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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名扶貧幹部的故事:有貧困村番茄滯銷損失17萬
2017-06-16 07:42:27 來源: 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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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標題:“繡花”功夫真不易(人民眼·駐村蹲點話脫貧)

制圖:蔡華偉 張芳曼

  “萬壽菊苗長出十多厘米高了,得趕緊從拱棚裏移栽到山上。”下午兩點半,火熱的太陽當空,辣得人能脫一層皮,下石勒村村支書杜繼英就在村委會的喇叭裏喊集合。

  山西和順縣下石勒村,地處太行山深處。杜繼英發現,找準脫貧路子的同時,尷尬伴之而來——年輕人都已走出大山,四處打工,留在地裏幹活的大多超過50歲,貧困戶更是缺人手。

  好在有“能人支書”帶動,村民們又肯吃苦,下石勒村先後籌資建起了苗圃、養牛園區、萬壽菊生産基地等,去年底全村脫貧。

  河北省懷安縣葉家辛窯村人走出貧困,靠的是“村集體+合作社+貧困戶”發展模式。村集體流轉村民土地265畝,成立了鮮果蔬菜種植合作社,建起溫室大棚101個,貧困戶通過土地租金、合作社分紅、就地務工等渠道穩定增收。

  扶貧産業也難免風險。建成溫室大棚的第一年冬天就趕上了大暴雪,損失過半;第二年修整好大棚種上西紅柿,又因滯銷損失17萬元。

  “不跌幾個跟頭,難闖出好路子。”村支書趙建根感嘆。堅持到去年,葉家辛窯村鮮果蔬菜園區盈利近百萬元,年底脫貧出列103戶164人。

  “十裏不同風,百裏不同俗。”真扶貧、扶真貧、真脫貧,精準方為對症之策。

  當前脫貧攻堅已到了啃硬骨頭、攻堅拔寨的衝刺階段,硬骨頭怎麼啃?廣大基層幹部是扶貧主力軍,按照習近平總書記“要下一番‘繡花’功夫”“用心、用情、用力開展扶貧工作”的要求,他們俯下身、勇擔當,成為貧困群眾的主心骨。

  如何讓貧困群眾跟得上政策引導,幫扶工作如何不受鄉土人情所困,扶貧産業如何避免跟風發展,脫貧路上如何確保長期收益,扶貧幹部考核如何讓實幹者得實惠……這些都是擺在他們面前的考題。

  前不久,本報記者帶著問題深入6個貧困村蹲點調研,親身感受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的路徑和成效,傾聽扶貧一線基層幹部的酸甜苦辣。

 

  湖北省鹹寧市科技局副局長、通山縣闖王鎮劉家嶺村黨支部第一書記黃宏光(左)在搬化肥。 記者 程遠州 攝

  雲南省瀾滄縣竹塘鄉雲山村黨總支書記李明幹農活間歇。 資料圖片

  俯下身,怎麼找到突破口?

  “雲山村是個高山村,海拔1500米以上,面積54.8平方公裏,各村小組住得分散,想要挨家挨戶走訪,沒個一兩周下不來。全村96.7%是拉祜族。200多戶貧困戶大都是文盲半文盲。我是村支書,自家的經濟條件都不好,怎麼讓村民相信我能帶著他們致富?”扶貧幹部不缺,缺的是群眾信服的扶貧幹部。土生土長的李明遇到的問題,城裏來的幹部有同樣的困惑。

  黃宏光:兩年多前剛接到駐村任務時,心裏沒底。在村裏走訪了一圈,不知道從哪兒下手。老百姓都盯著扶貧工作隊,拿什麼樣的業績取得群眾信任?

  我們開局做的是民心工作,幫助因病致貧的貧困戶陳其美治病。甲狀腺瘤在他脖子上挂了17年,幹不了活兒,養不了家,村裏誰看見都説他可憐。我們幫陳其美聯係手術,通過醫療救助政策報銷了90%的醫藥費。村民們都看在眼裏,後來把我們工作隊請到祠堂,湊錢請我們吃了一頓飯,當然錢是我們結的。這在農村算是很高的禮遇了,工作也就打開了局面。

  張曉華:心態決定狀態。有些扶貧幹部對貧困戶沒感情,把落實扶貧政策當作“施恩”于民,工作不扎實,群眾就反感。有些貧困戶説:“只打電話慰問有啥用,既沒送來政策,又不帶真金白銀,還凈耽誤幹活!”還有個別剛畢業的大學生,駐村後不會農村話、不懂農村活、不知農村事,怎麼能跟村民推心置腹,怎麼了解實際情況,找到扶貧突破口?

