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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楷模社區”裏的三代勞模故事
2020-12-04 07:23:31 來源: 新華每日電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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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後”蘇嶸:她是社區女版“李雲龍”

  在京參加表彰大會回滬是晚上,家人早已呼呼大睡。“在他們看來,我都能當勞模,全世界就都是勞模了!”蘇嶸哈哈大笑了起來,又放低聲音偷偷説,“別看我在社區跑得歡,在家裏我可會偷懶了。”

  1972年出生的蘇嶸是田林街道長春居民區黨總支書記,在基層做社工已經18年,因為脾氣爽朗,被居民們親切地稱為“蘇大俠”。

  “我運氣好,硬骨頭總是被我啃。”徐匯區的第一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恰出現在蘇嶸負責的小區,這是上海最早的確診病例之一,沒有現成經驗可供借鑒。

  那會兒各類防疫物資已經非常緊張,學醫出身的蘇嶸,從家裏拿了兩件雨披,戴著口罩,帶上消毒水,就去幫這家人收垃圾,然後騎著助動車風風火火就衝到醫院給病患送物資。結果,放下“物資”剛離開的蘇嶸就接到了病患的電話:原來“一頓操作猛如虎”的她,把垃圾放在了醫院,把物資又帶了回來。

  剛開始確實有些驚慌,但“蘇大俠”很快鎮定下來,“經歷過非典和禽流感,誰還沒個半桶水?”

  回來後,她第一時間給社區所有居委幹部打了電話——“都回來!黨員和男人先上,但我是第一梯隊小隊長。我倒下了,你們都是第二梯隊隊長!”

  一場轟轟烈烈的社區防疫戰就此打響,蘇嶸100多天基本沒有休過假。這位從小在西北長大,20多歲來到上海,説話嗓門大、音調高,做事雷厲風行的女書記,展現出了自己細膩的一面。

  患者家屬自己帶著孩子居家隔離,蘇嶸判斷出其心裏一定很緊張。她用自創的社區工作“土辦法”安慰家屬——“每天晚上,我都打電話唱歌給對方聽,不管我唱得好不好,先聽了再説嘛。”

  最初蘇嶸唱的是滬劇經典選段《為你打開一扇窗》和講述紅軍的《四渡赤水出奇兵》,唱到“橫斷山,路難行”的歌詞,蘇嶸一想不對,這不是加重心理負擔嗎?她立馬又換成了網絡上最流行的《左手指月》《火紅的薩日朗》,還給孩子唱起了《藍精靈》。蘇嶸煞有介事地命名,這叫“心理慰藉法”。

  給患者家屬送物資,她説自己就像一個“小偷”一樣,彎著腰悄悄地爬上樓,“想保護他們的隱私,他們心理壓力其實非常大,而且也不想給其他居民們造成恐慌。”

  一開始有社區幹部有畏難情緒,不願意幫忙參加社區的消毒工作。蘇嶸沒有單刀直入做思想教育工作,相反,每次消毒時,她不僅自己衝在第一線,還鼓勵社區幹部和社區裏各處盛開的花朵“自拍”,還把照片天天發在了工作群裏。一方面,讓所有居民都能看到,居委幹部一直都在;另一方面,那些從來沒有“自拍照”的社區幹部,後來也紅著臉要求加入隊伍。

  “這叫欲擒故縱。”蘇嶸説。

  後來,不管哪個居委有疑問,都第一個給蘇嶸打電話。一次,隔壁居委也發現一位確診病例,蘇嶸來到醫院看到社區工作人員要進病房,防護設備卻一般,就拿了個馬甲袋套在了對方頭上。“沒問題,隨時隨刻,我就是你們的12345。”蘇嶸説。

  經歷了數個小區工作的蘇嶸,在當地幹部群眾看來,特別善于“處理矛盾”。而蘇嶸的秘訣就是:只要能給居民做事,任何人她都可以去“理論理論”。

  2004年以來,蘇嶸先後擔任了5個居民區的黨總支書記,每個都是矛盾較多的“硬骨頭”。有個小區路面因先期設計缺陷,年久失修致使主幹道坑坑洼洼,物業和業委會因此矛盾重重。居委、物業、業委會俗稱為居民區裏的“三駕馬車”,三匹馬各跑一方,問題不得不一再擱置。

  蘇嶸不理會這些困難,進社區黨員、困難家庭、居民骨幹家中,哪個人最和居委“對著幹”,她就先從哪裏下手。三個月裏走了一百多戶,在矛盾最集中的幾個居民身上就花了三四百個小時。有個業委會的成員出于私利,始終不願意配合,蘇嶸和居委、業委會偷偷拉了個小群,定下“軍令狀”:一晚上必須把群擴大到150人以上,在群裏收集業主們的同意書。結果,還真讓她幹成了!

