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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護文學初心,《山花》依然爛漫
2017-08-18 09:20:27 來源: 新華每日電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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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2年,在紀念《山花》創刊十周年會上,谷溪(左二)、路遙(右一)、陶正(右二)、白軍民(左一)合影。

  劉娜怎麼也沒有想到,自己試著寫寫的小説竟然發表,被印在了“書”上。這名31歲的農村青年、三個孩子的年輕媽媽一直不敢相信。直到那天跋涉了30公裏,從清澗趕到延川縣城,接過編輯老師遞過來的明晃晃印著自己名字、帶著濃鬱墨香的《山花》時,劉娜説自己激動了好一陣子。

  事情雖然過去了大半年,如今再提,劉娜仍然眼熱心跳。“在延川,人們知道‘山花’就像知道路遙一樣。”上小學時,劉娜就讀過路遙的小説《人生》《平凡的世界》,“路遙是我最尊敬的作家,在我心裏,‘山花’是神聖的。”

  “山花”,在陜北也叫“山丹丹花”,是黃土高原上最常見的一種野花。1972年,一群因為熱愛而不知懼怕的文學青年,在延川縣黃河畔的山溝裏,創辦了一份油印的文學小報,他們把它叫作“山花”。

  在那個萬木凋零的時代,他們用自己的全部創作熱情和生命激情,澆灌著這顆幼小的文學種子,使之生根發芽,綻放開來。從創辦者、詩人曹谷溪,到以《人生》《平凡的世界》蜚聲中外的作家路遙,再到以《我的遙遠的清平灣》《逍遙之樂》等榮獲全國短篇小説獎而走紅全國的知青作家史鐵生、陶正,從當年的文學青年,到後來的文壇大腕,還有更多後起之秀,如聞頻、海波、遠村、厚夫等三代20多位,他們被稱為“山花作家群”活躍在中國文壇……這對于黃土高原上一個相對落後貧窮的山區小縣來説,不能不説是個奇跡。

  上世紀70年代,賈平凹、梅紹靜等當代知名作家詩人成名前在這裏發表過習作。賈平凹曾稱,他第一次看到朋友和谷在《山花》上發表了處女作,“還很是嫉妒了一陣子”。

  著名作家、陜西省文聯原主席李若冰曾説,“《山花》像一顆明亮的星,在延川的上空閃耀。”

  文藝評論家李星説,《山花》的出現,像一株鮮艷的火紅山丹丹花,給中國文壇的天空平添了一絲亮色。

  正如陜北民歌中唱的“山丹丹開花背洼洼裏紅”,45年來,《山花》宛如一束清新自然的山野小花,在背洼洼裏的向陽處,開得執著、質樸,不嬌媚,更不帶脂粉氣。

  2015年3月全國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與上海團代表曹可凡聊起熱播電視劇《平凡的世界》時説:“我和路遙很熟,當年住過一個窯洞。路遙和谷溪辦《山花》的時候,還只寫詩歌,不寫小説。”(《新華每日電訊》2015年3月12日9版)

  曹可凡後來對記者説:“説到路遙,總書記的興奮之情顯現出來,那神態,有點‘我跟你説個秘密’的感覺,真情流露。”

  谷溪曾在1975年採訪過習近平,採寫了延川縣大辦沼氣的通訊《取火記》。往事再提,如今已經75歲,性格豪放的谷溪説,“總書記的談話,體現出黨中央對文藝工作的重視和親切的關懷,鼓勵我們的文藝工作者‘像牛一樣勞動,像土地一樣奉獻’,像《山花》那樣,植根于人民大眾,創作出深受人民大眾喜愛的、向上向善的優秀文藝作品,我們的文學藝術事業才能擁有恒久的生命力。”

  “‘山花現象’就是作家扎根人民,從人民中汲取力量的例證。”中國作協副主席李敬澤説,“他們的根深深地扎在中國的土地和父老鄉親們身上,片刻不忘對祖國、對人民、對父老鄉親的責任。”