  杜繼英:在開始階段,駐村扶貧多少會有些“本領恐慌”。我覺得,只要能俯下自己的身子、擺正自己的位置,真心為群眾脫貧致富想法子、幹實事,大家跟著你得到了實惠,自然就會信服你。

  黃宏光:增強扶貧本領,除了熟知政策之外,還要問計于民。一村一地的農民,往往比外來的扶貧幹部更知道本地適種什麼作物、發展什麼産業。在劉家嶺村,我們經常和村幹部一起走訪,不僅向貧困戶講政策,還向富裕戶問計策。目前我們正在準備發展雷竹産業和紅豆杉産業,就是問計于民的結果。

  李明:過去制約我們村發展的最大因素就是基礎設施。不少老百姓的房子是茅草房、杈杈房,有些地方甚至連水都用不上,一到農忙時節就發愁。很多村小組不通路,老百姓把自家種的、養的運出來賣,只能靠人背馬馱,不少好東西就爛在山裏,實在可惜。

  現在水電、道路、住房各方面的條件都比過去改善很多。在蒿枝壩等村小組,村民搬進了新居,看上了電視。拉祜族是很好客的,有外面的客人到家裏,一定會邀請他看電視,這是我們接待客人的一種方式。

  四川省青神縣高臺鄉百家池村黨支部書記劉如祥(左)在椪柑園裏談農事。

  識真貧,“人情制約”怎麼破?

  “2014年以前,政策規定貧困村的貧困發生率要在12%以上,當時按照貧困程度倒排,劉家嶺村的貧困人口有196戶。駐村之後,我們召開精準識別討論會,從晚上開到淩晨仍沒有結束,村民代表都想為自己村組多爭取名額。這種情況難以避免,只能靠上門入戶篩查。我們嚴格按照政策核實清理,確定了139戶。因為要篩掉不少人,工作難度很大。駐村第二周,挂在村委會的‘精準扶貧辦公室’的牌子就被人砸了。”扶貧幹部們的體會是,一碗水端不平,後續工作就難開展。

  張曉華:在村民小組會上,我發現一個普遍現象——當著鄉裏鄉親識別貧困戶,村民往往不肯講實話,怕傷面子、得罪人。怎麼辦?向左鄰右舍了解情況,也很難保證準確。

  我們最常用的是通過“四類人員”大數據係統進行比對、清理。四類人員指的是財政供養人員、公司法人或股東、家庭購置車輛以及城區購買商品房的人員。被核實為“四類人員”的,取消貧困戶資格。有位卿姓村民2014年被納入貧困戶,當時是因學因病致貧。但到了2015年,他家購買了10多萬元的貨車,每年收入3至4萬,超出貧困線標準。他自身不願“脫貧”,隱瞞了買車、有收入的事實。扶貧幹部在入戶走訪中聽説後,便去車管所核實,確認群眾反映情況屬實,卿某的貧困戶資格被取消了。

  杜繼英:搞好精準識別,村兩委班子要團結起來,抵制歪風邪氣。在我們的扶貧工作會上,村民代表經常嚷著大嗓門跟我和村主任講理,激動時還拍桌子。我覺得當面説真話好,對開展扶貧工作更有利。

  黃宏光:識別貧困戶都是走“申請、評議、審核”的路子,其中村民評議起重要作用,這是鄉村民主的實踐形式。但要看到農村也是人情社會,單純看民主評議的話,有可能選出來的多是大姓家庭,而真正的貧困戶被漏掉了。我們後來將貧困戶名單上墻公示,讓來“討公道”的村民自己去“比窮”。這一招管用,村民們服氣多了。

  趙建根:“精準”二字每一步都是坎兒,識真貧是扶貧工作的第一步,要扣好這“第一顆紐扣”,必須“丁是丁卯是卯”,容不得半點虛假。同時,貧困是一個動態的過程,貧困戶怎麼動態識別、適時調整,還需要在實踐中摸索更合理的辦法。

  河北省懷安縣左衛鎮葉家辛窯村黨支部書記趙建根幫貧困戶摘杏。

  扶真貧,“心氣”怎麼鼓?

