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未名湖畔的埃德加·斯諾墓碑前,整齊擺放著鮮花。

清明節,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的馬海德博士墓碑前擺滿了敬獻的鮮花。

清華大學留學生西泰拿出帶有自己名字的學生證與利瑪竇墓碑合影。

　　意大利人利瑪竇逝世408周年後,一位在北京清華大學留學的法國小夥為了紀念他,給自己起名“西泰”(利瑪竇生前號“西泰”)。今年清明節前夕,西泰特意到位于北京市委黨校校園內的利瑪竇墓碑前拜謁。

　　兩位美國人埃德加·斯諾與喬治·海德姆(中文名馬海德)1936年奔赴陜北革命聖地,與中國結下不解之緣。他們逝世後,部分骨灰分別安葬在北京大學未名湖畔、八寶山革命公墓,每到清明節或者他們的忌日都會有莊重的悼念活動。

　　青石存史,以啟後人。在北京這座古都,像利瑪竇、斯諾、馬海德這樣長眠于中國的外國人還有很多。他們為促進中國和世界的交流搭建起橋梁,在中國人心目中樹立起一座座豐碑。清明節前夕,記者探訪了北京幾處有代表性的外國名人墓地,向他們致敬,追憶他們的故事。

　　他們,至今仍被人緬懷

　　這是一片特殊的墓地,坐落在北京中心城區的北京市委黨校校園內。一百多年前,這裏曾是北京的郊區。在這塊墓地上,除了利瑪竇,還有湯若望、南懷仁、郎世寧等48位外國傳教士的墓碑矗立于此,墓碑上用漢字、拉丁文字等記錄著他們每一個人的故事。他們來自意大利、葡萄牙、法國、德國等10個歐洲國家。明清時期,他們先後離開自己的祖國來到中國傳教。

　　清明節前夕,記者採訪中偶遇前來拜謁利瑪竇墓的西泰。在墓碑前,西泰經專家指導,找到了一行碑文:“利先生,諱瑪竇,號西泰,大西洋意大里亞國人……”他激動地拿出學生證請記者幫他和墓碑拍了一張合影。

　　跨越四百多年,來自意大利的西泰和來自法國的西泰以這種頗有創意的方式在中國“會面”。

　　由于對中國歷史感興趣,這位法國小夥子知道了利瑪竇,因為對利瑪竇的崇拜,他把利瑪竇生前的尊號“西泰”二字作為自己的中文名,並在清華大學登記入學。他沒有想到,利瑪竇的墓碑竟然在北京,更讓他沒想到的是這塊墓地被中國政府認定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北京市委黨校法學研究部李秀梅副教授1993年開始在黨校工作,對于自己任職單位院內有這樣一處文物,她深感自豪,並利用業余時間研究墓地的歷史。對于這些墓碑和墓碑主人的故事,李秀梅如數家珍,經常給前來探訪的遊客擔任志願講解員。

　　李秀梅説,這裏每天都有人過來參觀、紀念,有人來找利瑪竇,有人看了熱播電視劇來找湯若望,還有人因為參觀了圓明園後來找郎世寧。

　　四月的北京大學未名湖畔,一片春意盎然。湖畔小路南側的斯諾墓前,整齊擺放著幾束鮮花,最外面的那束尤為新鮮。北京大學元培學院黨委書記、中國埃德加·斯諾研究中心主任孫華説,這是中安賓館的全體黨員來給斯諾先生掃墓留下的,中安賓館的原址是斯諾夫婦上世紀30年代在北京時的居住地。

　　3月30日,一場中小學生為革命先烈站崗的活動在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事實上,除了革命先烈,這裏還長眠著許多具有中國國籍或長期在中國工作的一些外國友人,他們中有的人在戰爭年代就加入了中國共産黨。畢生奉獻于中國衛生事業的馬海德就是其中一員。

　　馬海德的兒子、馬海德基金會理事長周幼馬先生已經是75歲高齡,他告訴記者,父親1988年在中國病逝後,根據他本人遺願,他的一部分骨灰撒在革命聖地延安的延河裏,一部分由國外親屬帶回美國家鄉紐約州布法羅市的家族墓地,還有一部分骨灰安置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一直到今天,每年清明節,馬海德的親友、他曾經的病人以及一些外國友人都會到八寶山給他掃墓獻花。

　　他們,為中國和世界搭建了一座橋

　　離北京市委黨校五六公里的宣武門十字路口東北角,坐落著宣武門天主教堂,這是北京歷史最為悠久的教堂,俗稱南堂。教堂的西側,一尊青銅利瑪竇雕塑靜靜佇立,身著明朝儒服的利瑪竇目視遠方,似乎在訴説著什麼。

　　1605年,利瑪竇在宣武門建造了第一座經堂,它就是南堂的前身。在這裏,利瑪竇度過了人生中最後的5年,也是在這裏,利瑪竇和徐光啟合作,共同翻譯了《幾何原本》,現在人們家喻戶曉的點、線、平面等名詞術語,都是兩人當時確定下來的。