  “人民的刊物人民辦,人民辦的刊物人民看。《山花》一直在踐行這樣一個理念。”中國社科院研究員白燁認為,《山花》給其他地方性文學期刊樹立了榜樣,“《山花》葆有文學的初心,它為文學愛好者搭建平臺,抒發聲音。文學以本身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將熱愛它的人們團結成一個整體。”

  油印機引發的《延安山花》

  “‘山花’是由一個叫曹谷溪的人‘煽呼’起來的。”提起《山花》,作家海波總會這樣説。

  1969年,時任延川縣通訊組組長的曹谷溪接到一個任務,要他去關莊公社調查陶正——一名在當地插隊的北京知青——竟然自己辦了一張油印的報紙,其中轉錄了一些《內參》的內容,引起有關方面的注意。

  原來,清華大學附中學生陶正來延川插隊時,在軍大衣裏偷偷包裹來一個油印機,並且在全縣最偏僻的山村辦了一張《紅衛兵戰報》。這張小報不但探討中國的農民問題,甚至面向世界,摘編俄羅斯民歌等文學內容。

  曹谷溪見到陶正,便被這名來自北京的小夥子深深地吸引,他激情、坦率以及遠大的理想給曹谷溪帶來極大的震動。一直以來,跟縣裏僅有的幾個“文人”打得火熱的曹谷溪就想,人家北京知青敢背著油印機在陜北農村辦報紙,普及文化,為什麼我們不敢?

  回到縣城,曹谷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此時,一本由陜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詩集《延安兒女熱愛毛主席》引起了曹谷溪的注意,他覺得一下子找到了方向,“咱們也編本詩集,也幹它一場”。想法得到幾個“文人”的一致讚同,包括中學教師聞頻、縣文化館白軍民,以及因“文學”結緣的“民辦教師”王衛國(路遙),還有後來被曹谷溪以“民工創作員”名義“弄進”縣通訊組的陶正。

  很快,油印詩集《工農兵定弦我唱歌》在延川誕生。這本詩集無意中被陜西人民出版社一位來延川探親的編輯看到,這位編輯將其更名為《延安山花》,在1972年5月紀念“延安文藝座談會”三十周年前夕正式出版。

  作為工農兵創作的典型,《延安山花》公開發行後在社會上引起震動。一時間,各地索要信函不斷。《人民日報》《光明日報》《陜西日報》等都在顯要位置報道了“陜西延川縣群眾業余文化創作空前繁榮”的事跡。隨後,詩集經過不斷修訂、完善,先後多次印刷,連香港三聯書店也有印刷發行的記錄,詩集累計發行達到28.8萬冊,在當時創造了工農兵文藝創作詩集的發行奇跡。

  1972年8月,《陜西日報》在顯著版面發表了調查報告,點名表揚了返鄉知識青年路遙。因為在《延安山花》的幾位骨幹作者中,只有路遙是真正的農民身份,這也使路遙繼“革命幹將”之後再次成為延川的“名人”。

  1974年,日本學者安本實在日本大阪書店買到一本《延安山花》。當時,他第一次讀到谷溪和路遙的名字。2007年,身為大學教授的安本實把這本珍貴的詩集贈送給了延安大學路遙文學館。

  《延安山花》為延川縣贏得了聲譽,這一切是曹谷溪等創辦者始料不及的。海波曾在文章中回憶當時的情景,“眼見著許多名不見經傳的熟人一夜之間成了詩人。能發表作品的作者,頓覺渾身舒坦。一瞬間,曹谷溪由一個理想主義的詩人變成了一個文藝活動家。他時而把自己比作一只母雞,時而又把自己比作一架人梯……業余作者從四面八方紛沓而來,曹谷溪的‘寒舍’一下子門庭若市。”

  1972年9月,受成功編輯《延安山花》詩集的鼓舞和啟發,在延川縣領導的支持下,曹谷溪一班人開始編輯出版16開4版、鉛字印刷的活頁縣級文藝小報《山花》。

  路遙在延川創作的詩歌、散文、小説等首發陣地均是《山花》,也正因為有最初的文學創作成績,他最終才被推薦到延安大學中文係學習。

  對于這段往事,路遙曾説,“可以説這是文化大革命後期中國大陸上第一本有泥土氣息文學機制的詩歌集子,不能不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這是社會混亂叫人頭腦昏昏沉沉的時候,這些人自己為自己制造了一顆人丹……藝術用它巨大的魅力轉變一個人的生活道路,我深深感謝親愛的《山花》的,正是這一點。”

