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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巴汗水的學問
2018-06-25 14:52:10 來源: 《中國記者》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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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泥巴汗水的學問

  ——從沙垚《吾土吾民》看新一代傳播學人的學術追求與取向

  內容提要 作者從《吾土吾民:農民的文化表達與主體性》一書説起,認為越來越多的新一代傳播學人,自覺地探索中國學術的“人間正道”及其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他們的探索容或粗疏,研究縱然稚嫩,但不掩一派元氣淋漓,生氣洋溢,也契合著一代馬克思主義新聞學家甘惜分的向往——“立足中國土,回到馬克思”。

  關鍵詞 文化 傳播 馬克思主義新聞觀 青年學者

  □ 文/李 彬

  新世紀以來,伴隨現代性危機以及“起火的世界”(蔡美兒),傳播研究也出現轉機,冷戰與新自由主義一脈漸入困境,而“批判研究”即源于馬克思道統、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解放、超越異化現實的學術思潮,則似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也召喚著一批青年學人傾心于解釋世界與改變世界的志業,《吾土吾民》作者及其著述就是一例。

  這部“文化與傳播”新著,屬于沙垚博士以其學位論文為核心完成的十年磨一劍的研究。關于這項研究及其成果,我在導師評語中曾經評述道:

  論文以鄉村傳播這一學術前沿為方向,以中國農村文化特別是新中國以來新文化建設為主線,以激發農民的文化自覺與文化主體性為問題導向,基于比較豐富的田野調查資料與一手文獻資料,對關中皮影活動及其傳播路徑作了深入細致的學術考察與理論研究,得出了一些頗有啟發的思想觀點。論文選題既緊扣學術前沿,又契合社會生活實際,研究工作扎實嚴謹,無論田野,還是文獻,都力求細致入微,竭澤而漁,故而資料詳實,內容豐富,視野開闊,對歷史的把握與問題的分析實事求是,往往切中要害。論文結構得當,條理明晰,語言順暢,敘事生動,在歷史與邏輯有機統一上達到較高水平,體現了良好的學風與文風,顯示了科學嚴謹的治學態度。

  這套四平八穩的評語,難以看出十年一劍的心血,而從如下數據中,或可略見一斑:田野工作400多天;一手檔案3000多頁;訪談500多次;音視頻材料300多小時。而更值得關注的還是字裏行間的學術追求與取向。近年來,對傳播研究的批評不絕于耳,三種傳神説法尤為深刻:一曰“不痛不癢”,二曰“裝神弄鬼”,三曰“羅馬在燃燒”(兀自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一言以蔽之,遠離社會政治,沉湎學院遊戲,而且,言必稱希臘,死不説中國(即使説也往往好似海客談瀛洲)。我曾策劃過一組學術筆談,主題為“昨天·今天·明天:追尋新聞學之魂”,其中的“主持人語”寫道:如今新聞傳播領域有點類似于葉公子真見天龍的情形,“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新聞理論體係也幾近分崩離析,莫衷一是,就像《紅樓夢》的賈府,“外面的架子雖未甚倒,內囊卻也盡上來了”。在一片眾聲喧嘩之際,曹錦清教授所言“西語”“譯語”,則貌似異軍突起,攻城略地,儼然成為主導性涌流。隨著新説異見亂紛紛你方唱罷我登場,新聞學也出現遊離中國社會,與五千年文明歷程、一百余年近現代歷史、共産黨共和國兩個百年中國夢,以及千千萬萬普通新聞人的光榮與夢想漸行漸遠的情況。有鑒于此,我們策劃了這個選題,一方面自然是讓思想衝破牢籠,重新激發中國新聞學的內在生命力與想象力,腳踏實地審視與探究中國新聞實踐及其社會背景與歷史傳統。一方面更是藉以召喚起富于政治活力、契合新聞傳播與社會歷史實踐、有益國計民生的學術話語,開辟歷史與邏輯有機統一的新聞理論體係,將中國學人的聰明才智匯成一江春水向東流的思想清流,既淘洗僵化板結的新聞學版圖,又喚回五迷三道的新聞學命魂。借用張承志《人文地理概念之下的方法論思考》一文中的呼喚:“舊的時代該結束了,泥巴汗水的學問剛剛登場。我們只是呼喚真知實學,我們只是呼吁,一種不同的知識分子的出現。”

  沙垚以及越來越多的新一代傳播學人,日漸意識到如今某些流行的學術進路即便不是絕路,也是狹路,從而自覺地探索中國學術的“人間正道”及其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他們的探索容或粗疏,研究縱然稚嫩,但不掩一派元氣淋漓,生氣洋溢,既應和著習近平新思想——以人民為中心、把論文寫在大地上,也契合著一代馬克思主義新聞學家甘惜分的學術向往——“立足中國土,回到馬克思”。北京大學法學院蘇力教授留學歸國時,寫下一部《法治及其本土資源》,日前法學界召開此書“初版二十周年學術研討會”,有學者將其成就概括為四種意識:問題意識、反思意識、實證意識和使命意識。沙垚等也體現了類似的自覺意識,正如蘇力所言:

