河南和河北方言。東湖一年四季展示著它獨特的魅力,冬季去東湖梅園看臘梅,春節前後看白梅、黃梅,3月下旬去櫻園賞櫻花,4月到牡丹園看牡丹,5月賞杜鵑花,6月賞荷花……如今,去東湖賞花,已經成了武漢市民和外地遊客的一種時尚。（完顏文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