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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人的職業身份,更清晰還是更模糊?

2017年03月20日 14:51:02 來源: 《青年記者》雜志

  自媒體的崛起,讓原本清晰的媒體邊界變得模糊起來:很多自媒體雖沒有採訪權,實際上也在做公共信息生産傳播的工作,傳統的媒體邊界被打破。與此同時,記者的職業身份也面臨著衝擊:UGC時代,人人可以成為傳播者,社會對記者的身份認知在模糊;記者的自我職業認同也在降低,職業身份焦慮感增強。

  新技術帶來的新傳播力量勢不可擋,記者這一職業身份會越來越模糊還是會逐漸清晰?從職業新聞人的立場出發,我們應致力于哪種變化?這恐怕是我們需要清醒面對和認真探討的問題。

  現象:職業新聞人的身份困惑

  受過新聞專業教育、供職于傳媒機構,這是傳統意義上的新聞人的身份認定要素。傳統的傳播渠道的封閉性讓新聞人的産品具有無可替代性,新聞人的職業權利具有獨享性,新聞人的職業身份界定清晰明確。而基于數字網絡技術的自媒體和社交媒體如今風靡全球,Twitter、Facebook、YouTube等微博客、社交、視頻網站成為普通民眾自主發布和分享信息的便捷載體。人人都有麥克風、新聞“全民DIY”的媒體時代已經到來。

  在這樣的傳播環境下,公眾對記者這一職業身份的要求和認知開始模糊:相對于探尋社交媒體上轉發的某條信息來源于何處,更重視信息本身是否值得關注。信息是否由“專業”渠道提供,逐漸被忽視。

  更讓職業媒體人困惑的是,由于非職業新聞人幾乎不受職業規范的外在約束,也不存在職業道德的自我反省壓力,往往會以更“辣眼”的傳播方式吸引更多的眼球。一個比較著名的例子就是紀許光微博反腐引發的爭議。紀許光是南方都市報原深度報道部記者,後來辭職。2012年11月20日晚開始在新浪微博揭露雷政富事件,並隨後在微博上直播自己的反腐行蹤,稱自己“單刀赴重慶”,秀“吻別兒子”照片。這些高調的行為被包括他的老東家南方都市報的編輯記者在內的很多職業新聞人認為是“令人反感的自我炒作”,卻贏得了眾多網友的讚譽,被認為是“有良知的”“真正的記者”。

  被職業新聞人批評的“不專業”的行為,卻博得了很多網民的好感。這説明,職業新聞人的新聞産品與網絡受眾偏好之間的差距已經是不可忽視的問題。而這並不是一個孤立的例子,在自媒體廣泛參與的很多突發事件及重大事件的報道中,自媒體用戶對新聞的即時性、新奇性的追求,已經對客觀、準確、真實等新聞原則産生了衝擊。非職業新聞人被讚譽為“真正的記者”,而那些冷靜自制的職業新聞人,卻被忽視甚至質疑。公眾對新聞人職業身份認知的模糊和錯位,已經給職業新聞人帶來糾結感挫敗感,甚至是職業焦慮:人人可以成為記者,職業新聞人將何去何從?

  不僅如此,機器人寫作、無人機拍攝、數據新聞的大行其道,也將使新聞人的職業邊界愈發模糊。機器人、無人機只是一個開始,隨著人工智能和媒體的深度融合、人機共體時代的到來,新聞人的職業邊界或將被無限突破。而在數據新聞的開發和使用過程中,網絡工程師、數據分析專家的作用甚至會比職業新聞人更重要。

  反思:中國新聞職業化與新聞專業規范的短板

  綜上,自媒體的傳播方式和在社會生活中的普及模糊了新聞人的職業邊界,弱化了新聞人的職業權威。職業新聞人需要反思的是:縱然新技術帶來的新傳播力量勢不可擋,為何公眾不能將這些“非專業”力量與職業新聞人進行自覺的區分?為何新聞人在新的傳播力量面前,不能以專業優勢顯示出與他們的不同?

