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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地震紀念墻上的新名字:每個名字,都是一塊墓碑
2017-07-29 08:25:18 來源: 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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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標題:唐山地震紀念墻上的新名字

  高滿福19歲的發小陳志明(左)在地震中遇難。新京報記者 李興麗 攝

  “陳志盼寫錯了,改成陳志明,1956年生人,是唄?”服務窗口,幫忙查詢的工作人員問。

  “對。”62歲的高滿福挺高興,端著iPad遞給工作人員:“你看,1973年我倆在宏中照相館拍了最後一張照片,陳志明。”寸頭裏鑽出白發的高滿福,指著照片裏的一個初中生説。照片留白處寫著“一九七三年二月十八日和陳志明同學留念”。

  “錯不了,他哥倆合起來是清明,一個叫陳志清,一個叫陳志明。紀念墻上兄弟倆的名字上面就是他父母,一家四口都砸死了。”

  説完,高滿福眼濕了,嘈雜的服務中心一陣沉默。

  高滿福想著,怎麼也要把二虎的名字給改對嘍。

  二虎是發小陳志明的小名,這些年,每到7·28和清明,高滿福都能夢見他。二虎穿著綠色背心,一直是19歲的樣子。最近的一次,他夢見發小來“借身份證”。

  只有改對了,才對得起夢裏的二虎。

  這是7月27日下午的唐山地震遺址公園。距離1976年7月28日唐山地震41周年還差半天。

  公開數據顯示,唐山大地震罹難者人數官方公布數字為242419人,現紀念墻登記數字為246465人,比官方數字多4046人。

  從2016年7月28日至今,一年間,地震紀念墻上補刻了610人,216個人名得到修改。

  公開資料顯示,在此之前,1992年、2008年、2010年分別有過較大規模的增補和勘誤。

  參與過2008年增補工作的王蕾,至今還是會夢見那1米多高的登記本、臉上來不及擦去的汗水和一個個名字。

  每個名字,都是一塊墓碑。

  7月28日,市民在地震紀念墻前祭奠遇難的親人。新華社記者 牟宇 攝

  魂歸有處

  在紀念墻的最後一塊黑色花崗岩板上,廣西人熊春柏的名字位于左下角。

  2017年7月25日,31歲的曲陽雕刻師彭叢賓一筆一畫把他補刻了上去。每個字高4.5厘米,長5厘米,隸書鎦金,飽滿莊重。

  相對于總長度500米的紀念墻,這個長約18cm的名字顯得平凡又渺小。

  距離紀念墻100米處的服務中心,保留著熊春柏的補刻材料。

  “茲有我單位(原廣西河池地區水泥廠)供銷科長熊春柏同志于1976年7月因公出差到唐山採購水泥機械設備,7月28日因地震在唐山市遇難……遇難人員紀念墻刻錄名單中,我單位熊春柏同志名字遺漏。”

  熊明安63歲了,生活富裕,唯獨“老父親熊春柏41年生不見人,死不見屍”,成了他一塊心病。

  今年春節,唐山人王振平到廣西南寧度假,認識了熊明安。

  王振平把電視上補刻紀念墻的消息告訴熊明安,“老兄,你快去問,不管花多少錢都要刻上去!”等了41年的熊明安催促王振平,“只要把名字刻上墻,父親就算有了著落。”

  1976年,父親熊春柏46歲,1米76的個子,留著從軍時幹練的平頭,不茍言笑。為了籌建廣西河池地區水泥廠,擔任供銷科長的他到唐山採購設備。彼時,唐山是擁有百萬人口的北方工業重鎮。“設備運回廣西了,人砸在了唐山市三八旅社。”

  震後,熊明安的哥哥坐火車到北京,又轉車到唐山,一個禮拜後蹭上運輸公司運送抗震物資的車,跑進唐山找父親。旅館塌平了,找了半個月,在派出所找到了父親的出差介紹信、廣西的糧票,還有一塊手表。