  “非典”時蘇嶸只有30歲出頭,讓她在居民區“一戰成名”的是與一位美籍高管的“較量”。這名高管最初並不配合社區防疫,蘇嶸義正詞嚴地説:“請你戴上口罩再跟我對話。”對方被蘇嶸的氣勢折服,問她是誰。在得到“我是一名中國社區工作者”的回答後,這位美籍高管感嘆:“中國社工了不起。”

  曾獲上海市勞動模范、上海市優秀黨務工作者、上海市“三八”紅旗手等榮譽,蘇嶸也算是一個社區名人了,“生活有什麼變化嗎?”記者問她。

  “榮譽多了,請我出去講課的人就多了;講課費多了,就能給居民做更多公益了。因為‘買汰燒’都是老公承擔,所以工資是要嚴格交給他的。”蘇嶸又爽朗地笑起來。

  “80後”方進:公交車界的“一拳”超人

  一天3個來回,每個來回有49個站臺,共計147個公交站點,每次公交車停靠進站,車身離站臺都精準保持“一拳”的距離。

  作為上海最知名的紅色公交線路71路的“一號車”司機,方進時刻把這個標準放在心裏:這個距離,可以讓乘客更方便地上下車。

  公交車司機並不像想象中那麼簡單,日復一日的枯燥勞動背後是深入骨髓的細致,最終形成一種“肌肉記憶”,這就是屬于方進的“匠心”。

  從最早過彎需要站起來才能扭動方向盤的汽油車,到駕駛柴油車、“辮子車”(電車),再到現在的中運量新能源電車,1982年出生的方進已經是開了16年公交車的“老司機”。

  1949年就曾開出線路、2017年重新開啟的71路,沿途經過上海不少知名紅色地標,是公交車司機都希望開行的線路,考核標準自然苛刻:需要5年以上駕齡、30萬公裏安全裏程,還有年齡限制。

  即便是像方進這樣的“老司機”,依然要重新學起——考電車的N駕照、練車、背熟交通法規,“1400個題目重新學一遍”。

  這還只是個開始。

  晚上11點半運營結束後,到第二天淩晨4點半發車,中間的5個小時才是“新手”做任務的機會。電門的走向、站臺的位置……18米的公交車像巨龍一樣,如果站臺有弧度,怎麼把“車屁股”甩進去,更是技術活,每人每晚可能只能輪到一個小時練車。

  這一小時對于方進來説特別寶貴。為了能通過考核,連續一個月,他都在夜間練車,力求每次都能“一拳”到位。

  對他影響最大的是他的師傅、另一位“勞模”徐美玲。

  徐師傅有個百寶袋,裏面裝著針線包、暈車藥等物品。起初,方進搞不明白:公交售票員,帶這些幹什麼?有一次,一位白領在車廂滿臉通紅,做起“金雞獨立”的動作,徐師傅從百寶袋裏掏出創可貼遞上——原來,這位白領的腳被高跟鞋磨破了,正需要創可貼。

  讓顧客感受到無聲的關照,這是方進從師傅身上學到的特質。

  于是他自己設計了大量為乘客省心的“奇招”:老年人上車後掏卡不安全,就為他們設計出挂脖式的收縮卡套;上下車的臺階上,貼滿了反光的條幅和防滑條;途經盲童學校,他就把車門精準對準校門接盲童上下。

  因為這些特別的“關照”,那些隨機走上這輛車的乘客,好像也無意間走進了方進的人生:家裏有喜事,老乘客可能會留一盒喜蛋、一包喜煙在調度站;水果攤主感受到了照顧,偷偷地在調度站留下了一箱水果……

