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豐收的季節，城川鄉小寨村村民楊道道在自家果園裏採摘蘋果。千龍網記者 馬文娟 攝
一周時間，四市八縣區，數千公里，隴東大地就這樣以最真實的面貌出現在我們眼前。昔日因造就今日果。厚重的歷史大門被重新推開，與今朝老區的蓬勃發展交相輝映，形成一幅最壯美的圖景。
9月18日-9月24日，“長徵路上奔小康”網絡媒體“走轉改”大型主題採訪活動來到甘肅站，重走長徵路線，聚焦精準扶貧，把革命精神傳達給全國的讀者。
追訪紅色印記
追尋80年前那次壯舉並不是件簡單的事——長徵走過的地區已發生滄桑巨變，不過，借由經歷了歷史風霜的人、物、景，以及百姓口口相傳留下的故事，我們還是得以窺見那個時代的吉光片羽。
甘肅是紅軍長徵活動時間最長、地域最廣、到達人數最多的省份。1935年，中共中央率領的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爬雪山、過草地，歷經無數艱難險阻，于9月初進入甘肅迭部縣境內。
過去常聽人説，紅軍在長徵途中，不顧自身的艱苦條件，處處替百姓著想。那是怎麼個“著想”法？在甘肅省白銀市會寧縣紅軍總司令部舊址，我找到了答案。這是朱德曾經率軍駐扎過的地方，門口如今還陳列著他挑水用的水桶。會寧民居有其獨有的形制，因為當地幹旱少雨，房檐都朝著自家院，俗稱“一潑水”。南方人朱德第一次進入這個小院的時候頗為驚奇，從房東處得知，每到秋天，降雨量比較多的時候，這種房檐能讓盡可能多的雨水流到自家水窖中，而這，就是他們一年的飲用水。
朱德很快為部隊擬了一條鐵律：水窖裏的水一律不許用，留給老鄉，咱們的生活用水到西津門外的祖厲河去挑。但是，當地人告訴我們，祖厲河又叫苦水河，因為流域地層含鹽鹼較多，水味苦鹹，連鳥都不願啄飲，紅軍就是這麼撐過來的。
長徵開始時，全軍總人數近30萬，到達陜北的卻不足3萬。無數戰士犧牲在了中途，很多人沒能在歷史上留下姓名。在會寧的紅軍會師塔，塔身正面雕刻著鄧小平題寫的“中國工農紅軍第一、二、四方面軍會師紀念塔”18個大字，不過，卻沒有留下落款。他説，他是代表所有參加長徵的戰士，所以不署個人的名字。
也正是因為這巨大的犧牲，在靜寧縣界石鋪鎮，紅軍長徵紀念館講解員説，一位從界石鋪繼紅村參加長徵的小戰士至今仍在世，採訪團成員都覺得有些興奮。
他就是2015年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的閱兵式上，老兵方陣經過天安門時，第一個敬禮的余新元，當時，直播給了他足足6秒的鏡頭。余新元原本是地主家的放羊娃，參加紅軍時只有13歲，他不僅參加過500多次大大小小的戰鬥，建國後，更是把雷鋒和“當代雷鋒”郭明義送進了部隊，堪稱“紅色星探”。
余新元原本的名字叫做呂新院，身為貧雇農的父親希望他將來能住進嶄新的院子，過上更好的生活。如今，他的家鄉靜寧成了遠近聞名的蘋果大縣，農民靠果樹脫貧致富，走進農村，觸目所及是寬敞的房屋、整齊的花壇，以及滿園的早酥梨、大接杏、蘋果。“新院”這個最樸實的願景，在家家戶戶變成了現實。
大山裏的新農村
沈家嶺、周灣、繼紅村、頡嶺村、高寨村……在近一周的採訪行程中，“精準扶貧”是相當重要的一部分，也因此得見了平時很難有機會到達的廣袤甘肅農村地區。
“要想富，先修路。”這句幾乎被用到爛俗的標語，我在這次經歷中有了相當深刻的體悟。動輒一兩個小時的山路，在各種急轉彎中盤旋前進，雖然梯田環抱中的風景足夠悅目，但還是不可避免地想到，過去沒有這些盤山路，村民出來一趟要多不容易。聽當地幹部説，這裏修一條公路的成本是平原地區的兩到三倍。而如今得益于這些努力，農用三輪車、摩托車甚至小汽車進入大山裏的百姓家，讓城市與農村的交流變得便捷，不光能讓山裏的“寶藏”走出來，更能讓外面的思想和技術進入農民的視野。