  兩年後,單位來了公函,“認定熊春柏因公殉職”。

  單位説死了,母親不認賬,每天給父親盛一碗飯放在旁邊。直到震後十年,為了求“入土為安”,才把父親生前最愛的軍裝、從唐山帶回的遺物,放進盒子,“做了個衣冠墳”。

  墳有了,可心裏依舊懸著一處塊壘。

  幾十年裏,母親時不時提起要去唐山。1991年,她帶著熊明安的弟弟去唐山抗震紀念碑祭奠了父親,回來後六年就去世了。“一直到她去世,紀念父親的方式就是每天給他盛飯。”

  41年過去,父親籌建的水泥廠改制成有限公司。熊明安開了證明信,發給王振平。王振平回到唐山很快辦好了補刻手續。“政府給刻,不花一分錢。”

  2017年7月26日,王振平把墻上的名字拍了視頻發往廣西。熊明安聽著震天的蟬鳴,抹著眼淚,“有了墓碑,總算盡了孝心,以後不用再到廣西的街頭燒紙了,父親總算魂歸有處,母親也該安心了。”

  7月28日,一名唐山市民將鮮花粘附在遇難親人的名字旁。新華社記者 牟宇 攝

  “無名”戰友

  熊春柏的名字再往上,是近兩年補刻的兩百多位駐唐部隊官兵。

  吳東亮60多歲了,眼睛早早花了。他看不清手機,但能看清墻上每一個核實過的名字。站在7.28米高的紀念墻前,他的眼前就像放錄影帶。

  “第一列,第二行,那個李會彬是個通訊員。地震的時候他在值班,本來能跑出去,但他跑回去拉警報,被砸死了。挖出來時手裏還攥著半截警報繩……”

  2013年7月28日,吳東亮第一次陪岳父岳母來紀念墻。

  早上6點多就到了,祭拜完家人,想了想,這裏還有戰友呢。

  他去服務中心的檢索機查一個叫“楊會來”的發小。“來回查了好幾遍,又換了其他幾個戰友的名字,都沒有。”

  之後兩年他等著信息更新,但連著查了2年還是沒有。

  被檢索的楊會來和吳東亮從小學就是同學,讀到高中一起參軍。在當時的無線電連,吳東亮是報務員,楊會來是衛生隊的醫生。地震時,房頂落下的椽子將楊會來攔腰砸斷。從此楊會來的奶奶精神失常,只要看見吳東亮就哭暈過去。

  部隊上震亡的戰士都是像楊會來一樣二十幾歲的小夥子。地震後,他們被集體掩埋在駐地附近的一個靶場裏。戰友想去吊唁,就去靶場跟他們嘮嗑。後來城市重新規劃,靶場改成高樓大廈,“人就只能在心裏問候了”。

  他想把靶場上每個戰友的名字都找到,但是想要找到被遺漏的戰友名單太難了。

  吳東亮所在的軍部從1983年開始裁軍,到1985年徹底裁撤。震亡戰友的檔案無從查閱。地震中,他腰椎錯位,股骨頭壞死,拖著一瘸一拐的腿,找了幾位以前的首長吃飯。

  他和首長們一共12個人成立了“登統罹難戰友名單臨時小組”。

  主管兵源名冊的軍務科科長得了肺癌,就派了副科長參加。小組從天津軍部開始查,兩個戰士查了兩天,翻了一屋子的檔案,最後翻到幾張介紹地震情況的資料。

  “毀壞了多少汽車、多少槍支、多少炮、多少間房,”吳東亮頓了頓,在最後一行字上,他看到:“震亡戰士158名,家屬43名,友軍26名。”

  只有數字,沒有名字。

  他就挨個給身邊的連長、班長打電話。每報上來一個名字,就匯總。“一個叫張向陽的,好幾個人都提到他,有的寫張湘陽。就派人去他老家找人,他的老母親説是‘湘’,最後就刻了張湘陽。”

  一個安徽的母親,知道要給兒子刻名字了,“非要來唐山”。吳東亮攔著,“等名字刻好了,再來。”

  還有好幾個人都知道一個炊事班長去世了。但是姓什麼,叫什麼,哪兒的人,都不知道。吳東亮找到了他的指導員。打電話對方聽不見,開了一個多小時車,到了家裏一看,“老年癡呆了,什麼都不知道了。”

  炊事班班長的名字沒登上。

  2016年3月,登統罹難戰友名單臨時小組向唐山地震遺址公園提交了104名罹難官兵名單。一年後,又有4名戰士親友找到吳東亮,“目前總共補刻了108個,還差50個人。”

