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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海良:實現我國社會生産力水平總體躍升
2016-06-12 07:58:51 來源: 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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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專論 治國理政新思想新實踐】

       顧海良

  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産力是社會主義本質的首要內容,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堅持的重大原則。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經濟新常態的係列重要講話,從國家戰略發展高度,對我國經濟發展新階段的基本特徵和科學內涵作了精辟闡釋,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經濟發展的指導思想,體現了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重大原則的堅持和發展,彰顯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中國智慧”。

  社會生産力發展整體格局變化是判斷經濟新常態的基本依據

  經濟新常態的根本要求是“實現我國社會生産力水平總體躍升”。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最根本最緊迫的任務還是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産力。”這是習近平總書記經濟思想的聚焦點和著力點。我國進入經濟新常態的戰略性判斷,就是以我國社會生産力發展整體格局變化為基本依據,就是以堅持解放和發展生産力的重大原則為基本前提和根本要求的。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經濟運行進入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這“三期”疊加的軌道,社會生産力發展中各種矛盾和問題相互交織,新情況新問題愈加凸顯。2012年12月,在黨的十八大後召開的第一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就從社會生産力發展新特徵的角度指出,我國經濟發展既具備難得的機遇和有利條件,也面臨不少風險和挑戰,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依然突出,經濟增長下行壓力和産能相對過剩的矛盾有所加劇,企業生産經營成本上升和創新能力不足的問題並存,金融領域存在潛在風險,經濟發展和資源環境的矛盾仍然突出。之後兩年中,在社會生産力發展的整體格局上,如何以轉方式、調結構為總體目標,縝密謀劃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續經濟發展路線圖,成為經濟新常態的“問題意識”。

  2014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提出“適應新常態,共同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並強調:“必須審時度勢,全面把握和準確判斷國內國際經濟形勢變化,堅持底線思維,做好應對各種新挑戰的準備。要把轉方式、調結構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針對突出問題,主動作為,勇闖難關,努力提高創新驅動發展能力、提高産業競爭力、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實現我國社會生産力水平總體躍升。”“實現我國社會生産力水平總體躍升”,就是經濟新常態思想的出發點,也是推進經濟新常態的歸宿點。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沒有改變我國發展仍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判斷,改變的是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內涵和條件;沒有改變我國經濟發展總體向好的基本面,改變的是經濟發展方式和經濟結構;因而也沒有改變解放和發展生産力的根本任務和原則,改變的是社會生産力發展的方式和途徑。

  作為經濟新常態戰略判斷的基本前提,“實現我國社會生産力水平總體躍升”這一概括,是解放和發展生産力重大原則的賡續,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經濟思想的凝練,也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發展。

  經濟新常態的重要基礎是對社會生産力格局時空變化的遵循

  馬克思認為,社會再生産是“連續地並列地進行的”。對經濟過程的時間連續性和空間並存性的考察,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方法。對社會生産力格局的時間維度和空間維度及其綜合性的科學把握,是經濟新常態提出的重要基礎。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是一個大國,決不能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一旦出現就無法挽回、無法彌補。我們的立場是膽子要大、步子要穩,既要大膽探索、勇于開拓,也要穩妥審慎、三思而後行。我們要堅持改革開放正確方向,敢于啃硬骨頭,敢于涉險灘,敢于向積存多年的頑瘴痼疾開刀,切實做到改革不停頓、開放不止步。”在經濟改革和發展進程中,既有過去“積存多年的頑瘴痼疾”,也有現在和未來面對的“硬骨頭”和“險灘”。在對經濟發展戰略性問題的判斷上,要有一種既堅守已有成就和經驗,又不斷進取的經濟發展的新思路和新理念,要以社會生産力格局時間維度和空間維度變化的準確判斷為基礎。

  從時間維度上看,經濟新常態是適合于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經濟發展階段更替變化的內在邏輯的。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用幾十年的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發展歷程,經濟總量躍升為世界第二,創造了當代世界發展的奇跡。然而隨著時間推移,經濟總量不斷擴大,必然進入經濟發展的拐點和經濟結構調整的節點。特別是長期累積的低端産能過剩要集中消化,加快發展中高端産業成為經濟結構調整的根本出路;長期形成的主要以低成本資源和要素投入形成的驅動力明顯減弱,以創新為核心的更為強勁的經濟增長驅動力成為産業結構調整的必然選擇。從空間維度上看,改革開放後幾十年間形成的國內國外兩個資源、兩個市場的社會生産力格局也發生了深刻變化。30多年來,對國際市場和資源的有效利用是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特徵,但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全球貿易進入發展低迷期,我國出口需求增速放緩,經濟增長動力勢必轉到更多依靠創新驅動和擴大內需上。