雖然走訪的幾乎都是貧困地區，但整體的村容、農民家的陳設都令我有些意外——完全不是想像中封閉落後的山村模樣。我的童年時期，也有不短的時間生活在北方農村，從經濟條件來看，家鄉農民要比這次見到的甘肅農民好上許多，且不那麼依賴農業，多數人除了種田之外，還有自己的小生意。但是，家鄉的村容比起這裏，卻似乎差上那麼一點兒：至今仍有主幹道路段坑坑洼洼，每到雨雪天氣就泥濘難行。而在沈家嶺、在頡嶺村，整潔的柏油路和隨處可見的新房子，確確實實説明瞭當地精準扶貧的成效。
今年上半年，我曾參觀北京市通州區仇莊村，也是全國“美麗鄉村”創建試點單位。仇莊村委會統一規劃，家家戶戶都建了同樣形制的房屋，像一座大型的住宅小區。而在平涼市崆峒區的賈洼村，我也見到了同樣的場景，村民整體搬遷到新村，即將住進一棟棟灰白相間的二層小樓。
當然，除了硬體，農民的思想狀態和文化水準給我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幾乎每個村子都有文化廣場或活動中心，健身器材、宣傳壁畫、閱讀室、公共衛生間一樣不少。蘭州市七裏河區魏嶺鄉沈家嶺村的村民朱應平，靠種植百合、雙壟玉米等成了全國基層農技推廣補助項目科技示范戶；平涼市靜寧縣界石鋪鎮繼紅村的一位老黨員家，一進門就是取自廬山白鹿洞書院西廂房廊柱的對聯：“雨過琴書潤，風來翰墨香”，充滿了書香氣息；而在今年剛剛脫貧的慶陽市環縣高寨村村民李鵬智的家，一臺電腦赫然擺在臥室桌上，與四周簡樸的擺設格格不入，李鵬智説，他的兩個兒子都在蘭州上大學，這是他們買的，兒子不在家的時候，老兩口雖然不會上網，也總是收拾地幹幹凈凈。
我想，這才是扶貧更重要的意義。蓋新房固然重要，但只有思想上脫貧，才能真正改變這些山村的命運。
採訪團的“十八般武藝”
重走長徵路，是追尋之旅，更是新聞富礦。紅軍用過的裝備、當地百姓譜寫的歌曲、山村裏的農民專業合作社，背後都是一個個鮮活的故事。作為“長徵路上奔小康”大型主題採訪甘肅站的一員，一周的行程，不僅給自己上了堂歷史課，也見證了採訪團一路的敬業和“全能”。
採訪團中，有的記者已經年過半百，而最小的才20歲出頭。此次走過隴東8個縣區，除了採訪和休息，幾乎有一半的時間在爬山路，不過沒有一個人掉隊，始終保持著高産的工作狀態。
因為參加採訪的都是網絡媒體，隨時隨地報道成了常態，白天發微博、推微信，晚上撰寫PC端稿件，一部手機、一臺電腦就是一個小小的編輯部。
走進基層，就要善于從細節中挖掘生動的故事。于是，除了既定的採訪安排，不少人主動走街串巷跟老鄉交流，獲取第一手採訪資料。“過去，我們村種小麥，經濟效益低，現在，改種百合、玉米和洋芋，政府還補貼種子。我又用精準扶貧貸款買了幾十頭羊，估計再過一兩年就能拿到收益。”村民一邊説，記者一邊算，一來二去，一本“脫貧帳單”就此出爐了。
採訪設備也是五花八門。有的記者手機、單眼相機、電腦齊上陣，提供最新鮮及時的報道；有的記者攜帶了無人機和VR相機，用航拍和全景視角為讀者呈現身臨其境的體驗。
工作之余，採訪團成員也給人帶來頗多驚喜。一位採訪團成員始終身著紅軍戎裝，在長徵紀念館、陜甘寧省委省政府舊址、在八路軍駐蘭辦事處，似乎把人帶回那段硝煙歲月。
而在1934由劉志丹、習仲勳等中共早期領導人建立的南梁列寧紅軍學校，採訪團到達的時候，小學四年級的學生正在上英語課。學校的教學條件雖然不錯，卻沒有外教，孩子們很難學習到地道的口音。隨團採訪的美籍專家曾在中國當過兩年英語老師，“挺身而出”和孩子們進行交流。雖然只有短短的十幾分鐘，但從學生興奮的笑臉上能看出，他們有了一次難忘的體驗。
更有一位記者利用採訪的閒暇時間，手繪了在甘肅走過的路線，收獲了一份屬于自己的“長徵地圖”。
如今，漫長又短暫的行程雖已結束，但對採訪團成員來説，追尋長徵精神，關注老區發展，不會走到終點。（文/千龍網記者 馬文娟）
高寨村村民李鵬智的兩個兒子都在蘭州上大學，圖為他們購置的電腦。千龍網記者 馬文娟 攝
蘭州沈家嶺村朱應平一家，從貧困農民變成了“全國基層農技推廣補助項目科技示范戶”。千龍網記者 馬文娟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