  “把我們聯係起來的是文學”

  1991年,路遙在為曹谷溪的詩集作序時寫道,“我和谷溪最初相識在‘文化革命’這幕戲劇的尾聲部分,我們原來屬于兩個相互敵視的‘營壘’。意外的是,我和谷溪卻成了朋友,把我們聯係起來的是文學。”

  在位于延安市區“谷溪書館”裏,一張路遙和曹谷溪年輕時在黃河畔的合影,被懸挂在重要的位置。“這是路遙生前最喜歡的照片。”站在寬敞的大廳裏,曹谷溪告訴記者,那時路遙總是找他借書,更喜歡跟著他外出採訪。1970年夏,兩人騎一輛破舊的自行車去農村採訪。走到黃河畔的石崖上,“背倚高峻峰巒,俯視滔滔河水,頓時有了一種詩意”,曹谷溪背著海鷗相機,于是倆人用自拍留下了這張珍貴的照片。

  就在採訪後不久,路遙創作出詩歌《我老漢走著就想跑》,“縣上召開文創會,指名道姓要我去。心像小鼓一個勁擂,一晚上折騰得不瞌睡”。盡管只是“信天遊”式的習作,但曹谷溪看到了路遙的靈氣,把它推薦到《延安通訊》上發表,這是路遙第一篇公開發表的作品,也是他走向文學跨出的第一步。1992年,路遙彌留之際,特地托曹谷溪放大了那張對路遙來説意義非凡的照片擺在病房。

  《路遙傳》的作者梁向陽(厚夫)説,“路遙走上中國文壇,與詩人曹谷溪不無關係。”

  1962年高中畢業的曹谷溪,在公社灶上一邊掄勺把子一邊捉筆寫詩,常常為搟面、炒菜發愁的他卻常有文章、詩歌發表在報端。1965年,他被選派出席“全國青年文學創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在北京受到國家領導人的接見並合影。很快,彈丸之地的延川縣,提起寫文章,大家必提曹谷溪。甚至有年輕人賣弄學問時,都會遭到諷喻,“看你比曹谷溪還能行?”

  後來,曹谷溪被調到延川縣革委會政工組工作。再後來,一大批北京知青來到了延川。《山花》也正是因為北京知青的參與,少了背洼洼裏的局限而傲視河山。

  陶正曾在文章中寫道,“陜北不大産虛偽,虛偽之作算不得真正的文學。我的文學創作的起點,應該是在陜北延川縣的清平川的一個小山莊裏。”他説,“在延川,我和谷溪、路遙等摯友,合力編印了一本小詩集,我們自己編輯、自己刻版、自己插圖、自己油印,也把自己的作品塞進去,辛苦而快樂,熱情而狂妄。”

  時為中學教師的聞頻,是西北大學的畢業生。在延川,文化程度算是佼佼者。後來他在一篇回憶文章中提到自己的第一首詩《大娘的話》,就是創辦初期曹谷溪交代的“任務”。作品經《山花》發表後被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詩集收錄,又被編入上海市1973年中學語文課本。聞頻説,“今天看來,它畢竟是時代的産物,但對于一個身居陜北偏遠山區的年輕人來説,其振奮和鼓舞可想而知。”

  那是一個特殊的年代,年輕人既不能經商,也不能外出打工,《山花》的出現燃起了許多人的希望之火,讓人相信寫詩可以改變命運。

  聞頻回憶,一次路遙穿著開花的黑棉襖,腰裏扎著根繩子,拿著詩歌新作來求教,經過聞頻修改,準備以表達失戀情緒的筆名“纓憶紅”發表。聞頻説,筆名最好簡單好記又有含義,當時路遙想了想,便寫下“路遙”二字。自此,也便有了“路遙”的公開亮相。

