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兒童”忘不了德國“最黑暗一頁”
孩子們在廢墟上嬉戲
在德國“戰爭兒童”支離破碎卻生動清晰的記憶中，有槍炮帶來的破壞與恐懼，有生命消逝的悲傷，更讓他們痛苦的，是親人與罪犯兩重身份在父輩身上的重疊。有人逃避，有人辯解，也有人直面真相，用自己的方式向今天的孩子們解讀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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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母和我兒子一樣大的時候，經歷了什麼？是什麼造就了今天的他們？”這是德國攝影師弗雷德裏克·赫爾維格和作家安妮·瓦克在新書《Kriegskinder》中探討的問題。
在德國，“Kriegskinder”即“戰爭兒童”，特指在童年時經歷了二戰的一代人。赫爾維格拍下44名“戰爭兒童”的照片，記錄了他們眼中的戰爭年代和納粹德國。這個在20世紀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出生的群體，記憶中大都留有童年的烙印，支離破碎卻生動清晰。
如今，他們已垂垂老矣，殘存的記憶很快就會消逝。沉默多年後，他們漸漸有勇氣打破禁忌，站在鏡頭前講述自己的故事，談論德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頁。在英國廣播公司（BBC）看來，他們的回憶也許不夠客觀，但提供了一種前所未見的解讀歷史的方式。
“我反對死刑，但我的父親罪不容赦”
“想像一下，大屠殺兇手的孩子長大後會是什麼樣？”這是紀錄片《我的納粹遺産》中的第一句話。
出生于1939年的尼克拉斯·弗蘭克，不得不用一生的時間面對這個提問。
尼克拉斯的父親漢斯曾任納粹德國駐波蘭總督，他把這個國家變成了屠宰場，人稱“波蘭屠夫”。二戰期間，600萬猶太人在波蘭的集中營裏遇害。漢斯曾誇口：“如果每殺7個猶太人就貼一張海報，那麼就算伐盡波蘭的森林，也造不出那麼多紙！”
尼克拉斯記得童年時跟母親一起購物的情景。他們驅車穿過貧民區，母親為自己挑選皮草和圍巾。猶太商人們看到這位“皇后”，搶著把最好的皮草賣給她，只求得到後者“寬恕”。
年幼的尼克拉斯穿著黑白相間的昂貴套裝，和保姆一起坐在賓士車後座上。“人們用哀傷的眼神看著我們。我向一個男孩吐舌頭做鬼臉，他轉身走開了。”他回憶道，“我覺得自己贏了，得意地笑著，但保姆悄悄把我拉回座位。”
希特勒與少年士兵
這段混雜著幼稚和殘忍的記憶，讓如今的他深感不安。
父親留給尼克拉斯的記憶大多是苦澀的。只有一次，他在城堡的浴缸裏洗澡，父親走進浴室刮胡子，把一點肥皂泡沫抹在他的鼻尖。這是他唯一能回憶起來的父子間的溫馨時刻。漢斯與妻子感情不和，也不喜歡尼克拉斯，甚至不相信他是自己的親生骨肉。
尼克拉斯告訴英國《每日郵報》，父親多次帶著他觀看納粹士兵折磨集中營裏的囚犯。瘦骨嶙峋的猶太人騎在驢背上，納粹士兵抽打驢，他們便被狠狠地摔到地上，再慢慢爬起來，艱難地爬上驢背。尼克拉斯記得，看到這一幕，父親輕輕笑出了聲。
作為“戰爭兒童”中的特權者，尼克拉斯享受了權力帶來的種種好處。但他鄙視和厭惡父親，説他是“卑鄙小人”“希特勒狂熱分子”。他十幾歲時的畫作上，滿是被害者的慘狀。
“我反對死刑”，他曾對英國《金融時報》表示，“但我的父親罪不容赦。”
1946年，漢斯在紐倫堡審判後被判死刑。尼克拉斯把父親的遺像放在錢包裏，時時提醒自己過去的罪惡。
他始終無法擺脫有關父親的記憶，“我一生都為他的所作所為感到羞恥”。他不時夢見集中營裏成堆的屍體：“我的國家永遠無法擺脫過去，這段歷史還沒有結束。”
作為納粹軍人的後代，81歲的蕾妮體驗過相似的羞恥感。
因為營養不良，她小時候被送到瑞士的姨媽家。姨父是家具商，家裏總是充斥著一股皮革味，客廳裏放著漂亮的沙發，上面擺著很多小冊子。
趁著姨媽去蘇黎世，她偷偷翻看了那些小冊子。當意識到上面記載的是關于集中營的內容時，她遭受了人生中最嚴重的打擊。有人在街上當眾抽她耳光，大喊“你這個可惡的德國佬”。蕾妮痛哭流涕，卻無言以對。
用孩子能理解的方式描述死亡
82歲的漢尼洛爾記得母親去世前後的每一個細節。
