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春節前後,都是不少農村地區的結婚“高峰期”。近年來,隨著農民的“錢袋子”越來越鼓,結婚相互攀比、鋪張浪費之風在一些農村地區也愈演愈烈。

　　鄉村婚嫁“窮講究”,真把老鄉“講究窮”。以彩禮為例,從早些年“見見面,六十六”“拉拉手,九十九”,逐漸上漲至“萬紫千紅一片綠”“一動不動”。許多農村家庭拿出多年積蓄甚至舉債結婚,還有一些貧困戶“不能丟面子,借錢隨份子”,導致“因婚致貧”“隨禮返貧”等現象在農村屢見不鮮。

　　我國一些農村地區婚嫁有哪些“老講究”和“窮講究”?婚嫁成本緣何居高不下甚至連年攀高?“天價彩禮”有何危害?如何防止鄉村愛情“窮講究”將老鄉“講究窮”……第36期議事廳,新華每日電訊記者專訪了一些幹部群眾、專家學者,就這些問題進行探討。

　　策劃:易艷剛、李洪磊

　　採寫:潘林青、葉　婧

     原標題：農村“天價”婚禮該如何避免

“天價”頻出,婚嫁戴上“黃金枷鎖”

　　“農村有‘結婚勝如小登科’之説。”山東民俗學會會員王德勝説,“結婚是人生大事,必須‘三書六禮’齊全,否則婚姻會被認為有瑕疵。‘六禮’是男女雙方從陌生至完婚的整個結婚過程中的六個步驟,即納採、問名、納吉、納徵、請期和親迎；‘三書’指在‘六禮’過程中所用的文書,包括聘書、禮書和迎書。”

　　王德勝介紹説,魯北一些農村地區,又把這一過程進行了“通俗化”解釋。按照習俗,適齡男女從完全陌生到結為夫妻,需要經歷“問名”“小見面”“大見面”、訂婚、結婚等多個環節,大約耗時一年。並且當年麥收後,男方要給女方送“麥禮”,逢年過節要送“節禮”,訂婚時送“聘禮”,結婚時再送“彩禮”。這些“禮”一般包括煙、酒、糖、茶、肉、油等生活必需品以及部分禮金,數量和金額多少要參考當地風俗、家庭條件、雙方意見等多個因素。

　　魯北農民張克蘭做了50年“媒婆”。她向記者説:“我今年83歲,33歲第一次給別人説媒,一共‘説成’了104對夫妻。20世紀六七十年代,結婚前男方一般會給女方4到6身新衣服、6斤酒、8斤面、10斤油；20世紀八九十年代,則變成了8身新衣服,煙酒糖茶數量增加、檔次提高,有錢人家還要置辦‘兩鋪兩蓋’(兩條被子兩條褥子)、‘三轉一提溜’(自行車、縫紉機、手表,有提手的錄音機)；到了20世紀90年代,‘三金’(金戒指、金項鍊、金耳環)又加了進來,成了結婚標配。”

　　進入21世紀以後,農民的“錢袋子”越來越鼓,結婚相互攀比、鋪張浪費之風在一些農村地區也愈演愈烈。張克蘭説,以彩禮為例,從早些年“見見面,六十六”“拉拉手,九十九”,逐漸上漲至“千裏挑一”(1001元)、“萬裏挑一”(10001元)、“三家一起發”(31800元)。

　　更有甚者,一些農村彩禮頻出“天價”。“萬紫千紅一片綠”(一萬張5元鈔票、一千張100元鈔票和若幹張50元鈔票)、“一動不動”(一輛汽車、一套樓房)、“三斤三兩”(三斤三兩重的100元鈔票)、“一二三四五”(一個院落、二層小樓、三斤重的100元人民幣、四輪汽車、50歲以下雙親)等“新詞新説”成了這一現象的真實寫照。

　　農村婚嫁成本節節攀高,原因是多方面的。在社會學專家、前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教授周孝正看來,這背後反映了農村男多女少的人口現實。“嫁娶資源”失衡,必然帶來“稀缺資源”身價的抬升。國家統計局發布數據顯示,2016年年末我國內地總人口138271萬人,其中男性人口70815萬人,女性人口67456萬人,男性人口比女性人口多3359萬人。

