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9日,黃潔夫(左四)帶領醫護人員向“天使女孩”默哀。圖片來源:《羊城晚報》

　　在我國公民器官自願捐獻體係建立的過程中,“天使女孩”是一個標誌性事件。

　　一張照片記錄了2012年11月9日發生在廣州的一個肅穆的瞬間——身著手術服的醫護人員摘下口罩,向手術臺上的“天使女孩”致敬。女孩叫吳華靜,17歲,韶關學院醫學院中專生,因車禍離世。為實現她生前的心願,父母捐獻了她的肝臟、雙腎和眼角膜,拯救了3個人的生命,讓2個人重見光明……

　　此後,中國公民身後捐獻器官的案例越來越多,更有許多人登記成為自願捐獻者。2015年1月1日,中國宣布停止使用死囚器官,公民捐獻成為器官移植的唯一來源。有人認為,中國器官捐獻的“冬天到了”。可之後的2016年,中國完成捐獻4080例,捐獻大器官11296個,較2015年提高近50%。

　　數字背後的故事,鮮有人知。

　　由于器官的捐獻與分配涉及文化、倫理、法制等深層次的社會問題,我國的器官捐獻曾走過一段漫長的“冰河期”。中國曾是世界上器官捐獻率最低的國家之一,多個國際組織也對中國器官移植存在誤解和質疑。

　　2005年,在由世界衛生組織主辦的世界器官移植管理高層會議上,時任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表示:“有人説中國多年無法建立公民自願器官捐獻係統,是因為受‘入土為安’思想的影響。但我始終認為,臟水不要潑到祖先身上,落後不能怪老百姓。”

　　回國後,黃潔夫多次宣示了建立公正、透明、讓公眾信任的器官自願捐獻體係的決心。

　　2006年,衛生部全國人體器官移植臨床應用和管理峰會在廣州召開,在會上,《廣州宣言》誕生,“宣言明確了器官移植要符合中國的國情,又要符合全世界的公共倫理學準則。”黃潔夫的學生、如今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副院長、器官移植科學科帶頭人何曉順聽到了“改革的號角”。

　　2007年《中國人體器官移植條例》實施；2010年的《刑法》修正案增加了“器官買賣罪”,國內器官移植事業踏上了法治化、規范化的道路,探索器官移植“中國模式”的漫長征程也從未停步。為解決器官來源的瓶頸,原衛生部與中國紅十字會于2010年啟動公民逝世後自願器官捐獻工作試點,成立人體器官捐獻工作委員會。2011年經國務院批準,“中國器官捐獻管理中心”成立。

　　經過了3年的艱辛努力,中國成功解決了移植事業的法律框架與管理機構、中國器官捐獻三類死亡判定的科學標準與流程、對捐獻者家庭人道主義救助的政策與辦法等一係列難題。至此,一個遵循世界衛生組織指導原則、符合中國國情的器官捐獻移植體係初步形成,即人體器官捐獻體係,人體器官獲取與分配體係,人體器官移植臨床服務體係,人體器官移植科學注冊體係,人體器官捐獻與移植監管體係。

　　專家認為,心臟死亡捐獻模式的成功應用,開啟了中國身後器官捐獻之門,更被譽為是“中國對世界器官捐獻事業的創新與貢獻”。何曉順説,國際上,移植器官主要來源于腦死亡器官捐獻,然而在我國,腦死亡概念尚未被廣為接受。“以心臟死亡器官捐獻為主體的中國三類捐獻模式,是政府啟動捐獻工作的戰略決策。然而,由于全球均沒有成熟經驗,這種捐獻模式是否可行,過去誰都不知道。”業內認為,心臟死亡後大多數器官必須在15分鐘內獲取,否則無法捐獻。何曉順團隊係統解決了供體識別、器官維護等一係列心臟死亡器官捐獻的核心技術問題。何曉順透露,他所在的移植中心,捐獻肝臟和腎臟的使用率分別達94.6%和92.7%,高于美國的74.3%和73.1%。

　　今年7月,何曉順又帶領廣州器官移植醫生另辟蹊徑,在為一名肝硬化合並小肝癌的患者進行肝臟移植時,創造了具有裏程碑意義的“不中斷血流”新辦法。據何曉順介紹,其團隊從數年前開始致力于自主研發“多器官功能修復係統”。這種“多器官功能修復係統”可在手術前模擬人體機制,為器官提供血液,從而修復器官功能。

　　何曉順説,採用這項新技術,肝臟裏的“血一直是熱的”,血流片刻都沒有中斷,讓捐獻者轉贈的“生命禮物”少受損傷,最大限度地保護器官功能,使器官以更“鮮活”的狀態在受捐患者的體內立即“工作”,從而極大地避免了器官移植的常見並發症。

　　數據顯示,目前中國人體器官捐獻志願者登記人數超過33萬,捐獻大器官3.8萬多個,通過移植挽救了3萬多位器官衰竭患者的生命。中國每百萬人口的實際器官捐獻率由2010年的0.03上升到2016年的2.98。“當中國宣布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後,有人説中國器官移植的冬天來了,但我説中國器官移植的春天來了,數據證明我是對的。”中國器官捐獻與移植委員會主任委員(主席)黃潔夫接受媒體採訪時説。

　　2017年2月,71歲的黃潔夫參加反對器官販賣全球峰會,向與會代表分享了器官捐獻與移植管理的“中國方案”。（記者肖文峰、肖思思 實習生胡碧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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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潘子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