那天，母親突然腹痛難忍，等了很久才有鄰居把她送進醫院。醫生説，她的闌尾破裂，唯一能救她的只有盤尼西林。戰爭時期，普通人在黑市上才能弄到這種珍貴的藥物。漢尼洛爾的姑媽想辦法買到了藥，但已經來不及了。
奄奄一息的母親被丟在醫院的走廊，被腐肉的氣味包圍著。她説自己口渴，漢尼洛爾急匆匆地跑到商店，設法買檸檬水。檸檬水終于買到了，但母親離開了。
在那個人命如草芥的亂世，死亡司空見慣。許多“戰爭兒童”在追憶往事時，試圖用孩子能理解的方式描述死亡。
82歲的沃納説，一天，自己發現大門前有一具屍體。那個人試圖藏進一幢廢棄的建築，但還是被納粹士兵拖了出來，處以絞刑。遺體在沃納家門口躺了好幾天，孩子們毫不畏懼地在一旁玩耍，還把鵝卵石扔進死者嘴裏。
遺體被草草掩埋，沒過幾天，一輛卡車開來，把遺體從路邊的土坑裏挖出來運走。沃納和小夥伴好奇地圍在一旁觀看。那天吃午飯時，他突然想到屍身破破爛爛的衣服和暴露在外的骨頭，隨即想要嘔吐。
波蘭街頭，德軍士兵對猶太人進行盤查
1937年出生在多特蒙德的布麗吉特記得，她路過一個池塘，看到一個女人臉朝下漂在水面上，一陣風吹過，她的裙子鼓了起來。這個令人毛骨悚然的場景，長久地停留在她的腦海中。
轟炸機在天空盤旋、震耳欲聾的炮聲、防空洞、成年人的恐懼、死亡、被炸毀的房屋和廢墟……拼合成了“戰爭兒童”們共同的記憶。
4歲生日那天，比布麗吉特小4歲的彼得被母親帶著走上逃亡之路。匆忙中，母親把他左右腳的鞋穿反了。他們走了整整一天，母親始終無法靜下心來聽彼得説一句話。
他們在谷倉中、廢棄的工廠裏、火車上藏身，有時在無人的田間廚房裏熬點湯水，或是匆忙洗個澡，為的是消滅身上的蝨子。炮聲不時響起，路邊經常能看到人和馬的屍體。逃亡路上，彼得的很多親人永遠消失了，只有母親、妹妹和他活了下來。
77歲的沃爾夫·迪特爾記得，蘇聯軍隊攻入德國境內時，他們家的玻璃窗被震得粉碎。母親帶著孩子們躲在沙坑裏，驚恐地看著陌生的士兵飲酒狂歡，然後挨家挨戶搜查。幾天後，孩子們的祖母走進隔壁的一所別墅，發現住在那裏的一對母女被割斷了喉嚨。
相比之下，吉塞拉幸運得多。逃難途中，一位好心的老婦人收留了她和祖母。突然，屋子裏的貓開始在桌子和椅子上瘋狂地蹦跳。老婦人立刻帶著她們離開公寓，躲進一個舊礦井。空襲警報響起時，恐慌爆發了，越來越多的人想擠進礦井，卻被同伴踩踏致死。
沉默，逃避，還是直面現實？
很多無辜的德國人背負著本應由納粹政權承擔的罪責，卻始終對此保持沉默。也有人鼓起勇氣直面黑暗的歷史，用大聲否認的方式尋找內心的平靜。
尼克拉斯·弗蘭克兒時的朋友霍斯特·馮·瓦赫特曾在很長一段時間裏相信，自己身為納粹高官的父親奧托是好人，“他什麼都沒做”。就像對父親漢斯的憎恨已經成了尼克拉斯日常生活的主題一樣，為父親辯護成了霍斯特生活的重心。
童年不幸的尼克拉斯很容易把父親當作惡棍，霍斯特卻堅信自己的父親是個“大體正派”的角色。“身為自由主義者，他盡了最大的努力，試圖在邪惡政府的控制下做些好事，只是無法離開。”他拒絕譴責父親，渴望在他身上找到一些積極的東西。
“我知道整個納粹政權都是罪惡的，我的父親是其中一員，但他不像罪人。”霍斯特説，“我的一生都被他主宰。他真有罪嗎？”
《Kriegskinder》的作者之一赫爾維格指出，對德國的“戰爭兒童”來説，要在父母身上尋找兇手的影子，並將這種看法和對他們的愛相協調，是充滿矛盾的行為。被成年人刻意隱藏的罪行異常沉重，以至于孩子們幾乎無法面對：慈愛的父親怎麼會是個殺人犯？
面對父輩的罪行，有人與父母斷絕關係，有人逃避現實。
貝蒂娜·戈林是納粹德國二號人物赫爾曼·戈林的侄孫女。祖父去世後，她的父親亨茨被赫爾曼收養，後在二戰中成了蘇聯人的俘虜。1952年回到德國後，他才發現，兩個兄弟因為無法忍受戰犯家屬身份帶來的羞辱，自殺身亡。
直到1981年離開人世，亨茨從沒在女兒面前談論過納粹大屠殺，也從未提及她聲名狼藉的堂祖父。為了不再將戈林家族的“納粹基因”遺傳給後代，貝蒂娜和弟弟主動接受了絕育手術。
事實上，貝蒂娜對堂祖父懷有復雜的感情。她既對他的血腥暴行充滿憎惡，稱他為“怪物”，又承認自己“可能有點喜歡他”。就此，她自己都感到震驚。
在尼克拉斯和人權律師菲利普·桑茲接連不斷的“攻勢”下，霍斯特·馮·瓦赫特堅持維護父親的態度出現了細微變化。
“我同意你的看法，他完全出自納粹體係。”他説，“間接地，他對發生的一切罪行負責。”
“間接的？”桑茲窮追不舍。霍斯特陷入了長久的沉默，眼睛似乎有些濕潤。（《青年參考》記者 高珮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