簽了合同卻沒勞動關係，送單路上被撞不算工傷？

  餓了點外賣、急事找閃送、出行打網約車……當下已成為許多人生活的“新標配”。近期，外賣&&補貼活動再次上線，不少外賣騎手直呼“爆單”。&&經濟蓬勃發展推動經濟增長，數據顯示，我國新就業形態勞動者達8400萬人，佔全國職工總數的21%。

  然而，算法迭代給傳統勞動關係帶來衝擊，勞資糾紛也隨之而來。新華每日電訊記者調研發現，當前勞動關係認定、工傷索賠等難題，一定程度上困擾着以外賣騎手為代表的新就業形態勞動者。

騎手受傷認定維權難

  鄧偉（化名）是一位外賣騎手。2020年4月，他與某運輸公司簽訂了勞務合同。合同約定，鄧偉不屬於公司員工，雙方不建立勞動關係，不存在勞動關係下的任何權利義務。

  3年多來，鄧偉非常努力，最多時整月無休。他每月需送夠400單，才能拿到2500元底薪，超出部分每單有6.5元報酬。

  2023年6月26日，鄧偉在送餐路上被一輛汽車撞倒，右腿受傷。交警部門認定他對事故無責，肇事車輛投保的保險公司為他支付了醫療費用。

  但傷病讓他無法再繼續工作。“工作時受的傷肯定算工傷吧。”帶着這個樸素的想法，鄧偉向人社部門申請工傷認定，不料工傷認定需要提交他與運輸公司存在勞動關係的證明材料。而他簽訂的勞務合同卻白紙黑字寫着“鄧偉不屬於公司員工”。

  為了爭取工傷賠償，鄧偉申請勞動仲裁，但仲裁庭依據勞務合同確認二者不存在勞動關係。鄧偉對判決結果不服訴至法院，也未獲得一審法院的支持。

  類似遭遇並非個案。2020年2月，同為外賣騎手的周永（化名）在“候單”期間被一輛小汽車撞翻，受傷嚴重。事故發生時，周永剛結束前一單的配送。在騎手系統裏，他仍處於“&&在線”的狀態。

  出院後，周永向人社部門申請工傷認定。然而，與他簽約的公司認為，雖然二者簽訂的是《勞動合同》，但事故發生時，周永並沒有從事配送服務，不符合工傷認定的“三工”要素（工作時間、工作場所、因工作原因受傷），公司先後申請行政復議、提起行政訴訟。

  “‘候單’受傷就不算工傷了嗎？‘候單’也是為了工作啊。”周永實在想不通這些問題。

逃避工傷認定“套路”多

  四川省法學會勞動和社會保障法學研究會副會長王蓓説，與傳統行業的用工模式相比，外賣行業具有工作時間靈活、工作地點多變、工作任務隨機等特點。王蓓列舉了一些公司為了規避勞動關係而使用的“變通之法”。

  一是簽訂“非勞動關係”協議，掩蓋實際用工事實。企業以勞務合同、合作協議等名義與勞動者簽訂協議，強調“自願接單”“無固定工作時間”，以此規避勞動關係認定。

  二是誘導騎手註冊個體工商戶，轉移僱主身份。一些企業強制要求外賣騎手註冊為個體工商戶，將勞動關係轉化為“商業合作”，導致騎手無法主張工傷賠償、社保繳納等權益。

  三是構建複雜的外包體系，模糊用工主體。記者從相關&&了解到，外賣騎手與提供服務的外包公司簽約，已是外賣行業的慣例。一些企業構建多級分包、代理商合作等模式轉移用工責任。面對長長的外包鏈條，勞動者需層層追責，極易陷入“踢皮球”困境。四川省人大代表、律師杜偉在代理的一些案件中發現，部分代理商甚至不具備用工資質。