  《山花》的創辦,帶動激勵了一大批延川乃至周邊的年輕人走上文學的創作道路。後來許多在國內有影響的作家、詩人都曾在這張小報上發表過他們的早期作品。

  當時正在西北大學上學的散文作家和谷,寫了一首題為《訪英雄》的詩寄給《山花》,不久,詩歌發表,惹得後來名震文壇的賈平凹羨慕了好長時間。著名女詩人梅紹靜,當年是延安無線電廠的工人,也寄來自己的詩作“敬請指正”。

  著名作家史鐵生曾回憶,他在延川插隊的時候,就十分羨慕《山花》上的作品。

  《山花》越辦越火,縣郵電所發現,《山花》編輯部成了全縣往來信函最多的客戶。在延川,因為詩歌,幾乎人人都在作詩,更燃起了許多人的希望之火。

  “對于大多數文化程度不高,涉獵面不寬、語言表達差的農村青年來説,‘舞文弄墨’的直接動機或許來自于改變生存環境。”曹谷溪敏銳地看到這一點,千方百計地鼓勵,竟然大有成效。

  聞名鄉裏的“傘頭”(秧歌隊領頭)海波,13歲輟學,與路遙是兒時密友、小學同學,也是《山花》創辦者之一白軍民的學生,當他拿著自己的第一首秧歌詞遞到《山花》時,曹谷溪不敢輕易接納。怎麼辦?改!“業余作者水平差,有些作品都是編輯硬改出來的。”一次,曹谷溪在公開場合講道,現在被公認為最有希望的文學青年海波,當時水平差得可憐,在山花上發表的第一首詩歌幾乎就是幾個編輯“做”出來的,“盡管這樣,但我們很高興。”

  海波説,《山花》通過這些事例為農村青年指出一條路:努力創作,前途無量。後來海波成了延川的名人,一時間更加刺激了一大批青年作者蜂擁而至。

  活得像路遙一樣,已不自覺地成了人們的人生理想。《山花》也就更紅了。

  世上還有一種“營生”叫寫作

  “在那個極端緊張的年代,幾乎所有刊物停刊,幾乎所有文人被迫擱筆,中國文壇處于異常沉寂的時期,唯獨在革命聖地延安——延川這塊神奇的土地上,卻冒出了《山花》這朵奇葩,不由得不讓人震驚!真是山花爛漫,異彩紛呈。”李若冰曾在《山花》上發表過自己的詩作,他曾在一篇回憶文章中寫道,《山花》的出現,打破了文藝界長期沉默的局面,其影響波及全國和海外,使人們不能不思考這種在荒蕪的文壇出現的特異現象。

  “一種文藝現象與地域文化、時代特徵有密切關係。”長期關注“山花文化現象”的延安大學文學院院長梁向陽認為,《山花》是“偉大的革命理想”與陜北人先天具有的浪漫主義品格相結合的産物。《山花》的“破土而出”,“絕不是簡單的個案和偶然。”

  在陜北,古有“文出兩川武出三邊”之説,其中的“一川”就指“延川縣”。

  唐代出過陜北古代唯一的“文狀元”,清代有李清照式的女詩人李娓娓,這都是延川縣志上的榮耀。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延川是陜北最早“鬧紅”的地區之一。1935年,延川縣納入陜北蘇區。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後,延安大批知識分子、文藝工作者深入到陜甘寧邊區宣傳採風,陜北地區民間文化得到廣泛發掘整理,陜北民歌、説書、道情、秧歌等從山野走向革命中心。延安時代出過一個楊醉鄉,他所統領的抗戰劇團堪稱蘇區文藝先驅。李若冰當時是劇團裏的娃娃兵,楊醉鄉是他的恩師和領路人。(下轉10版)

  以《保衛延安》傳世的杜鵬程,18歲時在延川鄉下教書,就曾編了一本手抄的《老百姓報》。

  1969年1月,兩千多名北京知青來到延川插隊,他們帶來的城市文化,給黃土地注入了一種新的文化因子,也再次點燃了延川人的文藝激情。

  也就是從這時起,路遙知道了世界上還有一種“營生”叫寫作。海波告訴記者,自己真正開始文學創作時,路遙不止一次地提醒他,“要多和北京知青接觸,這些人看問題準,表達能力強,像用手指捅窗戶紙,一下一個窟窿。”