　　同時,婚嫁成本提高也反映出部分農村貧困的現實。越是貧困地方的農民,越幻想通過索要“天價彩禮”一夜暴富,幻想通過“嫁女兒”改善一家老小的生活狀況。

　　山東省臨沂市文明辦的一名幹部就對記者表示:一些農民之間相互攀比、“愛面子”心理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農村是熟人社會,結婚過程中基本上所有資訊都是公開的,街坊鄰居、七大姑八大姨還要“品評”一番。不少農民都有這樣的想法,李四家嫁閨女要了10萬,我要8萬顯得我家閨女“太便宜”了,讓親友笑話；婆家給王五家閨女送了鑽戒,我家閨女要是沒有,顯得“太寒磣”,讓鄰居笑話……張三比李四、李四比王五,比來比去就把婚嫁成本拉上去了。

因婚致貧,已成嚴重社會問題

　　近期,針對農村婚嫁成本過高的問題,記者到山東十幾個村莊做了調查,發現婚嫁成本過高讓農民背上了沉重負擔,多數家庭需要舉債,“因婚致貧”現象較為普遍。

　　一方面,“本家”花費不菲,整個流程下來花費一二十萬元算是很“節儉”了,花費三四十萬元甚至五六十萬元的農民大有人在,其中花費的“大頭”是彩禮和新房。另一方面,“份子錢”水漲船高,親戚朋友也苦不堪言,有些貧困戶甚至要借錢“隨份子”。為了“撈回本”,一些農民在孩子結婚時也大操大辦、廣邀親朋,造成惡性迴圈。

　　有一種觀點認為,婚嫁成本過高是一種“老子給兒子、親朋給本家”的財富轉移,社會總體財富不會少,因而不會造成“因婚致貧”的問題。但從實際情況來看,這種觀點“大謬也”。有幾點理由可以反駁這個觀點:一是婚禮酒席大吃大喝等行為嚴重浪費,讓社會整體財富“縮水”；二是農村財富本就稀少,這些本可以用于“擴大再生産”的寶貴資金,只能被“物化”為許多難以變現、難以升值的實物,農民失去了多年辛苦積攢的、本可以用來致富的“原始積累”。

　　臨沂市文明辦幹部對記者説:我們調研時發現,在臨沂一些農村,一場婚事辦下來,買房買車送彩禮擺宴席,得花20萬元左右。按照當地去年農民每人平均純收入計算,相當于一個四口之家四五年的收入,很多家庭因此背上沉重債務,甚至“因婚致貧”。

　　更值得注意的是,農村高價結婚彩禮以及婚喪大操大辦,不僅讓家庭“因婚致貧”,還會引發嚴重社會問題。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社會學係教授王忠武認為:“大量存在的農村離婚糾紛、民間借貸糾紛,問題源頭多為高價彩禮、大操大辦,被婚禮嚴重透支的家庭經濟也會讓父母在年邁體衰的境況下病無可醫、老無所養。”

　　另外,高額彩禮也是騙婚和拐賣婦女的誘因之一,在巨大利益的誘惑下,難免有人鋌而走險。很多因支付不起高額彩禮而“被光棍”的大齡男青年,在生理和心理的雙重作用下,漸漸成為社會治安的一大隱患。

移風易俗,也要落實主體責任

　　2016年底,臨沂市曾在全市范圍內做了一項調查,對于婚禮大操大辦,其實多數群眾表示自己並不情願,這樣做主要是怕被別人笑話、沒面子,實屬被不良習俗裹挾不得已而為之。其中,有79.7%的村民認為開展紅事移風易俗工作非常必要；81.5%的村民表示,如果政府抓紅事移風易俗工作願意從自家開始；10.5%的村民認為基層政府抓這項工作不力。由此可見,針對農村婚嫁成本過高的頑疾,迫切需要做的是引導農民移風易俗。上述幹部向記者表示:為切實推進這項工作,臨沂市已建立了移風易俗工作聯席會議制度。經過一段時間整治,臨沂市婚禮大操大辦、“天價彩禮”等“不正之風”已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

