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孫子兵法》是中國古代軍事理論的代表作，蘊含着豐富的剋敵制勝智慧。進入信息化智能化戰爭時代，戰爭的有限性、震懾性、混合性等特徵更加突出，凸顯了孫子“不戰而屈人之兵”“伐謀伐交”“安國全軍”等思想的彌足珍貴。《孫子兵法》蘊含的制勝智慧，對於破解當今國家安全和戰爭難題，最大限度地限制戰爭暴力並獲得“全勝”，仍具有重要的現實啟示意義。

  “全勝”的核心思想：謀攻之法，不戰屈敵

  孫子談兵論戰，卻並不認為武力是制勝的唯一手段。他提出以謀攻敵，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全勝”觀，主張盡可能地通過非暴力手段使敵方屈服，以最小的代價獲取最大勝利。

  孫子“全勝”思想，要義是一個“全”字。“全”就是使敵完全屈服，我方不受損失，從而將戰爭的傷害降到最低。孫子主張，以優勢的實力和充分的迎戰準備為前提條件，綜合運用政治、經濟、外交、武力威懾等手段，通過先機制敵、靈活機變、謀勢造勢，制止戰爭的爆發。按照他的主張，大到敵國敵軍，小到敵旅敵卒都可以不戰而使其屈服，從而達到既打敗對方，又保證兩軍生命安全的目的。在孫子的構想中，不但要珍惜我方軍民的生命，而且要重視保全敵方將士和民眾，避免對抗雙方走向國破家亡的結局。

  為達到“全勝”的目的，在戰略謀劃上，要勝敵一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在力量對比上，要處於優勢，“勝兵若以鎰稱銖”；在戰爭準備上，要周到細緻，“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戰而屈人之兵”是理想的結局，但在現實戰爭中，往往需要用某一局部的戰而勝之，換取另一局部的“不戰而屈人之兵”。這一原則從國家戰略層次到戰鬥層次，都同樣適用。不僅和平時期對制止和遏制戰爭有重要作用，即便在戰爭進程中，也廣泛適用，以削弱敵方實力，打擊敵之氣焰，配合軍事鬥爭的勝利。

  戰爭的破壞力是巨大的，“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孫子提出“全勝”之道，主張憑藉己方優勢力量，綜合利用各種手段，通過全面的準備和絕對優勢的持續保持，瓦解敵方的政治基礎和戰略，陷敵於孤立無援境地。他強調以軍事手段運用形成威加於敵的戰略態勢，以較小消耗實現最大化收益，盡量用不戰的方式達成目的。這一思想不同於西方的戰略威懾理論，體現了中國戰略思想的靈活性。

  孫子將“全”作為戰爭的最佳結局，而非一味求“勝”，其目的是將戰爭的損失降至最低限度。“全勝”的關鍵是思維方式和戰略理念的轉變：不僅贏得軍事，更要贏得政治；不僅贏得戰爭，更要贏得和平；不僅贏得利益，更要贏得人心。信息化智能化戰爭，戰爭的破壞力空前巨大，但控制戰爭的手段並未明顯增加。因此，要想在戰時形成制勝之勢，達到“兵不頓而利可全”的目的，就不能等戰爭爆發以後再行動。而應在和平時期，在戰爭準備活動中就勝敵於先。

  “全勝”的實現途徑：伐謀伐交，伐兵攻城

  孫子通過對戰爭問題的深入研究，提出“不戰而屈人之兵”這一戰略思想，主張盡量避免用流血手段來達成戰略目的。

  孫子“不戰而屈人之兵”可分為兩個範疇。“伐謀”和“伐交”屬於“不戰”的範疇；“伐兵”和“攻城”屬於“慎戰”的範疇。其中，把屬於政治外交鬥爭範疇的“伐謀”和“伐交”擺在戰爭手段的首位，通過謀略運籌與外交博弈，不損一兵一卒，是為上策。“伐兵”“攻城”等軍事手段則是不得已而用之的下策。孫子把“不戰而屈人之兵”作為指導戰爭的最高原則，反對窮兵黷武，主張以最小的代價換取最大的勝利。孫子認為，為實現一定的政治目的，既可以採取軍事手段，也可以採取非軍事手段，以這兩種手段、兩種方式去綜合籌劃戰略策略。解決國家之間、政治集團之間的矛盾和衝突的最好方法是採用非暴力手段達成預期目的，即以強大的軍事實力為後盾，綜合運用多種力量，通過挫敗敵方的計謀、破壞敵方的外交等手段，分化瓦解敵人的聯盟，使之屈服。以最全的準備和最小的代價實施行動，把戰爭的危害降低到最低程度，避免給國家、人民造成重大損失。