  “新常態將給中國帶來新的發展機遇。”在對我國生産力格局的時間維度和空間維度變化的綜合分析基礎上,2014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開幕式的演講中指出,經濟新常態的根本特徵,一是“經濟增速雖然放緩,實際增量依然可觀”,即使是7%左右的增長,無論是速度還是體量,在全球也是名列前茅的;二是“經濟增長更趨平穩,增長動力更為多元”,經濟的強韌性是防范風險的最有力支撐,經濟將更多依賴內需拉動,避免依賴出口的外部風險;三是“經濟結構優化升級,發展前景更加穩定”,經濟增長朝著質量更好、結構更優方向發展;四是“政府大力簡政放權,市場活力進一步釋放”,要放開市場“看不見的手”,用好政府“看得見的手”。面對社會生産力格局的這一新變化,習近平總書記清醒地意識到:“新常態也伴隨著新矛盾新問題,一些潛在風險漸漸浮出水面。能不能適應新常態,關鍵在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對我國社會生産力格局時間維度和空間維度狀態及其綜合性的精準分析和深刻理解,成為謀劃經濟新常態戰略的主要依據和重要基礎。

  經濟新常態的重要特徵是對社會生産力發展過程的深刻把握

  2016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貫徹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開班式的講話中指出:“從歷史長過程看,我國經濟發展歷程中新狀態、新格局、新階段總是在不斷形成,經濟發展新常態是這個長過程的一個階段。這完全符合事物發展螺旋式上升的運動規律。”他還指出:“謀劃和推動‘十三五’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就要把適應新常態、把握新常態、引領新常態作為貫穿發展全局和全過程的大邏輯。”從社會經濟“長過程”“全過程”上,特別是從社會生産力發展過程的把握上,認識和判斷經濟發展的趨勢性變化和階段性特徵,是形成經濟新常態等一係列經濟思想的基本著力點。

  2014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對我國經濟過程中消費需求、投資需求、出口和國際收支、生産能力和産業組織方式、生産要素相對優勢、市場競爭特點、資源環境約束、經濟風險積累和化解、資源配置模式和宏觀調控方式等方面變化的分析中提出:這些趨勢性變化説明,我國經濟正在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復雜、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化,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正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經濟發展方式正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轉向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經濟結構正從增量擴能為主轉向調整存量、做優增量並存的深度調整,經濟發展動力正從傳統增長點轉向新的增長點。據此,會議認為: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新常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的判斷,是對“實現我國社會生産力水平總體躍升”概括的延伸,洋溢著當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中國智慧”。

  經濟新常態對我國經濟過程內涵的深刻理解,是對我國經濟發展趨勢性變化和階段性特徵的歷史的和辯證的把握,也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時俱進的理論品質的體現。2016年1月初,習近平在重慶調研時指出:“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是針對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世界經濟復蘇低迷開出的藥方。”新發展理念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遵循原則、目標要求結為一體,深刻體現經濟新常態“實現我國社會生産力水平總體躍升”的內在要求。

  經濟新常態本質上是對“堅持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産力”重大原則的體現和實現

  在2015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提出“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大原則”問題,其中首要的重大原則就是“堅持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産力”。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對“堅持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産力”重大原則作過多方面的論述。比如,從準確把握全面深化改革意義上,提出“生産力是推動社會進步的最活躍、最革命的要素。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産力”;從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根本目標上,提出這是為了“推動我國社會生産力不斷向前發展,推動實現物的不斷豐富和人的全面發展的統一”;從經濟社會發展整體關係上,提出“只有緊緊圍繞發展這個第一要務來部署各方面改革,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産力為改革提供強大牽引,才能更好推動生産關係與生産力、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相適應”。

  在2015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著力“推動我國社會生産力水平整體改善,努力實現‘十三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良好開局”。從2014年7月經濟新常態提出之初強調“實現我國社會生産力水平總體躍升”到提出“推動我國社會生産力水平整體改善”,説明經濟新常態本質上就是對“堅持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産力”重大原則的體現和實現。

  經濟新常態是一個有著確定目標而又隨著實踐發展不斷變化的過程。為引領新常態,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當前“推動我國社會生産力水平整體改善”的根本舉措。2015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多次談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問題時,強調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係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提出必須下決心推進經濟結構性改革,使供給體係更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當前“推動我國社會生産力水平整體改善”的重要舉措,就在于擴大有效供給,滿足有效需求,加快推進經濟新常態體制機制和發展方式的改革。

  2015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在2016年及今後一個時期,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經濟新常態連為一體,既強調供給的結構性改革又關注需求的結構性變化,既凸顯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又強調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既突出發展社會生産力又注重完善社會生産關係,歸根到底是要“推動我國社會生産力水平整體改善”,體現了“堅持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産力”的重大原則,是對經濟新常態作出的與時俱進的新闡釋。

  (作者係北京大學中國道路與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協同創新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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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錯】 責任編輯: 李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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