　　這位幹部介紹説,具體而言,臨沂市文明辦、民政局是移風易俗的主管部門,擔負起牽頭抓總、調研指導、監督考核的職責；組織部門負責指導村“兩委”抓好“紅白理事會”建設、引導黨員幹部發揮帶頭作用、推動“第一書記”履職盡責等方面；工青婦和科協等群團組織負責對廣大職工、青年、婦女和學生的教育引導,鼓勵他們當好移風易俗的主力軍；公安、工商、物價等部門負責整治婚慶服務中存在的突出問題；文化部門和各級新聞媒體負責開展靈活多樣的宣傳活動。

　　在山東民俗學會會員王德勝看來,“黨的基層組織是我們黨全部工作和戰鬥力的基礎。實踐證明,一個村的移風易俗工作開展得好不好,關鍵看村兩委是不是下狠手抓,關鍵看村裏的黨員幹部能不能帶頭。因此,組織部門要就基層黨組織抓好移風易俗、黨員幹部帶頭移風易俗提出明確要求,繼而帶領廣大群眾破解這一頑疾。”

　　“從長遠來看,還需要從引導農民樹立正確生育觀念、大力發展農村經濟等基礎性工作上著力。”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社會學係教授王忠武説,首先,要進一步倡導“生男生女都一樣”的生育觀念,健全農村養老體係解除農民“養兒防老”的後顧之憂,並嚴厲打擊非法鑒別胎兒性別、非法墮女胎等行為,盡快提高女性出生比例,平衡男女數量。

　　另外,針對彩禮“越窮越要,越要越窮”的現實,下一步還要大力發展落後地區農村經濟,多措並舉提高農民收入,做到“倉廩實而知禮節”,破除農村婚嫁成本過高賴以生存的貧困土壤。

典型惡風:兒子快結婚了,自己彩禮錢才剛還完

　　王順在老家的兒子年前看上了鄰村的一位姑娘,“親家”開口就是16萬元。對這價格王順早有心理準備,但讓他悲哀的是,自己18年前結婚欠下的彩禮錢去年才剛還完。

　　王順今年40歲,家在西部省份一貧困山村。1998年王順結婚時,妻子娘家要了個“公道價”——2萬元彩禮。拿到現在不值一提,但當時在西部農村已經是天價。加上置辦、待客,王順父母欠下了親戚3萬元債務。沒想到,第二年王順父親便中風偏癱,這一病就是14年。加上兒子出生、翻修老房子,用王順的話説這14年幾乎沒有“隔夜錢”,欠下的債務只能年年還利息。2013年父親去世,王順和妻子來到省會城市租了半間房開了一家饅頭店,連幹了3年,才把這錢還上。在父親生病期間,王順無數次想種大棚、買車跑運輸致富,但就是攢不起啟動資金。

　　説到這裏,王順從褲兜裏掏出一根擠得彎彎曲曲的煙,用手不停捋著:“這16萬元要是給了,我啥時候才是個頭。”

　　臘月是農村結婚的高峰期,隨著農村小年輕們扎堆結婚,“天價彩禮”問題再一次引起社會關注。仔細分析各地“天價彩禮”現象,形成的原因基本雷同,性別失衡、“供需關係”等解釋只是表像,歸結到一點還是形成了惡性迴圈的不良風氣。一筆不能承受的金錢,表達的不一定是男方對女方的重視,但買斷的很可能是小兩口的幸福。

　　在西部一省會城市打工的陳源小兩口2年前“逃禮”出來後,就沒有回過農村老家,今年也沒打算回去,確切地説是不敢回。快過年了,才23歲的陳源一點鞭炮也沒買,“一聽到鞭炮聲就想家。”

　　陳源和妻子是一個縣的,在打工時相戀。本是順理成章的事,兩家人只需成人之美就行了。但沒想到陳源第一次去老丈人家,聽到的不是祝福,而是“12萬”。

　　陳源還有個弟弟,當時正在讀大學,母親長期低血壓,靠藥維持,一年到頭不但攢不下錢,有時還要欠債。陳源的妻子是“二女戶”,家庭幾乎沒有負擔。小兩口多次到府做老丈人的工作,但老丈人堅定認為,彩禮的多少是男方對女兒重不重視的體現,最低12萬元,再少“丟不起那人”。

