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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在南京:我還在,證明這裏有人需要我
2017-01-18 07:41:21 來源: 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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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標題:日本人在南京

  世界上只有極少數人關心南京這座城市目前住著多少日本人。兔澤和廣是其中之一。

  據南京市政府外事辦公室提供的統計數據,定居在南京的日本人在500人左右。從任何一個角度來説,這都是一個極小的數字:日本長期排在這座城市外資來源地的前五位;南京是中國的六朝古都,擁有800多萬常住人口;300公裏之外的上海,則有近5萬名日本人。

  而南京這個極小的數字還在變動之中,就像是溫度計上的讀數。每當經濟的、政治的氣候有一點點變化,數字都會立即作出靈敏的感應。

  在過去80年裏,“南京”和“日本”同時出現時,通常是一個並不愉快的符號,代表了一場慘絕人寰的悲劇——2017年,是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80周年。

  對于大部分南京人來説,“日本人”的形象既遠又近,真實生活中不怎麼見到,新聞媒體、歷史教科書、電視劇以及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裏則常常耳聞目睹。

  實際上,在南京的日本人並不難找。距離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5.3公裏的地方就有一個聚居區。從南京市中心的新街口一路向西,走上18分鐘,邁上1700多步,就能跨進他們的世界。

  這是石鼓路附近一條小街,分布著各式日本料理店,霓虹燈映出各種顏色的“昭和體”“勘亭流體”文字,日文招牌像一面面旗幟。在南京,僅一家點評網站上注冊的日式料理店就有759家,但真正由日本人開設的只是個位數。沒有誰比兔澤和廣更加清楚這一點。

  他是南京日本人協會的會長,一家日式料理店的老板。在南京生活24年的他,説得出一口地道的“南京普通話”,被他的中國朋友戲稱為“假南京人”。

  大約500名日本人生活在800多萬人口的南京。多數時候他們是汪洋大海中的水滴,並不起眼。有時他們又是白紙上的幾點隱形墨水,在特定的時刻,無比醒目。

  兔澤和廣親歷過那樣的時候。2012年,日本政府引發釣魚島“國有化”事件。很多中國機構和公司突然謝絕和他往來,他在南京的三家公司都因為業務開展困難而關門。不過,他並沒有打包回家,而是馬上又開了新公司。他不打算離開南京。

  每年的12月13日,他確切地知道自己不是南京人。在這一天他會用自己的方式從南京“消失”——“要不在家睡覺,要不就在外地出差”,盡量避免拋頭露面。80年前的這一天日本軍隊攻入南京,開始了40多天的屠城。從2014年開始,這一天被確定為“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

  “您的孫媳婦是日本人可以嗎”

  2016年12月13日這天,9時58分,石川果林正在教室裏批改大學日語係學生的試卷。紙張壘成了一個“小山堆”。兩分鐘後,刺耳的長鳴聲響起。

  她距離一座容納這座城市慘痛記憶的紀念館14公裏。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坐落在一個三角洲地帶,形狀像一把屠刀的刀尖,指向莫愁湖景區,也指向80年前的那場浩劫,像是無聲的長鳴。

  聽到長鳴,批改試卷的石川果林先是吃了一驚,緊接著腦中一片空白。她才意識到這天是公祭日。

  她第一時間想到的是自己的孩子。以往每到這一天,這位説話小聲、一頭齊耳卷發、面色有點蒼白的母親,會考慮給學校打個電話,和孩子們一起待在家中。

  但她很快緩過神來,安慰自己,“畢竟這麼多年來都沒發生過什麼”。60秒的長鳴過去,上課鈴聲又叮叮作響。

  石川果林已在南京生活了17年。她有三個孩子,兩個入了中國國籍,另外一個因為“超生”,加入了日本國籍。

  這些年,她感到愈發孤單,和她一樣嫁到中國的日本女人,有的因為婆媳關係而離婚;有的為了孩子的教育回到了日本。她只剩下兩三個熟人。

  “‘南京人不喜歡日本人’,這是很多日本人都有的想法。所以帶小孩帶妻子過來的很少。更多日本人寧願去上海、蘇州、無錫工作。”她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解釋。

  2000年,石川果林第一次到南京時,以為自己三年後就能回家。

  也就是在這一年 ,日本“新歷史教科書編撰會”向文部省提交了兩部教科書書稿,對日本大量戰爭罪行進行隱瞞。同年,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在日本東京廣播公司演播室與日本民眾對話。朱鎔基説:“任何人都不應該忘記歷史,忘記歷史就是背叛。應該正視歷史,也應該面向未來。吸取歷史教訓,避免重犯錯誤。”

  不過,那時的石川果林無暇關注中日關係。她小時候學過的南京大屠殺只不過是教科書裏一行不太起眼的小字。

  她當時的問題實際而緊迫:作為一個教外國人日語的老師,該去哪個國家教一陣子日語,然後回來找個更好的工作?