  書中所有主題都是基于我在中國生活的經驗而發生的表達衝動,現在回想起來,這就是一種問題意識。無論是法治與變法、秋菊的困惑、市場經濟與法治、法律規避、司法專業化、抗辯制改革,所有這些問題都來自當時中國的現實,而不是來自書本。我的分析和回答,盡管借助一些理論視角和學術資源,但一直力求貼近中國社會,貼近中國社會的普通大眾。我不關心某些學者或學派的理論怎樣回答某個問題,而是看一個合乎情理的普通中國人在知情的條件下會怎樣看這個問題。這違背了當時比較流行的先看外國法條或法理,然後反省中國、找出差距、努力達標的寫作方法。概括地説,這種寫作方式就是貼著中國社會生活的經驗寫,或者如同當年沈從文先生説的,貼著人物寫。(《文匯學人》2017年1月16日)

  了解中國現代學術進程,不難看出這一路徑説到底正是吳文藻、潘光旦、費孝通一代先驅踏出的足跡。在《開風氣,育人才》一文中,費孝通談到吳文藻畢生致力的“社會學中國化”目標,同中國道路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追求一脈相通:“‘社會學中國化’就是著重研究工作必須從中國社會的實際出發。中國人研究中國社會(本社會、本文化)必須注意中國特色,即中國社會和文化的個性”。

  費孝通談到的一個問題,同樣值得傳播研究關注和反思。將近一百年前,中國社會學界出現兩種不同傾向:“一是用中國已有的書本資料,特別是歷史資料填入西方社會和人文科學的理論;另一種是用當時通行于英、美社會學的所謂‘社會調查’方法,編寫描述中國社會的論著。”對于這兩種學術傾向與方法,吳文藻都表示懷疑,因為,“它們都不能充分反映中國社會的實際”,而恰恰“反映了當時中國大學裏所講的社會學走上了錯誤的路子,成了‘半殖民地的怪胎’”,它們“仍不脫為一種變相的舶來物”。而吳文藻、潘光旦、費孝通等一代學者,一生的志業歸結起來就是一句話:“學術的用處就在為人民服務。”(《舊話相應:費孝通人物隨筆》)

  對沙垚來説,走向這樣一條學術進路,尤其難能可貴,也格外耐人尋味。因為,他屬于從校園到校園,從書本到書本的一代,又身處知識分子精英化的時代潮流。他于2005年入學,2015年畢業,在清華號稱“三清團”,即本碩博均出身清華。2017年是清華新聞學院建院十五周年,他求學時適逢其黃金時代,范敬宜院長帶領師生成就的中國新聞教育一段華彩篇章。李強的大二習作《鄉村八記》、曾維康的碩士學位論文《農民中國》、姚遙的博士學位論文《新中國對外宣傳史》等堪稱典范,沙垚所在班級也涌現一幹青年才俊,“棄燕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服務祖國,服務人民”是他們共同的精神特質,一時間真是風雲際會,俊採星馳。

  我記得一幕迄今栩栩如生。當年,所有新生,無論本科生還是研究生,都必修一門“馬克思主義新聞觀”。這門課程由范敬宜親力親為,在一片近乎廢墟之上重新豎起馬克思的大纛,將馬克思主義課程與學科大舉推進,並以學生喜聞樂見的內容以及豐富多樣的形式,使之成為最受青睞的“重頭戲”,在他們的成長歷程上留下深刻烙印。

  沙垚入學之初,自然也修了這門課。不久,網絡學堂爆發一場針鋒相對的討論,主題是張愛玲。交鋒雙方一是沙垚,一是莊慶鴻,前者力挺張愛玲,操持一套“流行文化流行語”,後者拒斥張愛玲,同范敬宜看法相似:不出舊中國上海灘多愁善感的小女生境界。初次看到倆人名字,我想當然以為沙垚是女生,莊慶鴻是男生,而事實剛好相反。後來,我在沙垚新婚典禮上感嘆道:這些年來,看著他一步步從對月傷心、見花落淚的文學青年,成長為腳踏實地、心係蒼生的傳播學者,雖然手頭枕邊仍有紅樓相伴入夢,花前月下常與朋友煮茶品茗,卻一路風塵仆仆,日入日深做著泥巴汗水的樸素學問。

  沙垚的變化既為范敬宜新聞教育模式提供了又一范例,也讓人想起喬治·奧威爾的心路歷程。作為二戰中的BBC記者,奧威爾在《我為什麼寫作》中,提到作家總是不同程度受制于四種動機:自我主義、審美熱情、歷史的衝動、政治的目的。回顧自己,他意識到:“那些沒有政治目的的書,也是我寫得最沒有生機的書,總是一些華而不實的段落、沒有意義的句子、修飾性的詞語和騙人的鬼話。”東海西海,心理攸同,也可見去政治化均屬“雕蟲小技,壯夫不為”,而政治無非是家事國事天下事,也是學術研究的風聲雨聲讀書聲。無需多言,沙垚以及新一代傳播學人才剛剛起步,本書也只是一個起點,前路還崎嶇漫長,仍需勉力攀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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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錯】 責任編輯: 薛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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