  “不戰而屈人之兵”理念並非主張完全擯棄戰爭，而是講取勝的關鍵在於強大的軍事實力和周密的預先準備，並輔之以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多種手段，迫使敵人不敢冒險發動戰爭，進而避免戰爭發生。“不戰”絕不意味着可以放棄軍事鬥爭，而是綜合運用軍事與非軍事的各種手段所形成的綜合威懾力的結果。無論何時，軍事鬥爭是一切手段中最後也是最有力的手段。

  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不戰而屈人之兵”是特殊現象和特殊規律，“戰而屈人之兵”才是普遍規律。很多時候，“戰而屈人之兵”的“因”才能催生出“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果”，只有在力量的綜合對比中，一方處於絕對優勢，而另一方處在絕對劣勢的情況下，“不戰而屈人之兵”才有可能實現。缺少了強大軍事實力的支撐，在國家關係構建中，預期的利益就難以獲得，已有的利益也將喪失。從孫子以後的諸多兵家論著與戰爭實踐來看，“不戰”的思想隨着時代的演進和技術條件的改變而不斷發展。更多的後世兵家已不再把絕對化的非戰視為最高目標，而是更多關注於如何先勝而後戰。這種演變，體現着中國戰略思想中備戰、慎戰、敢戰的統一。

  “全勝”的現實選擇：安國全軍，維護和平

  自古知兵非好戰。中華民族歷來熱愛和平，“兵兇戰危”“好戰必亡”是中國傳統文化和中國人民對待戰爭的基本態度。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孫子主張以非戰爭手段解決爭端。即使是運用軍事手段，也反對單純依靠武力達成目的的狹隘軍事觀點。在孫子看來，戰爭不僅事關國家存亡，也事關民族興衰。無論是“不戰而屈人之兵”，還是“上兵伐謀”，其精髓均在於“止戈謀和”，這集中反映了中國歷史上一脈相承的仁義為本、以和平為取向的價值觀和理想追求，力求以非戰爭手段解決爭端的文化傳統。

  當今國際社會，局部戰爭與恐怖主義仍然是橫亙在世界和平與發展道路上的巨大障礙。而孫子的“全勝”思想或許能夠為破解這些難題提供新的思路。從戰爭實踐講，當今世界，戰爭仍然是懸挂在人類頭頂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控制戰爭規模，減少戰爭傷亡，降低附帶損失，保護人民生命和財産，成為人類社會政治文明發展的必然要求。濫用戰爭手段，既不符合世界人民追求和平、自由與發展的願望，也無助於從根本上消除引發紛爭的固有矛盾，甚至加劇不同文明之間的衝突與對抗，影響地區乃至世界和平與穩定。避免傷亡和破壞是人類文明的發展趨勢，憑藉力量優勢來以最小代價和在最短時間內實現目標往往成為最佳選擇。如何把戰爭可能性降低，有效減少戰爭損失，較好地控制戰爭規模和進程，這一趨勢正體現了孫子“全勝”思想所追求的目標，並為其賦予了現代價值。

  當今世界，反對戰爭、維護和平，已成為各國在爭取自身生存和發展鬥爭過程中共同的心願。當然，國際競爭的叢林法則並沒有改變，歷史遠沒有走到鑄劍為犁的時代。在國際政治中，需要從人類最根本的整體利益出發，放棄強權政治思維，相互理解、求同存異，充分理解不同文化群體的歷史傳統，慎重運用戰爭等暴力手段，公平處理國際事務，推動形成互利共贏的世界格局。（趙巳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