  在日本學日語的中國人為數不少。起初,她打算去沈陽。可突然要去的日語學校不辦了。她陷入了尷尬:行李打包完畢,房子也已退租,簽證也已辦好。

  當有人問她“要不要來南京”,她想都沒想就答應了。也正是這個選擇打亂了她所有的計劃。

  在教書的大學裏,她與建築係的南京本地男教師相識、相愛。她的歸期也一拖再拖。直到她告訴家裏,想在南京結婚,不想回日本。

  可父母發了狠話,“不回來就沒你這個女兒”,從此再沒主動給女兒打過電話,也拒絕到南京看她。

  男方家裏一樣不同意,很多親戚“呼啦呼啦”地跑過來,分撥做她丈夫的思想工作,告誡他“日本人當朋友可以,但做夫妻還是算了”。

  這對跨國戀人與兩個家庭僵持著。

  直到有一天,石川果林去看丈夫的奶奶。奶奶是在1937年南京大屠殺中逃過一劫的南京人。年紀大了,聽力不好,蜷縮在一個凳子上。石川果林對奶奶耳語:“奶奶,您的孫媳婦是日本人可以嗎?”

  “當時如果奶奶覺得難受,我就打算放棄了,畢竟她見過日本人做的那些事,而且中國人這麼重視家庭。”石川果林對記者解釋。

  但是,奶奶不帶一絲猶豫地回答她:“沒關係,沒關係。”

  “小日本”和“日本人”

  兔澤和廣生活在南京的這些年月,日本企業技術人員需求大的時候,南京的日本人達到過800人。而在2012年中日關係緊張的時候,只剩下300多人。不過近幾年,又回升到500人。其中一半是日企員工,剩下的是留學生和教師等。

  2016年年初,臺灣富豪郭臺銘的鴻海集團以7000億日元收購了夏普。兔澤和廣很快發現,他認識的夏普南京公司的一批日企員工陸續離開了。

  第一次到南京,兔澤和廣是來看病的,並沒打算久居。20歲那年,他患上異位性皮炎,全身長滿了白色的小水泡,身上纏著繃帶像個“木乃伊”。中醫被他視為最後的希望。他去過雲南、西藏、內蒙古等地求醫,嘗試了幾乎所有的方法。

  24年過後,病雖然沒有痊愈,兔澤和廣已經不打算離開南京,反而成了不少日本人在南京的“向導”。

  他會騎著一輛自行車,帶他們去鼓樓附近的山西路。一只手扶著搖晃的車把,另外一只手指著路邊的小吃店。日語裏夾雜著“小魚鍋貼”“獅子頭”“米線”“包子”等中國話。

  他喜歡帶日本朋友到一家只有7平方米、開了13年的貴州米粉店。老板對他説聲“來了啊”,他回應句“你好”,再點上兩碗豬肝米粉,從旁邊小店買上一份鍋貼,就著米粉吃。

  他對日本朋友説,山西路的小吃店不知道變了多少輪,就這家貴州米粉店一如從前,還是當初他來南京時的味道。

  很多日本人都想知道南京這座城市的味道。他們選擇從那家聞名已久的紀念館開始體會。

  很多日本人飛了1300多公裏,找到兔澤和廣後都會有一個請求:帶我參觀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那裏是一個很讓日本人有好奇感的地方,想看看中國人是怎麼訴説那段歷史。”他説。他還有一些朋友認為南京是個“可怕”的地方。

  在過去10年裏,兔澤和廣每年都要陪人去參觀好多次。離開時,他會習慣性地在館內“和平女神”雕像前,為大家留一張合影。

  在很長一段時間裏,紀念館接待過的外國參觀者中,日本人居于首位。

  有些日本民間組織連續31年都到紀念館拜祭。他們大都是六七十歲白發蒼蒼的老人,不少人親歷過戰爭。起初他們是“大哥”帶著“小弟”。後來“大哥”去世了,“小弟”就變成了“大哥”。

  在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秘書蘆鵬的印象中,紀念館接待過的日本人中, “五六十歲都算是‘年輕人’了,絕大部分是七八十歲。”

  相比之下,國內參觀者的平均年齡卻要小得多。2016年,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做了一個對5500名參觀者的調查:國內參觀者平均年齡28歲,30歲以下的佔了71%,其中73%是大學及以上學歷。

