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十二屆三次會議于3月11日（星期三）9時在梅地亞中心多功能廳舉行記者會，邀請全國政協常委朱維群、黃潔夫和全國政協委員胡曉義、李彥宏、俞敏洪等談促進民生改善與社會和諧穩定，並回答記者提問。
[香港大公報、大公網記者]：
我的問題是提給朱維群委員的。西藏“3·14”事件、新疆“7·5”事件發生以來，出現了一些針對中國現行民族政策的質疑，請問中國政府近期會不會對民族政策作出重大調整？
[朱維群]：
2008年發生在拉薩的“3·14”事件，2009年發生在烏魯木齊的“7·5”事件，其性質是分裂主義勢力煽動、策劃、制造的打砸搶燒殺暴力犯罪事件。盡管分裂主義勢力的目的是想把西藏和新疆從中國分裂出去，盡管分裂主義勢力打出了民族的旗號，也利用了某些民族、宗教的因素，但是這兩個事件本質上不是民族問題，不是宗教問題，我們可以看出在這個事件的處理當中和後續的工作當中，包括藏族、維吾爾族在內的各族群眾一起起來反對分裂主義，維護我國的民族團結和國家的統一。正是因為有各族人民的團結，共同對分裂主義勢力的鬥爭，這兩個地方盡管還有很多的困難和問題，但是穩定的大局明顯越來越好。
至于我國的民族政策，你剛才説到的所謂調整問題，這是一個時期以來社會上關注度比較高的問題。我想這樣説，首先我們要充分肯定，新中國建立60多年來的實踐證明，我們的民族政策總體上是正確的、成功的。
可以具體説一下我們的民族政策是什麼，很簡單地説，實行民族平等、民族團結，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國家支援和幫助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加快經濟發展、改善民生，國家保護和發展少數民族的文化，努力培養更多的少數民族幹部和各方面的人才。這是一個好政策，而且效果是好的。
比如對于民族區域自治制度這個問題，一度有一些議論，但是如果我們聯繫歷史的大背景來看，建國初期我們就確定了這樣一個制度。當初如果我們不是搞民族區域自治制度，而是搞聯邦制度、民族自決，我們以後的幾十年當中面臨的分裂主義的危險將會大得多。
實踐證明，這套政策是好的，它既滿足了少數民族當家作主、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和保護自己民族文化特色的願望，同時又體現和實現了我們國家的統一和民族的團結，政策是好的，我們當然就要毫不動搖地堅持下去。同時，我們也要看到，現在民族工作的大背景同新中國成立初期相比，也包括從改革開放初期相比，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最大的變化就是改革開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形成，打破了過去對生産要素的流通，所有不合理的束縛，其中包括了對勞動力流通的束縛，這種束縛打破之後，使我們的少數民族有了走出傳統聚居區到全中國范圍內去謀發展的條件。
這幾十年我們看到的一個很可喜的現象：越來越多少數民族青年走出了傳統聚居區，到中東部地區求學、經商、打工，也有越來越多的中東部地區的民眾到少數民族地區去發展，這就使我們整個民族的人口分布狀態發生了改變，就是雜居、混居的比例越來越高。據2010年的有關測算，從民族地區走出來打工、經商、求學的人口超過了2000萬，如果按照一家5口計算，2000萬背後就聯繫著1億的少數民族群眾。
1億基本上就相當于少數民族總人口的數量。據測算，當前少數民族在城市和民族混居地區生活的人口數量已經超過了少數民族總人口的1/3，我想這無疑是一個好的趨勢。那麼這一好的趨勢，我想也要求我們的民族工作，可能在側重點上要有變化，是什麼變化？説是變化也是變化，説是對過去好的傳統的堅持也是堅持，這就是我們在今後的民族工作當中要更多地強調中華民族的共同性和一致性，強調各民族、對偉大祖國的認同，對中華民族的認同，對中華文化的認同，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認同。更加強調我們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一個時期以來，也有的同志對交融這點有所顧慮，會不會把少數民族融沒了？是不是把我們的傳統文化融沒了？不是這樣的。交融不是要把民族的文化傳統融沒了，更不是把少數民族融沒了。交融是使我們每一個民族的優秀文化的優點為所有的各個民族所共有、共賞、共用。這是未來民族工作的側重點或者説是一個總體的走向。
也就是説，我們過去好的這套東西要堅持，同時根據形勢的發展在側重點上應當有所考慮。去年中央召開了民族工作會議，我認為這個會議非常重要的一個精神，對我們將來的民族工作具有導向意義的精神，就是這次會議再次強調了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原則，而且進一步明確了相關的政策指向，我以為我們的民族工作，不光是民族工作部門，還有所有涉及到民族工作的領域的部門，都應該認真體認中央的這樣一個精神，並且把這樣一個精神貫徹到各領域的民族工作當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