  最戲劇性的是,幾年前的一天,一位老太太問他“談戀愛”了嗎?方進説沒有。沒幾天,老太太遞給他一張紙條,説她帶著女兒乘過方進的車了,這是她女兒的QQ號,希望他聯係。如今,這位乘客已經成了方進孩子的媽媽。

  “做老百姓的專職司機”,在方進看來,這就是能讓人快樂一輩子的事情。

  所有的71路公交車司機都有一個心照不宣的默契:每周六早上7點前後的吳寶路公交站,都要掐著點,盡量等候一位固定的乘客。

  這樣的舉動,方進已經堅持兩年了。每到那時,一位已過半百的阿姨會推著輪椅,送她的兒子去武警醫院做血透。如果公交車快到,遠遠地,方進看到這位阿姨還沒到達站臺,就有意識地放慢車速,多等一個紅燈,讓她能推過來、搭上車。

  方進至今不知道這位阿姨的名字,阿姨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每次總能準時上車。

  “來自陌生人不經意間的一絲溫暖,這就是家門口的公交車吧。”方進説。

  “70後”王承:瑞典同事説我是“Chinese Hero”(中國英雄)

  要去北京參加表彰大會,王承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和瑞典籍店長安迪解釋自己的請假理由。同事七嘴八舌地説了半天,安迪説了一句,“我知道了!勞模就是Chinese Hero(中國英雄)。”以至于參加表彰大會回來,安迪聽説王承帶著幾位同期的勞模到公司交流,就來要求合影,因為這是一支“Chinese Heroes Team(中國英雄聯盟)”。

  王承是上海宜家家居有限公司工會主席、安全風險經理,迄今在宜家工作15年。入職時,這家外資企業剛進入中國市場時間不久,“宜家是一個內循環,以往對外部的依賴度很低。相當于企業最初就是關門關窗的,慢慢地才願意請你來坐坐。”王承説。

  在王承看來,工會不是一個只搞搞文體活動、群眾喜聞樂見就行的地方,而是一個讓職工發聲,在合理場合提出合理訴求的平臺。

  剛到工會任職不到一年,在職工的支持下,王承就有了一個“出圈”的想法:他決定代表工會、代表職工,向公司行政方提出開展集體協商的建議。

  當時,店長是一位法國籍店長,他對工會的文體活動比較支持,但對中國工會工作帶有偏見。不出所料,管理層婉轉地拒絕了這一要求。

  權益談判,從來都不是一帆風順的。換位思考,資方的許多顧慮,也並非有意刁難。王承收集了大量數據、事例和政策法規,一次次尋求和管理層溝通,抓住一切可能探討集體協商的優勢與必要性的機會。管理層最終坐到了談判桌前,和王承以及職工代表們進行平等協商。

  王承有理有據地詳述提高工作效率、職工滿意度的重要性,並介紹了職工對改善企業經營的眾多建議。很快,資方認識到,談判過程中職工並沒有提出過分的要求,“不是來搞對抗的”,無論對于企業還是職工,簽訂集體合同都是一種互利共贏。

  2012年5月29日,宜家家居有限公司簽訂了華東地區首份集體合同,覆蓋了上海宜家位于徐匯、浦東北蔡兩家商場的750名職工。在這份來之不易的集體合同裏,連為每一位女收銀員訂做小尺碼的安全鞋等細節,都寫在了裏面,成為維護宜家職工合法權益的一道有效屏障。

  從交流、到交鋒、再到交融,如今,全中國的宜家商場都已陸續成立了工會並與職工簽訂了集體合同。

  借助這樣“一手拉企業,一手拉員工”的做法,王承有了一個更“出圈”的想法:利用工會等平臺,讓企業和居民、社區更深度地融合起來。

  宜家家居所在的徐匯區田林街道,成立于1985年,居民區的很多基礎設施相對比較陳舊,無法滿足周邊居民的需求。

  “能不能把宜家搬到社區裏去?”