　　商量無果,小兩口無奈之下偷著領證後就不告而別。倆人一走倒是清凈了,但沒想到3年間兩家各找各的不是,已經多次“兵戎相見”。今年孩子1歲了,陳源和妻子也過得別別扭扭。正可謂本是有緣人,夢斷“12萬”。

　　彩禮作為一種傳統風俗,自然有它在社會學與文化學上的重要價值,但時至今日依然讓彩禮主導現代婚姻生活的舞臺,甚至讓天價彩禮大行其道,恐怕有失古人本意。無論是“萬紫千紅一片綠”,還是“一二三四五”“萬裏挑一”……“天價彩禮”已經由“彩頭”和契約象徵,異化成為女方家庭向男方家庭索取巨額財産的婚姻買賣。而諸如高彩禮讓男方家庭傾家蕩産負債累累、成為婚後婆媳關係不睦的導火線、夫妻感情破裂後因彩禮返還導致的糾紛激增等奇事更是層出不窮,甚至出現了因彩禮糾紛引起的滅門事件。

　　近期,中央相關單位把反對婚喪大操大辦作為農村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一些地方政府也出臺對農村紅白事制定“限價令”,這背後折射出的是強烈的民意和社會訴求。説到底,婚姻還是兩個人的事,雙方家庭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希望年輕人幸福。那麼為什麼不能放下架子,放下所謂的面子,向年輕人送出純潔的祝福呢?

　　在蘭州一家公司做銷售的劉康最近和妻子邁入婚姻殿堂。有彩禮,但只是象徵性的8888元。就這錢,還只是過了個手,新婚之夜又被岳母放在小兩口新房的床頭,這讓還在為房子打拼的劉康感激涕零。

　　劉康和妻子的老家是甘肅省平涼市的農村,這個地方曾因彩禮過重,多次被媒體報道。劉康和妻子家境都不太好,考慮到妻子還有個弟弟過幾年也要結婚,劉康家覺得在彩禮上估計“壓不下價”。在結婚前,劉康打聽得知老家彩禮“市場價”是13萬元,于是不等開口,就借遍朋友,最後還少3萬元,無奈之下劉康在同學中發起“眾籌”。誰知到府提親時,説到彩禮,老丈人只是擺了擺手:“日子是你們的,咱不管那一套,表個心意就行。”劉康聞言頓感一座大山從背上卸了下來。

　　“不是親爹,勝似親爹啊。”劉康説,“我要是不好好奮鬥讓人家女兒過上好日子,對不起我岳父岳母的體貼,小舅子結婚,我也竭盡全力幫忙。”

　　你看,有時幸福很簡單,只需要輕輕抬起腳,跨過惡風惡俗這條線就行了,女兒是你的,女婿也是你的。這也正合了農村裏那句俚語:“一好不如兩好”。

　　其實,彩禮的“拜金化”以及“天價彩禮”的出現,大約也就是近20年的事。“天價彩禮”背後反映出的不僅是社會對物質的追求日盛,還與城鄉二元結構矛盾愈發凸顯分不開。“剩男危機”與天價彩禮是一個藤蔓上結的兩個苦果,要想改變這種現狀,需加緊解決城鄉二元結構矛盾,但最根本還是在加快農村的脫貧致富步伐的同時,推進移風易俗工作和農村精神文明建設,鼓勵年輕人向天價彩禮説“不”。當農村越來越富裕、文明程度越來越高,“天價彩禮”必然會將成為歷史。（姜偉超）

　　天價彩禮掏空了不少貧困家庭多年的積蓄。寧夏西海固的一首打油詩頗能反映問題,“好不容易攢點錢,娶個媳婦全抖完。一次花了幾十萬,酸甜苦辣真難言,外債不知何時還。”惡性迴圈之下的天價彩禮異化了鄉風民俗,腐蝕了村民原本質樸的價值觀和金錢觀。如果在鄉間進行田野調查,就會發現很多農民都有改變這一惡風惡俗的強烈願望。