  面對企業的“十八般武藝”，騎手維權面臨多重困境：

  一是勞動關係認定門檻高。王蓓説，在企業利用優勢地位刻意規避勞動關係的情況下，勞動者很難追溯到真正的用工主體，再加上缺乏合同、考勤記錄等證據，導致舉證困難。

  二是工傷索賠難。杜偉認為，當前一些企業雖然為騎手購買了商業意外險，但往往保額低、免責條款多。像周永那樣在“候單”期間受傷的勞動者，面對企業看似合理的“三工”要素抗辯理由，往往一籌莫展。

  三是維權周期長。當前我國對勞動爭議案件實行的是“一調一裁兩審”制度，往往耗時數月甚至數年，相當一部分案件因證據不足敗訴。

  有關專家還&&，由於騎手群體分散、流動性強，難以形成集體協商力量，一些企業利用信息差和格式合同壓制個體訴求的情況客觀存在。

厘清工作流程抓“三工”本質

  2024年底，對一審判決結果不服的鄧偉上訴至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這一次，他沒有失望。

  在鄧偉案件審理過程中，“我們發現，鄧偉根據公司要求參加培訓考試，應視為受運輸公司規章制度管理。運輸公司通過微信群及指定的App向鄧偉安排送餐任務，鄧偉不能自由選擇到其他門店送餐，事實上形成支配性管理關係。公司還根據鄧偉完成單量情況按月向他支付工資。鄧偉的工作內容也屬於運輸公司的業務組成部分。”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民二庭員額法官陳進梅説。

  確定了這些實質後，原本的“面紗”被刺破，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判決認定了雙方的勞動關係，鄧偉也因此獲得工傷賠償。“候單”時受傷的周永，在歷經行政復議、一審、二審之後，同樣獲得了工傷認定。

  “關鍵在於如何理解‘三工’要素。對新就業形態而言，‘三工’要素的審查前提是厘清外賣騎手工作流程和行業特點。”陳進梅説。

  “現實中，騎手會在前一訂單結束後，前往訂單密集的區域‘候單’。此時的騎手雖然沒有直接從事配送服務，但他是基於工作原因發生了位置上的變化，這符合‘三工’要素條件。”她解釋道。

  相關&&負責人向記者&&，&&正持續通過加強與配送合作商代表、騎手之間就勞動保障、算法規則、申訴機制等方面開展民主協商，收集近千條意見建議，並作出針對性改進。同時，&&也正建立公開和改進算法機制，搭建騎手常態化溝通機制，解決騎手在工作生活中遇到的問題。

專家支招“避坑”“套路”

  為更好地撐起新業態從業者的勞動權益“保護傘”，2022年7月，人社部在北京、上海、四川等7省市開展新就業形態就業人員職業傷害保障試點。截至2024年底，試點省份已覆蓋超1000萬人。今年全國兩會上，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部長王曉萍&&，將擴大新就業形態人員職業傷害保障試點，準備將試點省份從7個增加到17個，並逐步推動在全國實施。

  多家外賣&&也陸續宣布開始試點騎手養老保險補貼，並將騎手商業保險全覆蓋，在新職險試點區域實現除職業傷害保障外理賠責任全部由新商保産品覆蓋。

  受訪專家及法官指出，當前需要進一步加強勞動法律的普及，提升勞動者的法律意識和&&企業的責任意識。有關專家也向廣大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支招”：

  一是與企業簽訂勞動合同時，要注意明確合同內容。特別是關於工作性質、工作時間、報酬支付等關鍵條款。“尤其要明確這份工作是要簽訂勞動合同，還是‘打零工’，以及工作量、工作時間等影響收入分配的問題。”陳進梅説。

  二是注意工作記錄、訂單信息、職業傷害等相關證據留存，以便在發生糾紛時提供有力證據。而用人單位也應進一步完善用工時長、報酬等相關信息的透明化，確保勞動者權益不受侵害。

　　　　　　（新華每日電訊記者吳光於 李力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