　　在李秀梅看來,利瑪竇就是一座溝通中西的橋梁。利瑪竇第一次出版了中文版的世界地圖——《坤輿萬國全圖》,讓中國的知識階層“開眼看世界”,影響深遠。同時,利瑪竇改變了當時通行的將歐洲居于地圖中央的格局,而是將亞洲東部居于世界地圖的中央,開創了中國繪制世界地圖的先例,推動中國融入世界。他給萬歷皇帝進貢了西洋自鳴鐘,後來被中國的鐘表行業奉為“祖師爺”。

　　在閉關鎖國的明清時期,利瑪竇等人帶來的這些西方知識顛覆了中國人對世界的認識。比如,對于當時堅定認為“天圓地方”的中國知識分子而言,利瑪竇、湯若望等人的“地球是一個球體”的學説,簡直是奇談怪論。利瑪竇去世數十年後,清朝的欽天監監正楊光先在其《孽鏡》一文中批判:“果大地如圓球,則四旁與在下國土洼處之海水,不知何故得以不傾?”

　　利瑪竇不僅把西方的天文學、地理學、幾何學、機械學等帶到了中國,還把中國的孔子、儒家學説介紹給當時的西方社會。利瑪竇的後繼者金尼閣整理了利瑪竇日記記錄的中國見聞,並在歐洲出版了《利瑪竇中國札記》。該書建立在真實的歷史事件之上,對中國社會作了深入的觀察,有西方學者評價説:“《利瑪竇中國札記》這本書對歐洲文學、科學、哲學、宗教及生活方面的影響,或許要超過17世紀其他任何的史學著作。”“這本書第一次向歐洲全面介紹了中國道德和宗教思想的概念。歐洲人也是第一次從此書中知道中國聖人孔子和中國文化的精粹儒家經典。”

　　毋庸置疑,以利瑪竇為代表的外國傳教士為當時的中國人認識世界、世界觀察中國打開了一扇窗戶。在北京市委黨校退休工作人員、歷史學者余三樂看來,利瑪竇到中國來的主要目的是傳播宗教信仰,但為了這個目的他無意間,有時甚至是有意地傳播了西方的科學文化。就像蜜蜂雖然其本意是覓食,但卻傳播了花粉一樣。

　　1936年,利瑪竇去世326年後,31歲的美國記者斯諾帶著好奇心來到陜西保安(今延安市志丹縣)。在這裏,他迫切想得到關于“紅色中國”的所有資訊。

　　孫華介紹,毛澤東與斯諾在陜北窯洞對談“中國共産黨人究竟是什麼樣的人”。很多內容是中共中央集體智慧的結晶,進而通過斯諾向世界呈現了一個與時俱進、公開透明、開誠布公的中共形象。

　　斯諾從保安採訪結束後,回到北平(今北京市),完成了著名的《紅星照耀中國》(又名“西行漫記”)。這本著作震動了全世界,它第一次向世界全面、真實地介紹了中國共産黨。後來,《紅星照耀中國》被翻譯成近20種語言文字,80多年來在世界各地暢銷不衰。

　　《長徵——前所未聞的故事》一書作者哈裏森·索爾茲伯裏説:“當時幾十萬美國人,包括我自己,讀了《紅星照耀中國》這本書,從中得到了中國共産黨及其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的初步印象,同時對他們的目標和救國抱負,對他們的艱辛和犧牲精神,也有所了解。”

　　1938年,毛澤東在接受一名德國記者採訪時表達了對斯諾的評價和感激:“當我們被整個世界遺忘的時候,只有斯諾來到這裏來認識我們,並把這兒的事情告訴外面的世界。所以我們將永遠記住斯諾對中國的巨大幫助。”

　　他們,融入到中國人民中間

　　八寶山革命公墓裏,蒼松翠柏掩映,馬海德的墓碑十分顯眼。墓碑上端鑲有馬海德的照片,兩側分別是他生卒的年份。墓碑中間刻有時任國家主席楊尚昆題寫的“馬海德博士之墓”七個大字。

　　其實,“馬海德”這個中文名字背後的故事,是馬海德融入到中國人民中間的一個生動注腳。1936年,在毛澤東邀請以及宋慶齡推薦下,喬治·海德姆和斯諾一同來到陜西省保安地區。1937年,在毛澤東建議下,喬治·海德姆與斯諾共赴寧夏豫旺堡(現今寧夏回族自治區同心縣)開展醫療救助和採訪工作。看當地大多數回族兄弟姓“馬”,他也將自己的名字改為“馬海德”並加入了當時的紅軍。此後,黨中央任命他為革命軍事委員會衛生顧問。