  聞頻在回憶文章中説,“路遙平時話不多,不愛與人交往。但他愛和北京知青交往,可以説,是這幫知青打開了這個陜北後生的思路,把他的視野從這片黃土高坡,導向全國,導向世界,導向了社會的高層次。”路遙堅持在北京知青中擇偶,而沒有選擇陜北高原的“劉巧珍”,“因為知青象徵著外面的世界,開放、文明、先進。”

  《山花》最“紅火”的那些年,隨便翻開稿件檔案,都會發現不少如今令人肅然起敬的名字。除了創作成績最為典型的路遙,陶正憑借短篇小説《逍遙之樂》獲得1983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説獎,史鐵生以插隊題材的短篇小説《我的遙遠的清平灣》《奶奶的星》連續獲得1983年、1984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説獎,“1983年全國獲獎的20位作者中,竟有兩位曾是延川插隊的知青。”梁向陽説,“他們把延川視為‘第二故鄉’。”

  在當年《山花》的主創中,詩人聞頻以陜西《延河》文學雜志為平臺活躍于詩壇;曾經的“縣中隊戰士”荊竹成為寧夏地區重要的文藝評論人才;曹谷溪進入延安文聯,掀起“老镢頭詩”的“旋風”;作家史小溪、瀏陽河的散文作品把濃鬱的陜北氣息帶到全國;作家海波的中篇小説《農民的兒子》獲得好評……

  上世紀80年代,第一代“山花作家群”的成功,使整個文壇對于延川縣這個偏僻小縣刮目相看,更重要的是對延川縣眾多文學青年的“效應魅力”。如今第二代、第三代作家群分別在上世紀90年代和新世紀登上文壇,更加帶動了整個延川文藝的繁榮發展。詩人遠村被評為“全國十佳詩人”;倪泓的小説被改編成電視連續劇……梁向陽説,“還有我的作品也進入了全國高中統編語文教材。這些後來者,大都受過良好的教育,對于文學的追求更為自覺。”

  “寫出像路遙老師那樣的長篇”

  延川縣城並不大,三面環山,處在縣河的平緩地帶。一條主要的街道不長,也不開闊,像大多數中國的小縣城一樣,小吃、雜貨、五金、汽修店林林總總排列在街道兩旁,高音喇叭裏刺耳的音樂聲,在仲夏的午後使出渾身的勁頭招惹著街道上僅有的幾個路人……身後,高高的土垣被水泥箍扎成了“大石山”,位于縣南關街的《山花》雜志社,就坐落在一片高大威武的“大石山”下一處陰涼安靜的院落裏。

  幾間不大的辦公室裏,被譽為“第三代作家群”的代表作家張北雄、高君琴、姬延芳等負責著《山花》雜志的編輯出版工作,他們既是作者,也是編輯。

  “縣一級辦文學刊物,全國可能只有一兩個縣。”延川縣委書記張永祥説,“《山花》給延川贏得聲譽,延川有責任呵護她。”在他的支持下,《山花》編輯部有了獨立的編制和辦公經費。

  如今,《山花》作為延川縣委宣傳部內部刊物,保留著辦刊初期“純粹”的文學性。2013年,從教師崗位輾轉來到自己喜愛的雜志社工作,高君琴覺得自己開心幸運。她告訴記者,《山花》在當地的影響力以及內容的貼近性,讓每次出刊都成了“洛陽紙貴”,除了面向全國各大文學期刊、大專院校、圖書館的贈閱外,“幾千冊分發下去,往往‘一書難求’。”高君琴説,延川人的微信朋友圈裏曾經盛傳一張照片,一名清潔工人休息時,坐在路邊認真閱讀《山花》,“每次想起都特別感動。”

