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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與前行:2017社交媒體影響下的媒介治理
2018-06-21 09:38:46 來源: 《中國記者》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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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提要 2017年,社交媒體影響下媒介環境的變化給媒介治理帶來諸多困境。本文從三個維度聚焦2017媒介治理的發展情況,探討媒體在治理能力提升中的責任與擔當。本文是《中國記者》第1期回顧展望專題來稿的延續。

  關鍵詞 社交媒體 公共治理 網絡空間 媒介環境

  □ 文/蘇丹 王洋 薛金麗

  蘇丹

  西北政法大學新聞傳播學院講師

  2017年,中國手機網民的規模繼續增長至7.24億,網民中使用手機上網人群佔比由2016年底的95.1% 提升至96.3%,[1]移動網絡的主導性地位進一步增強。各媒體也開始了新一輪的用戶注意力爭奪戰,全球媒體變革的主戰場不止停留在新舊媒體的博弈層面,新媒體本身也産生了顛覆性的變革:移動媒體全面向市場展開、互聯網的深度發展徹底改變了以媒體機構為主導的媒介生態。[2]而在新聞生産領域,媒體數量不斷增加,新聞生産模式不斷更新,用戶獲取新聞信息的媒介邊界在不斷弱化,社交媒體在新聞獲取和傳播的過程中影響力不斷擴大,[3]進而對整個新聞傳播生態與媒介的社會治理功能發揮産生影響。

  一、部分社交媒體帶來的媒介環境

  繼“後真相”(post-truth)被《牛津詞典》選擇作為2016年度詞語之後,“假新聞”(fake news)又在2017年被柯林斯詞典點出。一方面,這兩個年度詞語説明媒介作為感官的延伸,在人們生活中逐漸佔據愈加重要的地位。尼爾·波茲曼在《技術壟斷》中強調了過剩信息對于人類文化和理性發展的危害,面對如今的新聞傳播環境,我們也不禁懷疑,信息還能為人們生活減少不確定性嗎?另一方面,這兩個詞語在西方社會的流行與政治頗具關聯,在中國,可否找到它們發揮作用的合適語境?我們認為,2017年社交媒體已然將“後真相”帶到大家身邊,並在型塑媒介環境的過程中形成了以下社會治理的困境:

  困境一:情感先行下真相的消解

  2017年,“後真相”作為批判性話語頻繁出現,代表過度訴諸個人信仰和情感而忽略客觀事實的傾向,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媒介事件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在傳者即受者的傳播環境下,用戶有了解讀信息、傳播信息的主動權,他們憑自己的情緒或價值取向轉發評論或二次加工,通過在社交平臺進行傳播,使新聞自身産生改變,形成與現實有距離的“擬態環境”。

  困境二:快速發布中核查的缺位

  社交媒體的興起使傳播主體更加多元,傳播格局更加復雜。同時,碎片化傳播的特點讓還原事情真相變得困難,人們注意力的彌散與核查事實的成本提升構成了深刻的矛盾。可靠信息來源與調查方式的缺失,使反轉新聞成為社交媒體輿論的一種獨特景觀。在清博輿情梳理的2017年十起網絡輿情反轉案例中,“12歲女生謊稱遭老師強姦”“陜西榆林産婦墜樓事件”“幼兒園虐童案”等事件在發生時均引起巨大反響。一係列 “反轉”新聞反映出“後真相時代”新聞價值標準在某些傳播中的轉變:時新性向實時性轉變;顯要性向實用性轉變;接近性向親近性轉變;趣味性向媚俗性轉變。[4]反轉新聞的産生不僅使得新聞真假難辨,而且嚴重衝擊媒體公信力。同時,反轉新聞中不同立場的擁躉者會為自己所屬的群體利益吶喊,卻缺乏相互理解和包容,很容易造成群體對立,也易將某個具體事件上升為群體衝突。[5]

  困境三:誕生“繭房”效應的技術悖論

  算法技術使新聞聚合平臺成為了更便捷的新入口,公眾自身的信息需求並非是全方位的,互聯網服務特別是社交媒體根據用戶的個人特徵、行為和社會關係,“過濾泡沫”做出個性化內容定制,人們會習慣性地將自己包裹在由興趣引導的信息中,從而進入“回音室”。我們傾向于在網絡中確信已有意見的事實,事實和觀點已經不再涇渭分明。

  二、三個維度分析2017媒介治理

  所謂“後真相”時代,“情感”先于“事實”的價值判斷本身已令人擔憂,而這種取向也為虛假新聞的滋生提供了溫床。縱觀2017年,面對後真相與假新聞對新聞傳播生態的威脅,可以發現各方主體都做出了積極的努力。本文從三個維度進行梳理,試圖勾勒2017年媒介治理的發展圖景。