  筆者認為,這一定程度暴露了我國新聞職業化的不足與新聞專業規范的短板。

  職業化是一個行業或專業成熟的標志。職業化的好處至少體現在以下幾點:保證行業利益,維護行業職業標準和要求;強調行業的獨立性、權威性、不可替代性。從世界范圍看,自新聞業創立之日起,新聞人就謀求獲得與醫生、律師等相同的社會地位和職業認同。在我國,職業新聞人出現在20世紀初,改革開放後,新聞職業化建設卻沒有跟上媒體的發展速度,職業化意識也較低。

  對于怎樣才能成為一個職業,我國並沒有一個通行的,或者是適應性較強的考察標準,而是由國家制定各行業的具體的職業化標準體係來體現某一職業的標準。比如,中國的法官職業化體係是最高人民法院依據《法官法》,並結合審判工作的規律、法官的職業特點等擬定的。包括:法官職業準入標準、職業意識、職業道德、職業技能、職業形象、職業保障、職業監督七項。而我國的新聞工作目前還沒有類似這樣的職業化標準體係。①

  在西方,新聞專業主義作為新聞業的職業制度成為實踐操作中的指針。在我國,20世紀初,張季鸞、鄒韜奮等老一輩新聞人開拓、探索和實踐著他們時代背景下的新聞專業主義。20世紀90年代,我國學者開始引入西方的新聞專業主義研究,在業界,以《財經》和央視《新聞調查》為代表的媒體(欄目)成為新聞專業主義堅定的實踐者。

  雖然至今新聞專業主義的含義從未形成一個統一的認識,但是,新聞專業主義所主張的新聞的客觀與中立、專業自主、社會責任、職業化教育與操作、專業自律,無疑對新聞業的規范健康發展、新聞的職業化大有裨益。尤其是在上世紀90年代至本世紀前十余年媒體快速發展時期,面臨經濟利益、商業利益誘惑的媒體暴露出很多問題,如果新聞專業主義中一係列規范新聞工作的職業倫理、行業自律等方面的主張能夠得到更為普遍的提倡和接受,新聞工作者的職業道德水平、社會形象應該會更好。

  新聞專業主義在我國新聞界並沒有大行其道。筆者認為,一方面的原因是,在新聞業界,快速發展帶來的繁榮讓媒體領軍者忽視了自身建設,沒有將建立包括專業規范在內的職業化標準體係放入頂層設計。二是,“拿來主義”下的新聞專業主義研究沒有實現很好的本土化。新聞專業主義是西方主流的理性主義和科學至上的思想對新聞傳播活動進行反思的産物,它主張記者把自己與所處的政治、社會和文化語境剝離開來,做到與社會現實的“疏離”,從而對新聞事實進行最客觀和理性的再現。而我國新聞工作者身上普遍帶有傳統知識分子經世濟民的歷史使命感,傳統文化中“文以載道”“鐵肩擔道義”的思想,與新聞專業主義中西方新聞強調的理性、“疏離”呈現出一種緊張狀態。這可以從當年柴靜與閭丘露薇的衝突中觀察一二。柴靜認為“採訪是一種抵達”,“做新聞關心的是新聞中的人”;閭丘露薇則認為“記者應當把自己隱藏在當事人和新聞事件背後”,“做新聞只關心新聞中的人,而不是新聞事件背後的原因,那就變成了一個單純的傾聽者,是不稱職的”。這充分體現了兩種不同觀念的碰撞。

