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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媒體時代,尤需做“專才”

2018年06月08日 15:09:18 來源: 《中國記者》雜志

泛媒體時代,尤需做“專才”

——一名“老新聞”走過的由“雜”而“專”之路

  作者的話:記得20年前,我曾應《中國記者》編者之約,寫過一篇短文《記者與學者》,講的是我一直倡導並身體力行的一個理念——記者應當學者化。如今,編輯再次約我寫篇文章,這倒給了我一個契機,回望一下自己走過的40多年辦報之路,確實有些感受值得與年輕同行們分享。譬如,關于“雜家”的話題。

  □ 文/侯 軍

  侯 軍

  深圳新聞學會副會長、高級記者、深圳特區報原副總編輯

  我是1977年底進入天津日報社當記者的。一入門,就聽老一代報人傳授經驗説,幹新聞這一行,一定要讓自己成為“雜家”。有一位老編輯還悄悄告訴我,當年,人民日報的老總編輯鄧拓專門寫過一篇文章,叫《歡迎雜家》,講的就是做好記者的“獨門秘訣”,一定要找來讀一讀。當時,鄧拓的《燕山夜話》還是沒解禁的“毒草”,市面上根本見不到。老同事説報社圖書室就有,他還幫我找熟人“順”出一本。我如獲至寶地讀了這篇《歡迎雜家》,為了記牢還認真抄了一份留底,才把原書還回去。從此,自己就在心裏確立了一個目標,要努力讓自己成為一名“雜家”——無論採訪什麼人,無論涉及哪一行的事兒,都要先讓自己成為內行。因為鄧拓説了,“真正具有廣博知識的雜家,卻是難能可貴。”

  此後幾年,我節衣縮食,瘋狂購書,作為對十年浩劫中嚴重書荒的心理補償;而且如饑似渴地讀書,五花八門、三教九流,什麼雜書閒書、有用的無用的,什麼都讀。其目的就是要讓自己“雜”起來。而在最初的新聞實踐中,我也切切實實感受到了知識的貧乏或廣博對于新聞採寫是何等的重要。具體説來,當一名記者具備了廣博的知識儲備,那麼你採訪任何行業的人物和事件,都能佔據一個無形的“制高點”,相反,如果你的知識貧乏視野局促,你就會錯失採訪良機,留下終身遺憾——在我的記者生涯中,永遠忘不了這樣一件事情:那是在20世紀80年代初,我還是記者隊伍裏的一員新丁,一天,突然接到一個指令,替一位休假的同事到一所大學去採訪著名物理學家楊振寧。當時我還是農村部記者,屬于臨時“客串”,對他所從事的研究所知甚少,時間也不容許我做充分的準備。而且,到了之後才被告知我只有15分鐘的單獨採訪時間,頓時心慌意亂,當我怯生生地提出第一個問題時,對方就微微皺起了眉頭。接著,他讓助手找來幾份資料,很客氣地對我説:“請記者先生先讀一讀這些材料吧,您剛才提的問題,我很難在15分鐘裏解答清楚,似乎也沒有這個必要,因為它太……哦,因為它在這些資料裏,都已經寫得很清楚了,您明白我的意思嗎?”我當然明白這是什麼意思。這次失敗的採訪給我早期的記者生涯留下了一個羞愧難當的印記。而幸運的是,幾年以後,同樣是採訪楊振寧,我卻得到了一個“就地翻盤”的機會——那是在1985年秋天,當時我已是天津日報政教部主任了。一位負責高教報道的記者匯報選題時説,南開大學請回著名數學家陳省身創建南開數學所。屆時諾貝爾獎獲得者楊振寧要專程前來祝賀。我立即意識到這是一個難得的新聞線索。當時這位記者還是剛剛到崗的新人,對採訪如此重量級的名人心存畏懼,希望我能跟她一起去。我腦海中頓時浮現出自己當年的窘境,自然體會到一名新記者此時此刻那種緊張心理,當即答應與她一同採訪,並一同研究採訪計劃。這時,我此前“惡補”的那些雜學就發揮了關鍵性作用:世人皆知楊振寧是陳省身的學生,但往往不清楚陳省身還是楊振寧的父親楊武之的學生;而且,當年楊武之曾寫詩讚譽陳省身,若幹年後,陳省身又寫詩讚譽了楊振寧……我為此次採訪定制的採訪計劃,第一個問題就是從這“兩代師生”的兩首詩來破題……