  有一回,一些日本的老牌漫畫家來南京參加一個紀念活動。他們告訴紀念館的工作人員,自己的身上是“綁著繃帶”來的,既然來南京,就“準備好接受南京人扔石頭”。當然,整場活動沒有扔出任何一塊石頭。

  一位在南京生活了11年的日語外教告訴記者,對中國和日本的一些年輕人來説,歷史和戰爭就像一條窄窄的小河。隔著河也能喊話交流。“但如果執意下水,只能都把大家弄濕。”

  24歲的日本留學生野尻仁通就是那種願意在河邊向對岸喊話的人。他從來都不與任何中國朋友談論任何政治和歷史,“敏感的部分不要隨便討論”,他説。

  大三那年,他去了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印象最深的是在紀念館黑色的大理石外墻上,用中、英、日三國語言寫的“遇難者30萬”。

  “3個人和30萬人同樣需要紀念。”他説,“最重要是以後如何不發生這種事情。”

  在距離紀念館7公裏的地方——1912酒吧街區,野尻仁通擔任一家日本料理店的店長。這條街區的名字源自民國元年——1912年。南京曾是首都,這條街區緊挨著南京國民政府“總統府”。

  在南京,野尻仁通幾乎不和日本人一起玩。店裏的客人大都是中國人。在酒桌上,他認識了各樣的中國朋友,包括醫院院長、大學生、企業主、廚師。

  就連他的女朋友也是教日語時認識的中國人。她為他放棄了北京一家企業的管理工作,寧願來南京做服務生。兩人在同一個老板的料理店上班。

  他已經打算好:“她願意結婚,我們就結婚。”

  盡管野尻仁通盡量不讓自己踏入歷史的“小河”,但是水花總有打濕他雙腳的時候。

  2012年9月10日下午,日本政府召開會議,決定“購買”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實施所謂“國有化”。隨後,中國出現了不同規模的反日遊行。9月15日,在南京邁皋橋附近也出現了遊行隊伍。

  第二天,野尻仁通工作的日本料理店門口被人貼著一張白紙,上面用毛筆寫著“釣魚島是日本的”。有人報了警,惹來了警察。他和老板只能反復解釋,“貼這個在自家店門口不是自找麻煩嗎?”好在誤會總算化解。

  在野尻仁通經常光顧的中國拉面店裏,懸挂在高處的電視機常常播放超出他理解的“抗日神劇”。他四下一望,發現大家都一邊嚼著面條,一邊斜著眼睛向上瞟,“看得很認真”。

  野尻仁通不喜歡“抗日神劇”。他不明白這種展示中國人和日本人互相殺戮的電視劇“有什麼意思”。不過他也知道,在日本也有很多關于二戰題材的戰爭劇,只不過日本軍隊的對手通常是美國。

  當那些劇集播出的時候,他有時會聽到拉面店店員在小聲議論他,背後喊他“小日本”。他有點費解,“為什麼他們不清楚‘小日本’和‘日本人’是兩個不同的詞?”

  有一次,他走在回家的路上,附近突然傳來一聲“小日本”。他一下愣住了,本能地停了下來,卻發現身後是兩個中國小男孩。他們追打嬉鬧著,後面的那個小男孩不斷的重復著那句“小日本”。兩人從他身邊跑過。

  在中國,他不主動看日本媒體的新聞,但是每當他打開中國的新聞客戶端,都“能在三分鐘之內”看到一條有關日本的新聞。

  他發現,兩個國家的媒體裏,中國和日本呈現出不同的樣態:在日本,中國人常以打人、亂丟垃圾、不注重公共秩序的形象出現。在中國,媒體討論的基本都是日本政治、歷史、經濟上的宏觀話題。

  有一次他掃了一眼有關日本的一條新聞,下面的網民評論:“不歡迎小日本”,“小日本,隨便打”,“我爸爸對我説,看見日本人就打死”。

  “我覺得他爸爸教得就很有問題,我爸爸一直對我説,只有在被打的情況下才能還手。”他認真地對記者説。

  2016年12月13日這天夜裏,野尻仁通隨便走進了1912街區的一家酒吧。有個中國男子上前,用英語向他打招呼:“Hi , where are you from(你好,你來自哪裏)?” 野尻仁通沒有猶豫:“I am from Japan (我來自日本)。”

  男子爽快地回了一句:“Welcome to Nanjing(歡迎來到南京)。”

  不過,偶爾他也會偽裝自己。有一年的12月13日,他坐著出租車去火車站接朋友。司機師傅一聽他的口音,本能地問他:你是哪兒人。他回了一句“我是韓國的”。他故意將“是”這個字發成了平舌音。

  他説,自己不想説話,不想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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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錯】 責任編輯: 張明宇 聶晨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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