  此外,新聞專業主義理論本身也存在先天的缺陷和不足,在其實踐運用中,經常會遭遇公眾的質疑和批評。央視新聞評論員王志安2012年在浙江溫嶺“幼師虐童”事件中的“細節論”引起眾怒就是一個例子。“幼師虐童”事件曝光後,王志安在其微博稱,通過採訪得知,“虐童照”中倒立在垃圾桶裏的孩子,不是被“扔的”,而是被“放進去的”,而且“被揪著耳朵提起來的孩子,放下來之後,笑了”。他希望觀眾能通過這些“細節”抵達真相,但遭到大批網友炮轟,有人甚至質疑他有“博出位”的炒作嫌疑。對于網友的炮轟,王志安表示“我仍然希望對細節苛責,只有這樣,才能抵達真相”。②

  “苛責細節,抵達真相”,是典型的新聞專業主義的主張。但是在公眾的眼裏,這樣的專業主義,被認為是“摳字眼”“出洋相”,是“拋出一堆與核心問題毫無關聯的細枝末節,來幹擾視聽和混淆大眾判斷”。在這些批評聲中,我們可以看到新聞專業主義存在的先天不足和後天的水土不服。這讓興起于西方的新聞專業主義在中國新聞界的推廣遇到社會和業內的雙重阻力。

  但是我們也並未建立起,或者改造出屬于我們自己的新聞專業規范。國家層面我們缺少《新聞法》這樣的法律法規對新聞傳播行為進行外在的管理和規制;行業層面,新聞的職業倫理遠未成熟,職業自律意識不足,這導致我國新聞界從職業道德到專業水準,都暴露出很多問題。虛假新聞、有償新聞、有償不聞、新聞敲詐、新聞尋租、貪污頻發,新聞業在快速發展的同時,問題也在大量出現,媒體公信力下滑,社會對新聞記者的評價下降。

  綜上,新聞職業化的不足和新聞專業規范的缺乏,使新聞媒體和新聞人在新的傳播力量面前難以以高人一籌的職業規范和專業能力顯示出專業權威性。在受到蓬勃發展的外來力量衝擊時,媒體邊界、職業邊界被模糊甚至被同化也就不讓人意外了。

  探尋:邊界工作,一個可能的視角

  毫無疑問,隨著新技術和新的傳播平臺的不斷涌現,職業新聞人的話語權和權威性會繼續受到外部力量的衝擊,職業邊界、身份邊界會繼續模糊化。職業新聞人不能放任這種邊界被模糊的趨勢,應該盡快建立起較強的職業邊界意識,並通過專業規范的重建加強新聞人的自我認同和社會認同,重樹職業權威。

  新聞業如何建構自身的職業邊界也是當前西方新聞學界關心的話題,“邊界工作”被新聞學者們引入新聞學研究。邊界工作是科學社會學家吉爾因1983年在研究科學劃界問題時提出的概念,旨在討論科學家如何在科學與非科學之間建構邊界。即“科學家選擇性地賦予科學體制(即其從業者、方法、知識存量、價值和工作的組織)一些特性,以建構一條將一些知識活動區別為‘非科學’的社會邊界”。邊界工作有助于將專業人士的服務與外部人提供的看似相同但實際不同的服務區別開來;將那些宣稱能夠提供相似服務的外部人驅逐出專業服務的領域。③

  西方新聞界引入這一研究的目的,是以一個局內人的視角,探討在新的媒介生態中,新聞職業群體如何通過特定的話語策略在邊界競爭中維護自身的職業地位。國內現在也有學者對這一理論進行了關注,並對其在中國新聞界的應用前景進行了分析。筆者在此並不想對作為西方新聞理論的邊界工作做出分析和評價,只是想借助這一概念,強調業內應加強職業邊界的意識和行動上的自覺。下面僅從專業規范的重建完善和媒介素養工作的開展兩方面,對新聞職業邊界工作提出建議。