　　新中國成立以後,馬海德成為第一個加入中國國籍的外國人,他被任命為衛生部顧問。在之後的10年中,他帶醫療隊上山下鄉,足跡遍布中國邊遠的少數民族地區,開展麻風病的防治工作。1988年,在馬海德去世前,他代表中國政府向世界宣布,中國基本消除麻風病。衛生部授予他“新中國衛生事業的先驅”榮譽稱號。此外,馬海德還是中國榮獲醫學界享有極高聲譽的拉斯克獎的第一人。中國至今只有兩位醫生獲此殊榮,一位是馬海德,另一位就是2015年獲得諾貝爾醫學獎的屠呦呦。

　　利瑪竇墓的兩側,分別是德國人湯若望和比利時人南懷仁的墓。湯若望先後在明末和清初的朝廷擔任要職。順治年間,朝廷任命湯若望為欽天監掌印官,全權領導國家的天文歷法事務。

　　400多年前,利瑪竇從意大利給中國帶來世界地圖、星盤、三棱鏡等,還有《幾何原本》。湯若望則給中國帶來望遠鏡。“湯若望之後的‘外國友人’再來中國,幾乎都會帶著望遠鏡。”李秀梅風趣地給前來參觀墓地的遊人介紹。

　　2005年,時任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訪問德國時,對湯若望的功績給予了高度評價:“1622年,著名的科隆人湯若望抵達中國,並在中國生活了43年。他參與了中國明末的歷算改革,清初又編訂《崇禎歷書》,為中國實行新歷法作出了重要貢獻。”

　　和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三人墓園一墻之隔的,是另外60個傳教士和教友墓碑的所在地。李秀梅介紹,這些墓碑原本鑲嵌在黨校內的馬尾溝教堂外墻上,1974年,長久失修已經破敗不堪的馬尾溝教堂被拆除,嵌在教堂上的墓碑散落在院中各處。1984年,北京市文物局與黨校合作,在利瑪竇等人墓地的東側專辟一院,這些散落的墓碑得以重新樹立並保護起來。

　　在這片另辟的墓地南側,有一個墓碑的主人為中國人所熟知,他就是歷經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宮廷畫師、意大利人郎世寧。

　　李秀梅介紹,郎世寧在清朝宮廷內為皇帝畫了多幅表現當時重大事件的歷史畫,以及眾多的人物肖像、走獸、花鳥畫作品,他大膽探索“西畫中用”的新路,熔中西畫法為一爐,創造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新畫法、新格體,業界稱為郎世寧新體畫。

　　他們,在青年人心中播下了種子

　　清明節前,河北的王劉學女士帶著讀高三的弟弟到北大參觀,在未名湖畔,他們發現中國人熟知的斯諾竟然葬在這裏,這位“90後”于是帶著“00後”弟弟在刻著“中國人民的美國朋友——埃德加·斯諾”的墓碑前深深鞠了一躬。他們説,知道斯諾是一位有名的記者,在歷史教科書上讀到他的事跡。

　　孫華介紹,中國埃德加·斯諾研究中心在北大新聞與傳播學院新聞專業選修課《名記者專題》中邀請了克魯克、馬海德、陽早寒春等十幾位國際友人的二代或三代後人舉辦係列講座,向學生們介紹新中國成立前後這些著名國際友人為建立和建設新中國所做出的貢獻,這門課深受青年學生們的歡迎。

　　海倫·斯諾,埃德加·斯諾的夫人(後離異),同樣是一名中國人的老朋友。1937年,經過在陜北的採訪後,她寫出了《紅色中國內幕》(即《續西行漫記》)一書,向全世界介紹了中國共産黨和解放區。2009年,海倫·斯諾的家鄉美國猶他州雪松市舉辦建市158周年活動,雪松市市長Gerald　Sherratt主持了海倫·斯諾銅像揭幕儀式,他認為海倫·斯諾是這座城市的驕傲。

　　孫華回憶:“當時我在雪松市的南猶他大學連續問了幾個大學生,他們都不知道海倫·斯諾是誰。2013年我再次訪問這座城市,來到海倫·斯諾銅像所在的市中心廣場時,一位美國青年主動過來給我講海倫·斯諾二戰期間在中國的故事。”

　　2017年2月,意大利總統馬塔雷拉訪華,在北京拜謁了利瑪竇墓地。他表示,馬可·波羅與利瑪竇都是意中、歐中關係史上的關鍵人物。當年,他們像中國人一樣在中國生活,吸收中國文化。“當前的世界背景雖已變化,但青年人依然可以以他們為榜樣,通過積極的交流與合作面對新世界。”馬塔雷拉説。

　　利瑪竇的追隨者——西泰除了母語法語,還會英語、葡萄牙語,現在漢語也越來越好。西泰預計今年9月畢業,他還沒決定屆時做什麼,“或許也會留在中國”。“不管以後在哪,希望未來能夠像利瑪竇一樣,做一個中歐文化交流、貿易往來的使者。”西泰説。（本報記者涂銘、張超、邰思聰、馬曉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