  翻開最新一期雜志,“寄予山花”“山花作家”“精品閱讀”“山花爛漫”“陜北在線”……通過不同的欄目設計,期刊從藝術性、可讀性上引導讀者、作者,“告訴他們,什麼是好的作品”。“陜北在線”跟整個陜北的文學界形成互動;“山花爛漫”主要是發掘當地作者的原創板塊,如今已形成了以延川為主50多人的原創團隊。有村幹部、教師,有打工者,也有農民,高君琴説,“一些娃娃都非常有才氣。”

  在延川縣永坪鎮加油站打工的農村青年高進,就是高君琴嘴裏“有才氣”的“娃娃”。翻閱著手裏的《山花》,高君琴説道,“這個娃娃太有靈氣了,他的詩句來自生活,有著詩歌的張力和天賦。”

  她隨便撿了幾句念道,“不正經的風:十多年前\我把理想捶進了東墻\愛情進了西墻\串上鐵鏈\曬女兒的尿布\如今\兒子安睡\院子高墻\日子成了一場沒有雪的冬\滿臉不正經的風。”

  “這句最好,‘還是18歲的時光最好\只需賴在他床上\吹著口哨就是詩’。多精彩啊。”高君琴感嘆,“沒有念完高中的高進喜歡讀書,經常寫詩,寫小説,劇本寫得也挺好,生活的艱辛反倒增加了他對詩歌的表達。”

  已經嫁到清澗縣的延川縣關莊鎮農村青年劉娜,形容《山花》是“遠歸的遊子找到了家”。劉娜告訴記者,自己平時喜歡看書,寫點文章,但都當作消遣,從沒想過發表。在朋友的鼓勵下試著投了一篇,“沒想到高君琴老師和張北雄老師都聯係了我,他們説我是個好苗子。”

  劉娜學歷不高,家庭也不寬裕,高君琴就送給劉娜一大摞書,囑咐她“向名家學習”。張北雄給劉娜修改作品熬到半夜,“每修改一處,張老師都會發給我看看,讓我找找自己的問題,我真的學到了很多。”

  “人生一場,只有努力了才不遺憾。”

  “寫作,從某種意義上講,寫在紙上就是勝利。”“所謂的進步就是在邊寫邊學習中感悟,誰也無法一下子就超越自己。”

  ……

  張北雄發給劉娜的每一句鼓勵的話,她都記在記事本裏,“遇到苦難的時候,我就找出來看看。”平日裏要照顧孩子,抽時間寫作的劉娜説,自己記著張北雄説的話,“每天堅持寫一點”,“我不知道自己將來會走到哪裏,但是《山花》對我的培養,老師們對我的鼓勵,會影響我一輩子。”

  劉娜的第一篇作品《嫂子出嫁》在《山花》上發表後,得到了大家的認可。“日子很艱難,可我是樂觀的。”劉娜説自己的理想就是“能寫出像路遙老師那樣的長篇。”

  “熟知路遙的人,都知道他的《人生》《平凡的世界》是怎麼創造出來的。”有人曾在文章中評價“山花”文化群體,“他們生活在山溝裏,卻在心裏吶喊著,‘我是生命,我是藝術’,他們中的優秀者,幾乎都有一段帶血的生活體驗。”

  而今天,張北雄、高君琴就像當年的曹谷溪“推著”路遙、海波一樣,每天處在興奮當中,“時而把自己比作母雞,時而甘為人梯”,推動著“小山花”們向前、向前。

  在河北開過書店,在北京當過“北漂”的高進,每天處在加油站繁雜又無序的關係中,思考著“未來更好的去處”和“安靜的寫作”。自己的詩歌在《山花》上發表,高進説“比想象的要更開心”。

  記得那天從編輯部出來,他把借來的汽車一直開到縣城東關一處樹蔭下,捧著那本自帶墨香的《山花》看了整整一個下午,“只有看到自己的詩刊發出來,那一刻才知道自己是那麼需要被認可。”

  他説,我們已不是“路遙年代”的農村青年,也絕非如今的“打工詩人”,“我們就是我們自己。”(記者強曉玲、劉書雲)

  中國人的故事:路遙——農民的兒子,黃土地的精神脊梁

  一個山村農婦的文學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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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錯】 責任編輯: 薛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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