  那次採訪非常成功:當時,主辦方安排兩位科學家會見記者的時間也只有15分鐘。我因為有過一次“滑鐵盧”的教訓,怕被認出影響採訪效果,就讓同去的記者搶先提問。她把我們事先準備好的問題伶牙俐齒地拋了出去,只見陳楊二位相視一笑,頓時來了興致,楊振寧拿過話筒,滔滔不絕地講開了,從楊陳兩代人的師承淵源講到西南聯大,又講到在美國科研的突破與“陳氏定理”的關係,最後還講到陳先生回到南開創建數學所的意義……轉瞬之間,半個小時過去了,預定的見面會嚴重超時,現場的幾十位記者連提問的機會都沒撈到,整個見面會變成了我們所在媒體的“獨家專訪”,而此次專訪的絕妙之處在于:只提了一個問題,就得到了“超值”的回應。在工作人員的催促下,楊先生不得不放下了話筒,顯然意猶未盡,而坐在旁邊的陳省身先生似乎還有話要説。主辦方悄悄徵詢兩位科學家的意見,結果是,兩位記者“破例”被邀請與他們同車前往下一個參觀點,一路上又延續著剛才的話題,談了很多趣事。當天夜裏,我們趕寫出一篇既有現場感又有縱深感的新聞通訊《雙星會南開》,登上《天津日報》頭版頭條。這篇稿件榮獲了當年的中國好新聞獎,只不過獲獎名單上沒有我的名字,因為在稿件見報前我把自己的名字劃掉了。對我來説,獲獎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用自己的實力抹去了前番失敗的陰影。

  這正反兩方面的教訓,使我萌生了倡導“記者學者化”的念頭,並且在天津日報政教部裏著實“鼓吹”了一番。不過,説句老實話,在當時的社會大背景下,倡導“記者學者化”其實有些不合時宜,大家關注的熱點是“下海經商”、是盡快變成“萬元戶”,一些編輯記者考慮更多的是如何讓自己的家庭“盡快實現現代化”……因此,任憑我“鼓吹”了半天,卻應者寥寥。于是,我只能也“以身試法”,先逼著自己向著“學者化”的方向去努力。

  轉眼之間,40多年過去了,我不敢説已經實現了當年的初心,但至少沒有虛度光陰。如今,我已到了臨近退休的年齡,有時,夜深人靜之際,獨自環顧書架上歷年出版的幾十本著作,心裏還是聊堪自慰的。

  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時代的進步,新聞業態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以前靠“博聞強記”“博覽群書”才能達到的知識儲備,如今似乎不用那麼“辛苦”就能唾手可得,無論需要什麼知識和信息,只需在手機上點幾下立即就會“奔來眼底”。如此一來,以往被推崇的“雜家”,似乎也不再那麼“難能可貴”了。知識爆炸信息爆炸已經遠遠超越了傳統意義上的“學問”,信息科技帶來的巨大變化,已使當今的媒體人擁有了無遠弗屆的眼界和瞬間即至的快捷。當此之際,“廣博”已經不在話下,而“專精”則成了各大媒體的“稀缺資源”。1993年2月,在南巡“談話”掀起的新一輪的改革開放大潮中,我來到深圳特區,加盟深圳商報社。2001年從《深圳商報》被調到剛剛合並成立的深圳報業集團擔任副總編輯兼係列報刊編委會總編輯,分管十幾家子報子刊,內容涉及到新聞焦點、旅遊文化、汽車時尚、青少年教育等方方面面。分管的領域涉及面寬,自然使我的“雜學”一度非常管用。但是,過了不久就發現,雜而不專“雜而不深”雜而不係統,往往只能觸及淺層次的問題,一旦深入到各個報刊的專業領域,我就很難再有發言權了。至此,我對做新聞應為雜家的“傳統觀念”開始有了新的變化。剛好在2005年前後,我又轉崗到《深圳特區報》主管文化體育等部門,策劃和編輯副刊又成了我的主業。此時,我不再一味鼓吹“雜家”了,而是大力倡導每名編輯記者都應成為一個領域的專家,其專業水準必須達到行業公認的“意見領袖”的水平。為了推進人才的專業化轉型,我還與部門主任們商議了一些“度身定制”的崗位安排,核心是讓最擅長的人去做他最喜歡的事兒,開綠燈,分小灶,期待著沉潛漸進日積月累會涌現出各個門類的專才。我還提出一個“苛刻”的要求:記者去採訪各類文化藝術的專業研討活動時,應當追求的不僅僅是旁聽的採訪者,而且是正式的發言者,乃至成為受邀去發表真知灼見的專家,“你的胸牌應該是代表證,而不能滿足于只是個採訪證”。此議一出,我就聽到有人抱怨,説這是“加壓加碼”,很難做到。如今,又是十多年過去了,我雖已退居二線,但卻欣喜地看到,當年所倡導的“專家”路線已開始形成一定的規模效應。就以我分管的文藝副刊部為例,當年的一班副刊編輯,通過各自堅持不懈的努力,已在各自的媒體平臺上八仙過海、各展所長,如今大部分卓然有成,有的成了“海洋文化專家”、有的成了“敦煌文化專家”、有的成為“流行音樂全才”、有的成為“電影理論權威”……即便是在當今紙媒遭遇極大困境時,他們的專業素質也為其贏得了相對廣闊的職場空間,有的被調到子報當了總編輯,有的轉行到大企業做了“音樂總監”,也有的直接去大學當了教授……