  維度一:理性規制,國家層面的治理創新

  1.十九大報告提出營造清朗網絡空間

  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提出,要高度重視傳播手段建設和創新,提高新聞輿論傳播力、引導力、影響力、公信力。加強互聯網內容建設,建立網絡綜合治理體係,營造清朗的網絡空間。落實意識形態工作責任制,加強陣地建設和管理,注意區分政治原則問題、思想認識問題、學術觀點問題,旗幟鮮明反對和抵制各種錯誤觀點。

  2.全國人大常委會將加強新聞輿論工作列入工作要點

  2017年4月1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2017年工作要點》正式發布,《工作要點》明確指出需堅持正確輿論導向。認真貫徹黨中央做好新形勢下意識形態工作要求,全面加強人大新聞輿論工作,牢牢掌握意識形態工作主動權。精心組織代表大會和常委會會議的新聞報道,講好中國故事、講好人大故事、傳播中國聲音、展現中國風採。加強人大新聞發布工作,妥善回應社會關切,把握輿論引導先機。

  3.“十三五”規劃對傳媒工作的展望

  《“十三五”國家信息化規劃》指定了行動目標:到2018年,網絡文化服務在公共文化服務體係中的比重明顯上升,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融合發展水平明顯提升;到2020年,形成一批擁有較強實力的新型媒體集團和網絡文化企業,優秀網絡文化産品供給和輸出能力顯著提升。並確定了加快文化資源數字化進程、推動傳統媒體與新興媒體融合發展、加強網絡文化陣地建設、大力發展網絡文化市場等具體措施。

  4.《網絡安全法》《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管理規定》正式施行

  2017年6月1日,《網絡安全法》正式施行,這是我國網絡安全領域的基礎性法律,充分體現了信息化發展與網絡安全並重的安全發展觀。對于網絡輿論環境的規制具有重要的約束和指導意義,為切實營造清朗網絡空間、堅實新聞傳播輿論陣地提供了有力支持。與《網絡安全法》同日實施的《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管理規定》將使得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管理進一步規范和健康發展。《規定》提出,通過互聯網站、應用程序、論壇、博客、微博客、公眾賬號、即時通信工具、網絡直播等形式向社會公眾提供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應當取得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禁止未經許可或超越許可范圍開展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活動。

  5.專門領域的法規推進

  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四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影産業促進法》作為我國宣傳思想文化領域第一部促進産業發展的法律,自2017年3月1日起施行。

  《食品安全欺詐行為查處辦法(徵求意見稿)》中將編造、散布、傳播虛假食品安全信息的行為認定為食品安全信息欺詐,其涉及的對象不僅有單位、個人,還包括媒體。值得注意的是,《辦法》中強調了協同治理的理念,指出治理食品安全謠言不僅需要法律,還要建立監管部門、科研機構、公眾傳媒、科學家和産業界的協作機制。

  維度二:價值重塑,專業主義的倫理討論

  有學者指出,新媒體的技術賦權不僅使新聞線索採集者身份構成發生改變,信息數量急劇增多,也使一些新聞工作用核實進行約束的原則逐漸讓位,新聞核實在時間上壓縮,從新聞生産環節上被取消。而更為深層次的危機是,後真相時代的公眾不再以真相作為自己觀念和行動的起點,代之以體驗誠意和狂歡。“新聞遊牧者”以自我為中心,在多個平臺間切換,找到需要的新聞。推送感興趣新聞內容的算法沉浸在輕松愉悅的氛圍,忘記了真相。反轉新聞,很少人思考自己在其中扮演了什麼角色,並沒留下教訓。[6]

  面對“後真相”時代頻繁發生的媒體倫理失范事件,學界在呼喚新聞專業主義的回歸和重新定位。在人人都是記者的時代,專業和業余、理性和情感、記者和非記者之間的界限日益模糊,傳統的新聞專業主義如何在互聯網環境中繼續?新聞專業主義需要在互動的新媒體形態下重新建構,要站在一個理性、客觀、中立的主持人角色,促進大家的理性表達和相互認知。要以發展的觀點看待新聞專業主義,既要看到它的不足與理想的色彩,也要看到它的堅守和意義。[7]

  新傳播環境下,我們提出不僅要堅持新聞專業主義的核心理念,更要將它們與變化著的現實情境相勾連,使之煥發出新的生命力,激發我們建設更加民主和理性原則的公共生活,打造一個多元和開放的前提下更加心平氣和、更加公正而且穩定的社會。[8]

