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分享經濟發展勢頭日益迅猛，依托網絡平臺參與分享經濟的靈活就業者創造的“零工經濟”讓人們的生活日益便利。外賣送餐員、共用單車、“潮汐工”、滴滴司機……這些就業群體工作相對自由，如何獲得與自己創造的社會經濟效益相匹配的社會保障是亟待解決的問題。

　　“零工經濟”領漲社會就業率

　　28歲的景浩浩做送餐員工作已經兩年多了，每天穿梭在合肥的大街小巷送外賣。“幹這個心裏沒負擔，沒有時間限制，每天想跑幾單就跑幾單，累了就關掉手機回家。”景浩浩説，自己同時在多個外賣平臺上注冊了送餐和跑腿業務，一個月能賺7000塊錢。

　　美團外賣相關負責人告訴半月談記者，隨著公司外賣業務的高速拓展，注冊外賣騎手總數量已超過300萬人，活躍騎手50萬人，騎手數仍以每年50%的速度持續增長。

　　據國家信息中心發布的《中國分享經濟發展報告2017》顯示，2016年，我國分享經濟提供服務者人數約為6000萬人，比上年增加1000萬人;分享經濟平臺的就業人數約585萬人，比上年增加85萬人。新經濟形態下的靈活就業已領漲社會就業率。

　　“以滴滴為代表的分享經濟模式展現出了強大的就業吸納力，也是他們創造了‘零工經濟’，這些群體主要以零工、散工及自雇、自由職業者為主，是對就業市場的有力補充，也為社會穩定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滴滴出行公關高級總監葉耘説。

　　多數零工無緣社保福利

　　在合肥市經開區寶塔路上，鄭師傅正準備把一三輪車的小黃車搬到人流密集的地方。今年38歲的鄭師傅是ofo小黃車合肥區的一名調度員，也就是網民口中的“潮汐工”。他是通過勞務派遣公司找到這份工作的，每個月除了4000塊工資，沒有其他保障。

　　不僅是ofo、摩拜，滴滴出行、愛彼迎……幾乎所有共用平臺的零工都存在社會保障的困境，“零工經濟”給勞動者帶來更多工作機會的同時，也給他們帶來較大的勞動風險。近年來，“互聯網+”平臺的勞動糾紛日益增加。

　　安徽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朱慶指出，靈活就業使勞動者可以受雇于多個市場主體，雇傭關係無法確定，我國目前用人單位、勞動者和國家三位一體的社會保障體係難以匹配。“很多零工參與社保的積極性不高。部分零工因為繳費過高等原因不願意參加社保，而且我國的社保有繳費年限的硬性規定，很多零工收入不穩定，經濟承受能力相對較弱，在中斷了社保繳費之後不願意主動續交。”朱慶説。

　　中國勞動關係學院勞動關係係主任喬健表示，當前我國勞動領域立法僅覆蓋傳統就業領域，尚不能有效涵括零工群體靈活就業産生的復雜多樣的勞動關係。

　　“我們的勞動保護法律主要關注就業和失業保護兩方面，但對零工的保護缺乏必要彈性，比如並沒有區分長期和兼職，全日制和非全日制，對工傷、疾病保護等都沒有作細分説明。”喬健説。

　　零工社會保障需頂層設計加碼

　　2017年，國務院印發《關于做好當前和今後一段時期就業創業工作的意見》，明確提出完善適應新就業形態特點的用工和社保等制度，支援勞動者通過新興業態實現多元化就業，並將加快建設“網上社保”，為新就業形態從業者參保及社保轉移接續提供便利。

　　專家認為，首先要把保障靈活就業群體的零工合法權益在法律層面加以落實，將新就業形態下的零工的就業保護寫進勞動法，讓他們在面臨勞動糾紛時能夠進行清晰的身份認定。

　　其次，要適當調整我國三位一體的社會保障體係，進一步引入多元安排，打破用人單位為主體的社會保障參與渠道，增加勞動者直接參與社會保障的模式。

　　喬健建議，勞動主管部門可以試行社會保障險種項目制，比如針對送餐員等群體可以依據實際需要率先加入工傷險，然後再依照需要加入其他的險種。

　　朱慶則建議，靈活就業的零工可按照城鎮職工靈活就業規則制訂社會保障政策，不必仍恪守城鎮職工保險準則。

　　此外，不同行業和工種可設置不同的社保參與途徑，零工根據需要分門別類參保，如工作危險係數高者可重點參與意外險。（半月談記者 吳慧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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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馮文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