  我很欣慰,甚至比自己出了多少著作還要高興。我深知,人才成長的關鍵要靠自身的資質和長期的努力,但是,環境的營造和路向的指引無疑也非常重要。現在大家常説一句話:“不忘初心,方得始終”。我覺得,這些同事以其各自的成功,助力我實現了在新聞從業之初就立下的一個“初心”。為此,我要感謝他們,並將他們的成功引為自豪!

  至于我自己,不得不回到“雜家”這個話題上——早期成就記者生涯的確實是這條“雜家”之路。然而後來卻一路“雜”了下去,未能及時轉向“專精”,不免感到一絲遺憾:幾十年下來,除了新聞這個本行之外,我涉獵的范圍過寬、感興趣的領域也太多了,寫過小説、雜文、散文、報告文學;出版過“輿論社會學”專著、研究過“茶文化”、癡迷過“藝術美學”、鑽研過“西方藝術史”、編導過電視紀錄片……就像狗熊掰棒子,一路掰一路扔,雜是夠雜了,但每個領域都是淺嘗輒止,深度嚴重不足。最早就雜與專的問題給我提醒的,是我的書法恩師寧書綸先生,他對我的字有句評點,叫做“臨帖雖多,收束不夠。”他給我的建議就是四個字“由博而約”。自我檢討起來,豈止是書法,在其他方面,我也是失之于興趣太廣,轉向太快;到處挖井,出水不多。幸好,隨著年齡漸長,認識也逐漸加深,近年來開始有意識地收縮戰線,也就是按照寧先生所説的“由博而約”,漸漸把注意力集中于鑽研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書畫理論方面,並且陸續有了一些收獲——近年來,我在各類專業學術雜志上刊發了十幾篇有一定學術分量的論文,如在陜西師范大學學報上發表了《中國畫與世紀現代潮》,在《西泠藝叢》上發表了《宦海風波幾度看——簡論張宗祥的為官之道與文人風骨》,在《敦煌研究》上發表了《饒宗頤與敦煌書風》,在《中國篆刻》上發表了《詩意的方寸》……

  此外,我還經常應邀到各大高校去做有關文化藝術的主題演講,單是2017年下半年,就先後在南開大學講過《日本浮世繪與中國木板年畫》,在清華大學講過《內外之辯——紀念張仃先生百年誕辰》,在香港中文大學(深圳)講過《孤獨的大師——從西方美術史看藝術家們的時代命運》等。此後,又受聘為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人文學院特聘教授,為該校本科生開設了一門西方藝術史(人物與作品欣賞)的通識教育選修課,受到了年輕大學生的熱烈歡迎。

  回顧40年的新聞生涯,真是苦辣酸甜,百感叢生。慶幸命運很早就把我推進時代的大潮,在波峰浪谷間沉浮跌宕,在眾聲喧嘩中被錘煉成一名能夠在各種新聞崗位上應付自如的“雜家”;同時也慶幸科技的進步又把我逼進一個全新的信息時代,並且在一個新興的城市裏品味著求學問道的寂寞。如今老之將至,才逐漸接近“術業有專攻”的境界。我沒有正式考入過大學,可以説基本是靠自學走上了新聞之路。如今,除了對編報紙寫文章我可以自詡“專家”之外,對其他領域,盡管興趣濃鬱,卻依舊不敢妄稱自己是“專家”。我至今依舊跋涉在求學問道的路上。只不過,現在已開始體味到學問對個人生命的滋養,那種豐贍和澄明,確實是人生難得的一種境界。當然,對學問之事也確實比入道之初多了幾分清醒。只可惜,這種清醒來得有些晚了——我常常想,為什麼最早給我提醒的是一位書法家而不是報界中人呢?要是早一點有新聞界的同行給我提個醒,豈不是更好麼?

  正緣于此,我今天就借此機會,與年輕一代媒體人分享一點我的教訓:新聞生涯需要認真的自我設計,由雜家入門,可以廣博其視野,撐大其格局;打下堅實基礎之後,則應找到適合自己的最佳切入點,深鑽細研,精耕細作。在當今這個“泛媒體時代”,你要比別人做得好,就必須努力讓自己成為某一領域的專才。這,也是我今天寫下此文的初衷!

  2018年4月2日于北京寄荃齋中(作者是深圳新聞學會副會長、高級記者、深圳特區報原副總編輯)

【糾錯】 [責任編輯: 薛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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