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約華盛頓峰會9日召開在即，儘管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宣稱這是“自冷戰結束以來最具雄心的一次峰會”，成立75周年的北約卻正面臨着深刻的“內憂外患”。歐洲地緣衝突的長期泥潭化、美國大選前景的不確定性，都給這次峰會蒙上了陰影。作為美國在亞太地區的主要盟友，日韓澳新四國領導人連續第三年獲邀與會，但澳大利亞總理阿爾巴尼斯的宣布缺席，給拜登政府試圖彰顯其全球盟友“大團結”的努力澆了盆涼水。

　　據會前披露的消息，此次峰會將重點討論三大議題：一是烏克蘭問題，包括對烏援助和烏加入北約事宜；二是強化防禦和威懾能力；三是“深化與北約印太地區夥伴的合作”。但這一切在北約內憂外患的形勢面前變數頗多。

　　作為奉行集體安全理念的政治軍事同盟，樹立共同的外部威脅是北約存續的必要條件。北約的作用本應隨着冷戰結束而終結，但在美國維護自身單極霸權的價值觀及利益驅動下，北約靠着不斷製造新“對手”而續命。5年前，由於美國領導角色的動搖和對外政策不確定性升高，北約內部出現一系列緊張和分歧，尤其是歐洲成員缺乏內部戰略協調，以至於法國總統馬克龍多次拋出北約“腦死亡”的觀點。烏克蘭危機仿佛給北約打了一劑“強心針”，重新凝聚起其內部共識，並且實現了新的擴員。

　　令人費解的是，北約似乎並不急於優先解決身邊的地緣危機，而是急不可耐地把觸角伸向亞太。2022年馬德里峰會上，北約在“戰略構想”中把中國定位為“系統性挑戰”，表露出遏制中國的戰略指向。在美國“印太戰略”的指揮下，北約強化了其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存在，英、法、德、加等北約國家不斷派艦機參與亞太地區的多邊聯合演訓，日韓澳新四國領導人也連續兩年參加北約峰會，與北約在“個別夥伴合作計劃”下強化軍事安全合作。美國的跨大西洋夥伴關係與亞太同盟體系在“印太”地區合流，使“亞太北約化”和“北約亞太化”得到同步進展。

　　但北約的“亞太轉向”進展並未完全如美國所願。一方面，北約設立東京聯絡處的計劃由於法國的反對而擱淺；烏克蘭危機延宕，一些國家出現“援烏疲勞”，匈牙利在對俄關係上“特立獨行”也令北約高層頭痛不已。歐洲多國政局生變，難免影響到北約在亞太方向的軍事投入。

　　另一方面，亞太四國也是家家有本難念的經，與北約的融合面臨主客觀條件的限制。日本在這一輪“北約亞太化”和“亞太北約化”中充當了急先鋒和“帶路黨”，但首相岸田文雄支持率低迷，執政前景暗淡，其激進強軍擴武路線面臨內外多重制約。韓國執政黨在國會選舉中失利後，尹錫悅政府也不得不對“對美一邊倒”的外交路線作一定調整。最近中國與澳大利亞的關係得到改善，澳遏華動能亦明顯削弱。而新西蘭雖是“五眼聯盟”成員，卻一向對摻和大國競爭和地緣政治興趣不大，因而一向被美國視為遏華同盟鏈條中的“薄弱環節”。

　　儘管如此，美國及其部分盟友依然固守冷戰思維，未來也還會打着“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安全不可分割”等旗號，在亞太地區布局大國競爭和陣營對抗。在拜登任內，美國在亞太地區初步打造了一套網格化、複合型、圈層嵌套的“小多邊”盟伴體系，尤其是與日韓澳菲等盟友加快建立聯合指揮和一體化威懾體系，使亞太地區與北約的安全結構越發相似。

　　但從現實層面看，“亞太版北約”能否成型，一方面取決於下屆美國政府的對外政策取向和戰略資源投入，另一方面更嚴重受制於亞太地區利益融合、多元包容的現實。如今，中國是日、韓、澳等美國地區盟伴的首要貿易夥伴，各方對於潛在地緣衝突的利益訴求和風險承受能力不同。而東盟等地區關鍵力量反對“新冷戰”的態度，也會對亞太地區美國及其盟伴的“小多邊”朝着統一的集體安全架構方向發展形成阻力。在中短期內，基於北約式法律條款和制度安排的“亞太版北約”應該很難出現。

　　和平、發展仍是全球的主基調，北約要找到並維繫一個所有成員共同的“假想敵”實非易事。對北約這一龐然大物而言，“肥胖”帶來的一系列“併發癥”正在顯現，而無節制擴員、戰略觸角外延，會讓成員利益訴求進一步分散，造成管理運行成本上升，最終只會加劇顧此失彼的聯盟困境。北約在“亞太轉向”過程中表現出的進退失據，恰是對其困境的一種反映。（作者是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亞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