  50個未知的名字像石子,硌在吳東亮的心裏。“現在熟悉的這幫人都找遍了。”這項工作還沒做完,但也發現越來越難,他會等著看到消息的人來找他,“我能活到什麼時候,就做到什麼時候。”

  地震罹難者姓名補刻核對名冊。新京報記者 李興麗 攝

  1米多高的名冊

  唐山人印象最深的一次徵集罹難者名單是在2008年。

  這是一項修補歷史的工作。“從2008年籌劃新建地震紀念墻到現在,近十年過去了,補刻和勘誤遇難者姓名的工作一直都在做。”在唐山地震遺址紀念公園管理處主任鄭湘軍的印象裏,由于當年建墻時的名單來源較多,有檔案局的名單,也有面向媒體、社會徵集的名單,“很多名單都是靠記憶和手寫,錯漏的情況時有發生。”

  那一年,唐山籌建地震遺址公園,有人提出要把遇難者姓名刻上墻,重建唐山人的心靈家園。南湖生態城管委會會同民政局、檔案局在大白井遊泳館收集唐山7·28地震罹難者姓名。

  五六張桌子一字排開,桌上擺著4臺電腦。彼時,王蕾成為徵集工作的負責人之一。

  人太多,五六點就排起長隊。最長的時候500多號人。在南湖生態城管委會規劃處供職的王蕾負責登統,每天都“抬不起頭來”,只能悶頭寫名字,汗順著臉嘀嘀嗒嗒流下來,“根本沒空擦”。以致于4個月後工作結束,她還是每天夢到在“寫名字”。

  大部分時候,工作人員不用問,來者會報上區域和家人的名字,然後開始講經歷。

  有的人還沒開始説話就抹淚,有的剛握住筆手就開始顫抖。情緒激動的,在一旁哇哇大哭。“32年了,很多人是頭一次講給別人聽。”王蕾説,那四個月,她聽到和見到了太多的悲傷,極度壓抑,那些故事被她寫進日記,刻進記憶裏。

  有個截癱的女人坐著輪椅來給弟弟登記。女人説,地震那天天氣特別熱,她心疼在樂亭下鄉插隊的弟弟,包了肉餃子,喊他回家吃飯。結果弟弟被砸死在家裏。母親直到去世都沒有原諒她。她寫著弟弟的名字,自言自語:“我要知道地震,咋還能叫他回來吃餃子?”

  一個叫鄭寶歧的地震孤兒,大院裏29個人,他是活下來的4個人之一。他來給弟弟鄭寶玉補刻名字。“他不會做被子,街道發的救助棉絮和布堆在家裏,他看著發呆,最後鄰居幫了他。”王蕾記得,孤兒的生活難熬,鄭寶歧險些進了“菜刀隊”,最後兜兜轉轉又走回正途。

  還有外地來信也轉到她手上。一個沈陽的女士,丈夫到唐山出差,客死他鄉。王蕾幫她辦了手續,2008年7月28日,紀念墻落成時,她丈夫的名字刻在了紀念墻上,“到現在都一直有聯係”。

  有的一家都沒了,鄰居或朋友就幫忙登記。還有的人不知道名字,被提及的次數多了,就登記成“xxx女”、“xxx妻”、“xxx家”。

  A4的登記冊,摞起來有1米多高。4個多月,登記了6萬多人名,最後和檔案局的名單對比,“徵集了大概3萬左右以前沒有的名字”。抱著一摞一摞的名冊,王蕾第一次發現,32年前瞬間喪失親友的傷痛,似乎從來沒有被撫平,“像洪水一樣”,傾訴的閘門一打開,就淹沒了那個夏天。

  地震紀念墻落成後,還有增補和修改的市民找到王蕾。

  唐山一中一位81歲的退休教師,人長得瘦小。為了找三個兒子的名字找了王蕾兩趟。他先去了地震墻,墻高、名字多、字小,他看不清。

  他找到王蕾查名字,邊查邊講,“震後割舍不下三個孩子,沒再要”,把學生當了半輩子孩子。“他是一個人來的,轉身的一剎那,瘦小,那背影,孤苦伶仃。”