  “劉家嶺村有位‘懶漢’,叫陳得利。他被定為貧困戶後,很多村民提意見,問:‘你們扶貧工作隊是不是給懶人當保姆?’我們鼓勵陳得利自力更生,幫他在深圳找到了打工崗位,現在夫妻二人在那裏的工廠每月可掙5000多元,已經脫了貧。春節回家時,我去回訪,他説以前覺得家裏橫豎沒希望,現在找到了出路,閒下來反而不適應了。”黃宏光從中體會到,扶貧先扶志,激發內生動力,才是精準脫貧的不二法寶。

  張曉華:確實也有一些“扶不起來”的貧困戶,抱著“等靠要”心態,好吃懶做。對他們,一方面要加強正面引導,大張旗鼓地宣傳自力更生擺脫貧困的典型,讓貧困戶學有榜樣;另一方面,也要善于“攻其軟肋”,告訴他們,單靠國家政策能靠一時不能靠一世。

  面對一些因為生活變故,對生活失去信心的貧困戶,需要扶貧幹部付出更多愛心和耐心。鼓起他們的心氣,也就扶起了一個一個家。28歲的小向因重病致貧,妻子為照顧他無法外出打工,一家人過得貧窮而沉悶。我們了解情況後,送小向的妻子到重慶市開州區免費學了兩個月烹飪技術,拿到了三級廚師證。現在她在鄰近的一家鄉村餐館當廚師,一個月能掙到3500元左右。

  劉如祥:我覺得貧困戶分兩種,除了個別脫不脫貧無所謂,寧可伸腿曬太陽也不願意下地插秧的,絕大多數是有脫貧願望,但缺資金、缺技術暫時沒辦法脫貧的。在百家池村,殘疾貧困戶王學祥,長年種果樹,但因為缺技術,種出來的果子品質差沒人買,有一年滯銷爛掉了一噸多。我們請來農技專家幫扶,並讓他長期賒購化肥,免費使用合作社的農具,很快他就脫了貧。

  李明:在雲山村,更多的工作是要讓貧困戶“開眼看世界”。村裏流轉了100畝地,打算建個示范種植基地,一方面可推廣標準化種植,另一方面也可提升土壤肥力。但就那麼幾天工夫,村民們不幹了,覺得耽擱了種植時間,不值。對我們來説,費勁的是不斷普及科學種植、養殖知識。這樣的例子很多,比如在臨近的一些村子,扶貧幹部引進來的優良品種,村民因為從來沒接觸過,不願意嘗試,手把手的幫扶很不容易。

  山西省和順縣李陽鎮下石勒村黨支部書記杜繼英查看萬壽菊苗。

  真扶貧,産業如何見效益?

  “多年前,雲山村曾大面積推廣一種外來品種蘿卜。蘿卜長得好、個頭大,但是找不到商家收購,只能大量爛在地裏。那一次種植的失敗,對村民的積極性打擊很大,很長一段時間,我們都不敢引進別的産業項目。”因為沒有經過市場的長期檢驗,一些扶貧産業存在著政策性強、市場化弱的現象,技術跟不上、市場找不到、質量不過關,一旦遇到市場風險,或者政策變動,富農産業很可能變成傷農産業。扶貧幹部們意識到,産業扶貧不能只是“看上去很美”。

  劉如祥:這些年,産業扶貧已成共識,但做好並不容易。有外地的村幹部到我們村考察,看到水果産業搞得好,一畝能有兩三萬元收入,也打算引進水果種植。我就問他,我們百家池村靠江不愁水,交通也便利,出村不遠就能上國道,這些條件你們村有沒有?他想了想,不説話了。我覺得産業扶貧不能求快,更不能照搬照抄同質化,一定要因地制宜來選擇。

  我們村有經驗教訓。前幾年,椪柑價格低迷,優質不優價、豐産不豐收。從2014年開始,我們引導種植大戶將零散的椪柑種植農戶聯合起來成立合作社,統一技術、統一農資、統一銷售,提升了椪柑品質,暢通了椪柑銷路。去年,我們網絡銷售最高一天接單超過5000單。現在,社裏種植面積50畝以上的就有5戶,種植面積100畝以上已成功注冊為家庭農場的有4戶。