　　然而,移風易俗的呼聲固然強烈,卻也有人認為在“解鎖”天價彩禮問題時,有形的手不應該伸得太長,政府不應該出面干涉。實際上,從多地泛濫成災、根深蒂固的彩禮頑疾來看,單靠民眾個體基本無力與這種“惡俗”相抗爭。單純依賴鄉村彩禮的習俗進行自我凈化,不知道要等到何年何月。而在天價彩禮泛濫的過程中,有多少本可以借助以往積蓄脫貧致富的農民兄弟,只能在還債中蹉跎了歲月。更有甚者,一些人的兒子都要結婚了,自己當年結婚時借的彩禮錢還沒還完。

　　可以看出,很多民眾都是在被惡風惡俗推著走,他們既是受害者,又是施害方,陷入了惡性迴圈無法自拔。因此,在根治天價彩禮的問題上,必須有強大的外力來推一把。地方政府要理直氣壯地管起來,有關方面要負起主體責任,要主動作為,指導引導各鄉各村因地制宜制定鄉規民約,提升這一問題的基層治理能力。

　　當然,基層政府必須注重方式方法,不要簡單粗暴一刀切,要“巧作為”,才能貼民心,解民憂。要善于動員各方力量,因地制宜地匯聚各方智慧,激活民間組織的主動性和積極性。例如,寧夏西海固地區的張易鎮田堡村曾用“紅白理事會”對村中大操大辦紅白喜事的行為進行監督勸誡,起到了良好效果。當地村支書李克學説:“婚禮多跨村進行,如果每村能有群眾性的彩禮勸誡機構,以鄉規民約進行約束,一段時間後定能改變群眾的觀念,遏制‘高額彩禮’頻發勢頭。”

　　除“紅白理事會”這種“專職”民間組織之外,不少地區也不妨借助鄉賢的力量,開展移風易俗的工作。以廣東省潮州地區為例,近年來,當地不少村居都成立了“鄉咨委”,成員少則數十人、多則上百人。“鄉咨委”成員涵蓋不同年齡、從事各行各業,他們既熟悉本地鄉情、又了解外界發展,為反哺家鄉帶來不少“新點子”。可見,如果能把這部分人組織起來,讓這些鄉裏鄉親中的“能人”“明白人”帶頭抵制天價彩禮,向村民們講明彩禮惡性迴圈帶來的危害,一定能起到良好的效果。

　　政府的“有形之手”必須給力,才能讓這股天價彩禮的歪風邪氣盡快得到遏制,早日為苦不堪言的農民們松綁,打破惡性迴圈的鏈條。在這方面,寧夏地區對“彩禮”動刀的作為就值得借鑒。記者在當地調研時發現,西海固原州區等地從開展教育活動、規范農村中介行為入手,通過探索在鄉鎮建立婚介所、倡導成立婚介機構行業協會,加大對職業婚介所、婚介人的培訓力度等,引導婚介所、婚介人(俗稱職業媒婆)等規范自身行為,促進行業自律。

　　治理農村天價彩禮現象,還須抓住基層黨員領導幹部這個“關鍵少數”,讓黨員領導幹部在移風易俗的過程中發揮表率作用。“村看村戶看戶群眾看幹部”,曾幾何時,個別黨員領導幹部甚至成了婚喪嫁娶大操大辦的“帶頭大哥”。反過來,在遏制天價彩禮等農村不良風俗過程中,農村黨員領導幹部可以利用他們的威望移風易俗。因此,相關部門還可以嘗試出臺相應的規章制度,率先對黨員幹部及其子女婚嫁中畸高的彩禮進行約束,讓他們身先士卒對“天價彩禮”説不；對于違規大操大辦的黨員領導幹部,可從黨紀政紀上給予批評教育乃至處分。

　　相信各地有關方面主動作為,出臺引導性指導性措施,借助民間力量有作為巧作為,多重並舉、多管齊下,一定能破解天價彩禮死迴圈。（劉晶瑤　何晨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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