  還有勘誤的。一個男人,妻子和三個女兒遇難。他去看了地震墻,發現有個名字錯了。王蕾説,由于墻面有限,重刻名字四個人就不能在一起。他用懇求的語氣説,“我用油漆涂一下可以嗎?我給你們找麻煩了。”後來經過申請,允許他修改,他高興得不行。

  名字=寄托

  7月27日,雕刻師彭叢賓最新刻的是“梁洪玲”和“黨軍濤”。兩個名字,讓他難受了一上午。

  他只知道是72師在豐南農場砸死的孩子,都刻在豐南區。彭叢賓16歲開始跟著師傅學雕刻,如今已是兩個孩子的父親,“同樣是孩子,刻的時候心裏一陣陣發酸”。

  彭叢賓每天早上8點到,下午6點回家。園子裏的人從來沒斷過。有一位老太太,拉著他幫忙找名字,“我一進門就心慌,特別緊張,每年來,每年來了找不著。”還有的老人拿著紙條讓他幫忙改名字。名字錯了,得有一整套流程,他指指服務中心,勸他們去登記,申請修改。

  更多時候,他做不了什麼,升降機把他推向7米多高的高空,他舉著電磨刀在黑色花崗岩上刻名字。不遠處的墻根下,頭發花白的老人號啕大哭。

  按照設計師袁野的理念,地震紀念墻墻高7.28米,距水面19.76米,象徵著生者與死者之間的時空距離。哭完的人一聲不吭,在19.76米的紀念大道上一坐就是小半天。

  增補、勘誤姓名的工作並不好做。

  2013年5月,高雅從唐山地震博物館的講解員調崗至地震遺址公園服務中心。原來做講解時,遊客會抹淚,情緒激動的會跪在展廳裏慟哭。大多數時候,她跟來訪者沒有太多交流。但到了服務中心,工作一下子“棘手”起來。

  “有的剛報出查詢的名字就哭了,有的等待查詢結果的時候很高興,查完發現沒有,特別生氣,有的甚至會動手。”

  高雅記得,一個老太太查不著兒子的名字。同事讓她去街道開證明信,她坐在地上哇哇哭,“孩子就是被砸死了,為啥還要開證明信?”

  剛開園的那幾年總是被投訴——漏了名字被投訴,墻上名字的漆脫落了被投訴,名字刻得顏色和別家不一樣,也要被投訴。

  “沒經歷過的人很難理解,但我們能理解,幾十年過去了,仍然撫不平那種傷痛。”高雅説,還有一個老爺子,每年7月28淩晨翻墻進園祭拜,“當年地震發生在淩晨,他就是要那個時候呆在園裏才安心。”

  臨近清明和7月28日的時候,服務中心增補和勘誤的事例會比較集中。“當年的檔案有的倉促潦草,有的連筆或者同音字,像風寫成鳳,芬寫成芳的情況都不少。”工作人員李靜介紹。

  地震之後,許多遇難者的遺體來不及處理,被集中掩埋。大多數唐山人只有墻上的一個名字做寄托,“覺得只有改過來,才是那個原原本本的人”。

  從去年到現在,高雅和同事勘誤的名字達216個。有3個名字,因為升降機達不到高度,暫時無法修改。服務中心的電話打過去,溝通了幾次,當事人拒絕重新補刻:“家裏的老兩口,生在一起,死在一起,刻不在一起,不能接受。”

  工作久了,高雅和同事慢慢摸到了一些溝通的方法。怕家屬孤單的,一般會勸“這麼多人,離得再遠都是在一起的。或者,雖然一家人沒在一起,但他(們)和朋友、同學在一起,也不孤單。”

  7月27日,一對年過六旬的老夫妻來查他們的母親王桂珍。“全唐山遇難者裏72個叫王桂珍的,路北區就有7個。”老夫妻拿著工作人員打印的3張熱敏紙,不知道哪個是自己母親的名字。

  “她活著的話,今年90了。”老先生説。

  “檔案裏沒有年齡。”在查閱完所有檔案後,高雅勸慰兩位訪客,“這個墻就是一種紀念。”

  老先生點點頭,眼紅著,端起花盆走向紀念墻。(記者 李興麗 實習生 張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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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錯】 責任編輯: 聶晨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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