  黃宏光:農村種植養殖容易跟風,比如我們村的3戶貧困戶,去年看到別人種香菇收入高,每家貸款5萬多元建了香菇大棚,沒想到今年春上收成不好,賠了錢。貧困戶沒有承擔風險的能力,産業扶貧“只能吃補藥,不能吃瀉藥”,得處理好快慢、長短的關係。

  風險大了擔不起,周期長了等不起。精準脫貧有時間節點,要優先發展“吹糠見米”風險小的産業,讓貧困戶早些獲益;同時也要久久為功,讓貧困戶有長遠的穩定收益。劉家嶺村因地制宜,把風險小、收益穩定的光伏發電作為産業扶貧的一部分,每戶安裝3千瓦光伏發電板,一年收益3500多元。

  杜繼英:發展産業也要量力而行。雙孢菇種植是下石勒村的特色産業,奇怪的是大戶往往賠錢,“小散”往往掙錢。原因倒也簡單,就是不能盲目擴張。規模越大,獎補資金越多,但到了採摘的時候,連人手都顧不過來。隔壁鄉鎮就有福建人承包的雙孢菇基地,最忙的時候,從老家找人坐飛機過來採摘,人力成本可就高了。

  重慶市開州區滿月鄉經濟發展辦公室主任、雙坪村黨支部第一書記張曉華(中)和貧困戶商量搬遷事宜。

  不返貧,長效發展咋實現?

  “百家池村的江巧枝年歲漸高,家裏的兩畝椪柑樹處于‘放養’狀態,另外兩畝山坡只得撂了荒。村裏引進種植大戶發展椪柑産業,江巧枝便以每年每畝1600元的價格,將兩畝椪柑委托給大戶代種代管,兩畝荒地以每年每畝500元的價格流轉了出去。原本沒啥收益的4畝土地,如今每年租金就達4200元,成了源源不斷的‘取款機’。”在扶貧幹部們看來,精準脫貧重在建立長效機制。

  杜繼英:扶貧不能一出列就了事,還要謀劃長遠防止返貧。目前一些群眾的脫貧還存在一定反復性,根基不穩。

  黃宏光:在缺資金、缺技術、缺勞動力的貧困村,想要長效脫貧不返貧,還是要補上要素短板,發展有特色的産業。目前,我們正在謀劃長效産業,流轉土地建設雷竹、紅豆杉種植基地。這兩種植物收益都在2020年之後,是種在山上的“綠色金礦”。

  李明:這兩年,中國工程院的院士幫雲山村建了幾個科技示范基地,讓我們見識到了科技的威力。就説冬季馬鈴薯吧,去年冬天種下去的,今年4月就見了效益,每畝能收9000元。這些優質的土豆很快就接到了訂單,一收獲就被送到了昆明高校的食堂。

  目前我們正在建設林下三七基地,等到試驗成功,將採取“公司+合作社+農戶”的模式,建設200畝示范種植基地,逐步帶動群眾脫貧致富。

  劉如祥:依托椪柑、花卉等産業,百家池村很多貧困戶就地務工變成“工人”。對有勞動能力和就業意願的建檔立卡貧困戶,由村兩委開展實用技術培訓,優先協調就業。去年全村共有44名貧困人口在村內實現長期就地務工,人均增收9770元,一舉脫貧。

  趙建根:葉家辛窯村搞了採摘園,遊客大多來自周邊地區。過去配套設施不完善,餐飲住宿跟不上,遊客來採摘半天就會離開。今年,村委會引進一家企業投資5000萬元,整體規劃打造鄉村旅遊項目,採摘、餐飲、住宿、遊玩一條龍,“吃農家飯、住農家屋、遊農家樂”,實現長遠發展。

  我們現在最缺的是人才,年輕人大都在外打工,老人們的想法跟不上市場變化。去年冬天,村裏找了一個年輕人嘗試電商銷售,遇上節假日一天就賣出紅心火龍果300多個。下一步,我們計劃培養幾個年輕人,發展電商,拓寬農産品銷售渠道。(記者 程遠州 曹怡晴 喬棟 馬晨 張文 李茂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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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錯】 責任編輯: 聶晨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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