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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策劃:周錫生 本期策劃:楊新華 本期編輯:賈五貝
  隨著全國糧食的“八連豐”,知名的黑龍江省五常大米也迎來好光景,大米不僅品質好,價格也是節節攀升,最貴的一斤甚至賣到了199元。但五常市的許多稻農卻感受不到喜悅,因為他們辛辛苦苦種出的水稻,賣給當地的加工企業每斤不到2元。農民“汗珠子掉地摔八瓣”種出的優質水稻,緣何才得這點錢? …[詳細]
      産業鏈“失衡”:錢被誰掙去了?
  近年來,黑龍江省五常市因為發展綠色有機水稻,加上多數稻田為天然河水灌溉,五常大米享譽全國。記者在當地走訪發現,中等包裝的大米,四五十元一斤的比比皆是。精包裝大都超過百元,一種抗氧化有機米更是賣出了每斤199元的天價。錢被誰掙去了?稻農反映,許多加工企業低價把水稻收去,“一扒皮”就賣十元甚至幾十元一斤。按水稻出米率60%計算,如果企業大米每市斤賣50元的話,水稻價格應該是每市斤30元。可是企業收購價平均還不足2元,去掉企業加工費、包裝費,也得十倍利潤。 …[詳細]
  作為一種常識,産品的收購價和終端價必然存在一定差距。關鍵是這種價差要合理,要合乎市場供求規律。而評判這種價差的尺規,在于看中間市場是否存在事實上的壟斷行為或不正當的惡性競爭。而在五常天價大米風波中,我們可清晰地看到,中間市場的競爭並不充分,中間商結成利益共同體,通過制定“不平等條約”壓榨稻農、壓制收購價,人為制造了離譜的“價格鴻溝”,進而從中攫取暴利。這顯然是一種典型的欺行霸市的壟斷行為,就此而言,五常市的“米貴稻賤”亂象,無疑是一個極為“反常”的經濟怪胎。 …[詳細]
      賣不上價:農民為何沒有話語權?
  農民為何沒有話語權?記者通過調查發現了五常市農企之間訂單的“秘密”。稻農反映:一些企業簽了訂單不履約,不按訂單上的價格收稻,訂單眼而成為企業單方面約束稻農的工具。安家鄉雙喜村稻農老李説,他去年和一家公司簽了訂單,公司承諾如果買其公司的稻種,再把水稻賣給該公司,水稻價格就比市場價每斤高7分錢。可秋收時公司卻不收糧,稻農用車把糧都送到公司也不讓卸,多家公司聯起手來“憋稻”,農民哪能賣上高價。 …[詳細]
  這于稻農和消費者而言,這是一個雙輸的結果:稻農沒有享受到終端銷售價格的益處,消費者也沒有因稻農的低價出售而受惠。既然作為生産和消費兩個終端的群體都沒有從高價中受益,那麼收購價和銷售價之間差價所帶來的巨額利潤,無疑就留在了流通環節。正如有稻農給出的估算:按水稻出米率60%計算,如果加工企業大米每市斤賣50元的話,水稻價格應該是每市斤30元。可是企業收購價平均不足2元,去掉加工費、包裝費,企業利潤至少在10倍以上。這種現象,從經濟學上講就是“流通暴利”,在農産品領域表現得尤為明顯。 …[詳細]
      高附加值:如何讓農民分享?
  近年,五常大米的價格越來越高,除稻農的種植因素以外,五常市有關部門的運作及企業的商業廣告也起了助推作用。當地宣稱,五常大米是全國唯一集“中國地理標誌保護産品”等三項桂冠于一身的“精品大米”,大有成為中國米業的“奢侈品”之勢。然而,被不斷推高的産業附加值,卻大部分進了加工企業以及相關人員的腰包。一個主要原因就是一些地方官員在利益分配問題上,並沒有為農民“撐口袋”。 …[詳細]
  當地政府的初衷或許是為了扶持稻米品牌,通過規模化、集約化經營,實現特色大米品牌利益最大化,“一套人馬三塊牌子”也是為了提高效率。可是,這種安排從思路上已有忽視産業鏈最底層的農民利益之嫌。同時,對于自己耕種的産品,農民也應享有議價的權利。如果單個農戶在價格談判中處于劣勢,作為創新社會管理的一種嘗試,當地政府應該支援、鼓勵和推動成立合作社等組織,保障農民參與大米的議價。如今“五常大米”已經闖出了牌子,有了更大的利潤,那麼理應讓這樣的好事也輪到農民。 …[詳細]
投票與調查
擴展閱讀
· “米貴稻賤”考問公權執政良心
· 破解“谷賤傷農”的出路在哪?
如何看待 “大米高價農民不受益”
坑農高價米折射監管缺位 農民如何實現共富?
話中音
  五常大米産業鏈環節的價格畸形不僅是政府管理缺位,農産品流通環節混亂、一些黑心商家趁機謀取暴利的微觀問題,更重要的是暴露出農業産業鏈條上分配等環節的嚴重失衡問題。
齊魯晚報 余豐慧
  無論是豐收還是歉收,在利益分配格局上,種養業和農戶都位處弱勢,很難有支配權和定價權,利益難以得到保障。
中國網絡電視臺 堂吉偉德
  是誰,在哪些環節過度地分割了主産區農民應有的利潤?這個問題的背後,其實就是農民合作和組織的問題。
東方早報 曹東勃
  弱勢的話語權源自不平衡的力量對比,盡管農産品的源頭生産者數量龐大,但他們都是分散的市場主體,很難形成合力來與流通過程中的強大企業進行議價博弈。五常大米産區的案例提示我們,作為一級地方政府,應對農民的自主選擇和自發合作保持開放和支援的態度,讓各類真正具有內生需求的農民合作組織遍地開花並直接與市場發生聯繫,而不是由大量臃贅的中間層次越俎代庖,只有如此,才能減少制度性的跑冒滴漏,讓廣大農民真正共用農業發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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