  專業規范是新聞職業化的核心內容,也是媒體機構在各種傳播平臺“大合唱”中保持“領唱”地位的保障。雖然自媒體的興起使普通公眾參與到信息生産活動中來,但是他們更多的是在傳遞動態事件中的事實表象。那些需要通過更深入的調查和訪問才能獲取的事實,如果沒有一定的知識儲備和信息挖掘與呈現的技術,一般普通公眾是沒有能力完成的,需要具有更專業的知識、更科學的方法、更堅強的意志和更專業的精神的職業新聞人完成。也只有具備了這樣的專業能力,社會對職業新聞人提供的信息才會高看一眼放心使用。可見,在自媒體時代,職業新聞人完全可以憑借獨有的專業技能設置職業門檻。所謂職業化,即是健全這方面的規范形成了職業道德理念,進而轉化為行為準則。

  新聞專業主義雖然有先天的不足以及在我國實踐中的水土不服,但是其中很多理念和規范性要求還是很值得業內學習和推廣的。只是在實踐過程中,需要不斷總結與反思完善,將其改造成為適合我國新聞業使用的專業規范。我國的理論界在改革開放後,普遍經歷了借鑒西方研究范式和問題領域的階段,當前,亟需在深入理解中國的社會文化基因、當前傳媒環境基礎上,加強中國特色新聞理論的研究與實踐。

  推進新聞職業邊界工作的另外一個途徑是開展面向社會的媒介素養教育。應該看到,自媒體力量的興起,一方面衝擊了傳統媒體的職業權威,一方面帶來了泥沙俱下的信息傳播局面。自媒體傳播者大都沒有接受過專業的培訓,也沒有媒體機構和行業組織對他們進行管理和約束。未經證實的信息、局部片面的信息、侵犯他人隱私的信息、非理性的情緒化語言在自媒體中比比皆是,甚至還有一些人利用自媒體平臺故意發布虛假信息、煽動性的錯誤觀點。這不僅影響到新聞傳播的質量,對于社會和諧理性發展也是極為不利的。媒介素養教育的開展迫在眉睫。

  這裏提到的媒介素養教育不僅是傳統的主要針對青少年開展如何批判性接受媒介信息的媒介素養教育,更是以社會大眾為主要對象,以如何正確使用、傳播信息為主要內容的新媒介素養教育。新聞媒體在媒介素養教育中應該是積極的推動者和實踐者。一方面可以通過專業的報道,為自媒體傳播者提供學習的典范;另一方面也可以通過媒體的各個平臺或者各種社會活動進行新聞的基本原則和基本倫理規范的普及宣講。這個過程,是提升自媒體空間信息傳播質量的過程,也是媒體機構激濁揚清、重樹職業話語權和職業權威的過程。

  總之,“包打天下”, 不現實,不可能,在社會分工越來越清晰的趨勢下,也更顯不必要。一個職業,如果很容易就被方方面面的人融入、替代,這除了表明技術發展和社會開放度在提高之外,也説明這個職業的專業化門檻太低了。提高專業化水準,需要克服“包打天下”的衝動和漫無邊界的“亂竄”。沒有邊界,就沒有門檻沒有專業;沒有邊界,也不可能厘清職業責任和權利。新的傳播格局對新聞專業性的外部消解必將持續。職業新聞人需要做的是強化職業意識,完善職業規范,重樹話語權威和職業權威。新聞人的職業身份更加模糊還是更加清晰,要看我們自己的努力。

  注釋:

  ①趙金:《中國新聞職業化思辨》,《青年記者》,2006年第14期

  ②華靜言:《央視記者為虐童幼教辯護被批摳字眼》,《新快報》,2012年10月31日

  ③白紅義:《新聞業的邊界工作:概念、類型及不足》,《新聞記者》,2015年第12期

  參考文獻:

  ①陳楚潔 袁夢倩:《社交媒體,職業“他者”與“記者”的文化權威之爭——以紀許光微博反腐引發的爭議為例》,《新聞大學》,2015年第5期

  ②吳飛:《新媒體革了新聞專業主義的命?——公民新聞運動與專業新聞人的責任》,《新聞記者》,2013年第3期

  (作者:趙金 作者為大眾報業集團期刊中心副主編,新聞研究所副所長)

【糾錯】 [責任編輯: 高海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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