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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城"還是"治人"? 城中村:治不了的城市"潰瘍"?
2018-01-16 09:41:54 來源: 半月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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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圖為2010年拍攝的北京唐家嶺地區城中村;下圖為2014年8月拍攝的環境得到改善的唐家嶺地區回遷樓

  一座城市與城中村的鬥爭史

  城與城中村的糾葛之深,莫過于北京。在北京的城中村,你可以聽到許多人的成長史、奮鬥史,也可以觸摸到一座城市與城中村的鬥爭史。

  80年代,外來人口催生新北京

  “北京南城大紅門地區上世紀80年代開始形成浙江村,做服裝加工和批發,這是北京最早的城中村。”北京服裝學院教師楊潔告訴半月談記者。1985年後,北京商業流通領域逐步放開,包括服裝、蔬菜、建材等與居民生活息息相關的消費品可以從市場上自由採購。

  楊潔説,浙江人選擇南城的主要原因是交通方便、房租便宜。以浙江溫州人為主的來京務工人員看中了大紅門地區的地理位置,陸續在這裏擺地攤,抱團取暖,做起了服裝生意。

  隨著浙江人聚集,這裏開始有了幼兒園、菜市場、診所、理髮店,甚至包括自發組織的治安聯防隊,大紅門逐步形成了獨特的“自治”社區。

  幾乎同時,在北京北部的立水橋地區形成了以從事建材批發為主要營生的“福建村”。以蔬菜銷售為主的“河南村”、以裝飾裝修為主的“安徽村”也在北京逐步形成。

  一位社會學學者説,是外來流動人口催生了新北京。

  90年代,整治亂象與産業提升同步

  如同眾多的北京城中村一樣,“浙江村”産銷的商品大大豐富了90年代的北京市場,深受北京居民歡迎。

  與此同時,城中村中的問題、亂象也開始凸顯。當時有一些經營大戶以合股形式與當地鄉、村、生産隊“合作”。當地出地皮,浙江人出資金,蓋起連片的平房甚至兩層樓房,再分別出租給流動人口,由此形成了居住、生産、銷售于一體的工業大院。

  1995年,時任浙江省工商局局長孫忠煥曾赴京調查“浙江村”。他回憶道,當時這樣的工業大院一共有48個,經注冊登記的常住經營戶有3萬多戶。一個院子小的可容納下1000至2000人、大的能容納下4000至5000人。以後這裏也被稱為大紅門“浙江村”48個大院。

  由于人口密度大,公共基礎設施和服務沒有跟上,“浙江村”出現了環境臟亂差、治安惡化的問題,“連計程車都不敢去”。1995年,北京警方以嚴厲的手段全面清理整治“浙江村”,部分商戶轉移到河北發展。

  如今,孫忠煥還記得,當時的整治行動規模大,受到中央高度關切。北京市一位副市長專門帶領北京市15個部門的領導赴浙江舉行説明會。

  同一時間段,産業提升成為重要治理手段。北京在浙江招商引資,歡迎浙商去北京經商辦企業,計劃在大紅門地區與浙商共同投資建造一個大市場和加工區。1995年後,北京西紅門地區開始出現大型服裝加工廠、大型服裝批發市場。“浙江村”得以正名,並走上正常的商業擴張之路。

  北京的“福建村”“河南村”等其他流動人口聚集地也經歷過類似的治理過程。

  新世紀,50個重點村成治理焦點

  進入新世紀,北京城市快速擴張,人口激增,交通擁堵,房價高漲,“大城市病”嚴重。城中村作為外來人口的主要落腳地,種種“臟亂差”再次成為社會痛點,再度進入政府治理議程。

  北京官方數據顯示,1999年北京市常住居民1257.2萬人,其中常住外來人口157.4萬人,而到了2000年,常住居民1363.6萬人,其中外來人口256.1萬人。這意味著當年年內,北京市外來人口凈流入接近百萬人。到了2010年,北京常住居民1961.9萬,其中外來人口704.7萬。

  2010年,北京市宣布對50個市級挂賬整治督辦重點村進行集中整治。北京市農委的一位官員總結這50個村的特點是“人口密度高、衛生環境臟亂、違章違法建築多”。50個村聚集了120多萬人,其中流動人口超過100萬,部分村莊人口倒挂嚴重,外來務工人員人數超過本村居民10倍。

  針對這50個重點村的整治策略是“調、拆、建、轉、管”,即調規劃:安排回遷住宅樓、集體産業和基礎設施配套用地;拆舊房:陽光拆遷、先簽約先選房;建新房:嘗試先建後拆;轉居民:村民集體轉市民、與城市社保體係接軌;管服務:為新社區居民就業等提供培訓。

  為了多部門配合治理重點村,北京還成立北京市城鄉接合部建設領導小組及其辦公室(簡稱城鄉辦),由一名市委常委任組長,兩名分管城市建設和農村工作的副市長任副組長,一名市政府副秘書長任辦公室主任。城鄉辦定期召集國土規劃、金融、園林、城建等部門共同議事。

  自2010年以來,北京在點上完成了50個重點村建設,從點到面,全面啟動了北京城市的第一道綠化隔離帶建設。政府更是不斷總結經驗,在拆遷安置補償、集體土地利用新模式、“一村一策”等方面頻頻出招,村莊社區化管理等諸多改造方法、治理手段輪番上陣。

  “治城”還是“治人”,不能再徘徊

  不能説北京的治理沒有效果,但城中村問題顯然沒有解決,不過是越搬越遠罷了。曾幾何時,治理中關村區域的城中村,讓大批外來人口涌至唐家嶺。當作為著名“蟻族”聚集地的唐家嶺也早已成為整潔、有秩序的大型城市社區,一批一批來京尋夢者又將歸于何處?

  城市的迅速膨脹,在擠壓城中村、擠破城中村的同時,將居住于此的人群驅趕至更為週邊的城市邊緣。不少專家和有識之士指出,“治城”還是“治人”,在治理城中村思路上,有著本質的差別。如果緊盯腳下、眼前需要對付的“臟亂差”,只是剷除了事,搬遷了事,那麼城中村的人可以在另一個城市角落、另一個城中村聚集,看似不再的亂象又將死灰複燃。

  “治城”無全局觀,是治標,而非治本。“城中村是發展中形成的問題,要讓居住于此的人們跟市民一樣享受到城市發展的成果。”城鄉建設專家、西安交通大學教授楊東朗説。

  如今,北京不少城中村的村民被安置、能上樓,村集體土地上可試點建設租賃住房;農民變市民成股東,轉型搞起物業服務經濟。“可城中村不僅居住著原來的村民,更多的是流動著的外來人口。”一位長期關注流動人口的社會學者指出,城中村治理從“治城”轉向“治人”,重點應關注、關心外來人口和低收入人群。(記者 張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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