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3月5日電 題：三大指向勾勒深化供給側改革“路線圖”
新華社記者安蓓、張辛欣、陳煒偉
2017年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之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今年要把改善供給側結構作為主攻方向，並勾勒出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路線圖”。記者5日就此採訪了參加全國兩會的代表委員和相關專家學者。
五大任務明確目標新指向
剛剛過去的一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攻堅破局。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今年要在鞏固成果基礎上，針對新情況新問題，完善政策措施，努力取得更大成效。
去産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重點任務提出新的目標指向——
扎實有效去産能，今年再壓減鋼鐵産能5000萬噸左右，退出煤炭産能1.5億噸以上。同時去産能范圍擴至煤電行業，淘汰、停建、緩建煤電産能5000萬千瓦以上。
因城施策去庫存，堅持住房的居住屬性，落實地方政府主體責任，加強房地産市場分類調控。
積極穩妥去杠桿，在控制總杠桿率的前提下，把降低企業杠桿率作為重中之重。強化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財務杠桿約束。
多措並舉降成本，擴大小微企業享受減半徵收所得稅優惠的范圍，年應納稅所得額上限由30萬元提高到50萬元；科技型中小企業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比例由50%提高到75%。全年再減少企業稅負3500億元左右、涉企收費約2000億元。
精準加力補短板，針對嚴重制約經濟社會發展和民生改善的突出問題，結合實施“十三五”規劃確定的重大項目，加大補短板力度。
五大重點任務，樣樣關係到存量調整，刀刀動的是既得利益。在去年的基礎上，繼續向深入推進，難度無疑更大，面臨的形勢也更為復雜。
“比如去産能，去年下半年以來煤鋼價格上升，企業效益好轉，去産能意願下降，難度加大；房地産市場急劇分化，面臨‘防過熱’和‘去庫存’雙重任務；降成本更需要制度突破。”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辜勝阻説。
市場化、法治化手段更凸顯
從攻堅之年進入深化之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思路愈發清晰，對一些重大問題的思考更為深入。這一點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有鮮明體現：
更多運用市場化法治化手段，有效處置“僵屍企業”；加快建立和完善促進房地産市場平穩健康發展的長效機制，以市場為主滿足多層次需求，以政府為主提供基本保障；支援市場化法治化債轉股；降低企業制度性交易成本；加快提升公共服務、基礎設施、創新發展、資源環境等支撐能力……
“過去一年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從各級政府來説，更好發揮市場作用的共識進一步強化，但也存在市場機制發揮不夠的問題。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踐邁向深入，市場化法治化被放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全國人大代表、浪潮集團董事長孫丕恕説。
經濟發展步入新常態，對于中國這個巨大的經濟體來説，無論是宏觀還是微觀政策制定都面臨嚴峻挑戰。如何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是供給側改革面臨的重大課題。
“靠行政命令去産能有難度。”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鋼鐵研究總院副總工程師李衛説，“還得多靠經濟、環保、安全、技術這樣的硬杠杠。政府也不能缺席，靠政府推動加速市場出清，縮短陣痛時間。”
步入新常態，中國經濟面臨的挑戰，不是需求側或者供給側單方面的問題。政府工作報告提出，適度擴大總需求並提高有效性。要圍繞改善民生來擴大消費，著眼補短板、增後勁來增加投資，使擴內需更加有效、更可持續，使供給側改革和需求側管理相輔相成、相得益彰。
用改革的辦法深入推進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用改革的辦法深入推進“三去一降一補”。
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教授白重恩説，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根本還是要讓企業真正成為市場的主體。“提高供給側效率和品質，需要簡政放權來使規則公平透明；需要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讓企業在優勝劣汰中找到發展方向；也需要政府更好發揮作用，創造公平良好的市場環境。”
“在所有的改革中，政府自身的改革是關鍵。牽住這個‘牛鼻子’，以重點領域改革的‘一子落’，帶動經濟棋局的‘全盤活’。”全國人大代表、廣東省社科院産業經濟研究所所長向曉梅説。
當前我國經濟運作仍面臨不少突出矛盾和問題，供給側最大的問題實質上是制度供給不足。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本質是改革，核心是機制、體制創新。”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彭森説，一方面要避免行政化、部門化、碎片化傾向，另一方面要盡快在市場化改革的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實質性突破，加快建立更加成熟完善的市場經濟體係。
報告提出要深化金融、財稅、國資國企、産權保護等一係列基礎性、關鍵性改革。“深化國企國資改革就是重要牽引，加快形成靈活高效的市場化經營機制，有助于解決去産能、去庫存、去杠桿等一係列難題。”向曉梅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