  維度三:公共討論,媒介視角下的協同治理

  2017年11月,許多媒體人的朋友圈被一份《新媒體環境下中國調查記者行業生態變化》報告刷屏,中山大學張志安教授、曹艷輝博士在報告中提到全國新聞調查記者的人數下降到一個很低的數字。這不禁令人想到近年媒體人的離職潮。我們對2017年傳媒領域引起業界與學界關注的新聞事件與重要活動進行了觀察。一方面,在2017年引起社會高度關注的新聞事件中,專業媒體能夠主動承擔起引導輿論回歸理性的使命,在例如“榆林産婦墜樓”“船員跨國討薪維權”等事件中快速反應、堅守責任,做出了有公信力和影響力的新聞報道。另一方面,專業媒體也在促進行業自律、重塑媒介倫理、履行媒體社會責任等方面積極發揮引導作用。2017年4月26日,人民日報社等10家單位聯合發起成立“中國新聞媒體版權保護聯盟”並發布《中國新聞媒體版權保護聯盟宣言》;9月1日,全國首個省級新媒體專業委員會在浙江省成立,並通過《浙江省新媒體自律公約》,為新媒體行業自律樹立規范和參照標準;9月17日,復旦大學新聞學院與騰訊網和騰訊內容管理辦公室聯合舉辦“移動互聯時代的內容傳播與社會責任高峰論壇”,並發布《騰訊網媒體社會責任報告·2017(上)》,為新媒體的社會責任履行情況提供了分析標準。

  更重要的是,自媒體與專業媒體也呈現出更多互相協作的新聞推進模式,通過逐漸明確定位、轉變傳播功能,顯露出在事實核查中的強大能力,促進了理性公共空間的建構,讓我們看到了群體極化轉向群體智慧的可能性。《南方周末》的報道《刺殺辱母者》使“于歡案”掀起了輿論熱潮,主流媒體的輿論引導,全國網民的關注與理性討論,最終通過法庭上的博弈而息訟止爭,彌合輿論撕裂,凝聚社會共識。魏永徵教授基于對“于歡案”中輿論變化及引導的諸多特點研究,指出網上極化現象不可避免但並不可怕而且是可以克服的。[9]

  三、2018媒介治理中的媒體責任

  回顧2017年中國的媒介治理,在紛繁復雜的變化之中,依然有以上幾條線索清晰地呈現出來。當前,公眾對社交媒體獲取新聞的依賴程度不斷加深,但公眾媒介素養仍然堪憂。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準確把握媒介發展的主流趨勢,結合中國語境和社會需求,有效治理媒介輿論和信息傳播中出現的各種問題,成為推進媒介善治的重要議題。

  習近平總書記在致中國記協成立80周年的賀信中談到,希望廣大新聞工作者在牢記黨的新聞輿論工作職責使命的同時,堅定“四個自信”,保持人民情懷,記錄偉大時代,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國聲音,唱響奮進凱歌,凝聚民族力量,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不斷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10]面對後真相現象的挑戰,媒介在新聞生産過程中,首先需要更加確定信源、注重細節、保持警惕。在堅守信息倫理和公共治理觀念的基點上,堅定新聞專業主義理念,真正構建新時代良好的媒介生態和信息秩序。

  2018年,持續推進的科技、資本與傳媒的深度融合將為媒介帶來新的發展機遇。立足前沿科技、規范傳播手段、履行社會職責、建立公共信任、貼近民眾多元需要,圍繞黨和國家進入新時代的節奏不斷優化發展路徑成為媒體的使命和職責。(作者單位:西北政法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注釋】

  [1] 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第40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R],2017年8月

  [2] 方興東,陳帥,徐濟涵,夏鴻許,祎玥.2012—2017年全球新媒體發展特徵[J],2017(11)

  [3] 李良榮,袁鳴徽.中國新聞傳媒業的新生態、新業態[J],新聞大學,2017(3)

  [4] 易艷剛. “後真相時代”新聞價值的標準之變——以“羅爾事件”為例[J]. 青年記者,2017,(04)

  [5] 人民網輿情監測室發布2017年上半年輿情分析報告[R].http://yuqing.people.com.cn/n1/2017/0710/c209043-29395003.html,2017年7月

  [6] 南垣飛雪,胡翼青. 後真相時代新聞專業主義的危機[J]. 青年記者,2017,(16)

  [7] 吳飛, 孔祥雯. 反思新聞專業主義[J]. 新聞記者, 2017(10)

  [8] 潘忠黨,陸曄.走向公共:新聞專業主義再出發[J].國際新聞界,2017(10)

  [9] 魏永徵.群體智慧還是群體極化——于歡案中的輿論變化及引導[J]. 新聞記者, 2017(11)

  [10] 習近平致中國記協成立80周年的賀信[z]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7/1108/c1024-29634919.html,2017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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