  老城區停車難?協調之下,宜家徐匯商場夜間向居民們開放地下停車庫,提供“潮汐式”停車服務;

  企業自建“愛心媽咪小屋”有難度?就把宜家設計師送入市總工會的公益項目訓練營裏手把手教,貼心地為企業設計分星級的建設“菜單”,讓企業可按樣板間“點菜”,優先配送安裝,如今已有2000余家企業加入“愛心套餐”。

  在王承看來,“出圈”的前提條件是“雙贏”,找到企業和社區深度融合的平衡點。如今,宜家越來越覺得自己是社區的一部分,積極參與到社區的各種綜合治理工作中。

  在街道的支持下,王承組織挑選了幾位熟悉宜家産品的同事,一個居委一個居委地走訪、測量,了解社區工作的需要,匹配適合社區的設計風格、價位。田林街道的一些鄰裏小匯、黨建服務站、居民區活動室,有了全新的公共“客廳”設計,打破了原有行政化的模式,用開放、互動的方式,打造了一個“家外之家”。

  “宜家的願景一直是:為大眾創造更加美好的日常生活,我們希望企業願景能和實實在在的社會服務結合在一起,讓外資企業和社區深度融合起來、共同發展、共建共享。”王承説。

  “90後”陳慶雲:70年只愛一種化學元素

  在田林十村一棟老房子的頂層,一對老夫妻的房子尤為安靜,他們很少出來遛彎,屋子裏也鮮有聲響。鄰居們並不知道,這裏住的陳慶雲院士是我國有機氟化學領域的創始人之一。

  陳老今年已經91歲了,卻依然每周二、四、五的上午到中科院上海有機化學所上班,帶博士、碩士,做課題,看文獻,幫助學生修改開題報告,全程參加組會。其余大部分時間,他就安靜地待在房間研讀氟化學方面的文獻,從20多歲到如今,陳老已經堅持氟化學研究近70年。

  1956年,陳慶雲前往莫斯科留學,攻讀副博士學位。在沒有進入實驗室前,老師一對一教他俄文。那會兒正好趕上蘇聯的人造衛星上天,跟老師學的第一個詞就是“人造衛星”。

  “那時我就感到,國家實力和科技創新密切關聯,科技創新又離不開基礎研究。”陳慶雲説。

  上世紀50年代,“兩彈一星”工程所需新型化工材料——氟橡膠,可以用于航空、導彈、火箭等尖端技術和儀器、機械等工業領域,美國杜邦1948年就已成功實現商業化生産,但對中國一直進行封鎖。

  回國後,陳慶雲所負責的,就是氟橡膠中一個成分的獲取方法。那時,這一成分需要電解制作,費勁費力氣。在陳慶雲和團隊的不懈努力下,兩三年後找到了新辦法。直到今天,全世界都還在使用這一新方法進行合成。

  盡管科研成果已經從實驗室走到了工廠,但陳老依然時常談起自己的兩大遺憾:一是理論方面的儲備不夠,如果再上一次大學,一定把物理和數學等基礎學科學得再深一點;二是應用方面做得還不夠。

  在他看來,基礎研究的“最先一公裏”很重要,有效銜接成果轉化、市場應用的“最後一公裏”同等重要。數十年來,他一直和自己的學生強調,“終究要做對社會有用的東西才可以”。

  “我到杜邦去參觀,誇他們幹得好,他們説我們老板有錢,掙來的錢不是滿足于今年賺錢、明年賺錢,而是投入下去,十年以後賺大錢。所以杜邦厲害啊,不賺小錢。”陳慶雲説,我們現在的基礎研究,也得同步考慮怎麼轉化應用,“科研最終要從瓶瓶罐罐,走到工廠裏去,走到對國民經濟起作用的地方去。”

  2017年,一位愛爾蘭化學家在學術雜志上發表論文,詳細介紹陳老開發的一種化學試劑“陳試劑”的研究和應用情況,作者認為這一有效的試劑沒能得到充分利用,希望通過評述讓更多讀者注意到。

  看到文章,陳老不僅沒有因為自己的研究被國際同行關注而高興,反而憂心忡忡,“文章説‘陳試劑’是被遺忘了的試劑,這從一個側面反映的是,從基礎研究走向工廠應用,中間還有很多阻礙要突破。這些困難,是每一個科研人都需要去攻克的。”

  在陳老和團隊長達70年的持續努力下,到本世紀初,國外的同行給了上海研究“氟”的團隊一個特別的稱號——“上海氟化學”。只要是這一領域的同行,都知道這支力量強悍的研究團隊。

  “我們做學術研究有三個‘金標準’:The first,你第一個發現的;The most,你做得最多;The best,你做得最好。”陳慶雲説,團隊中所有人都用這個“金標準”來要求自己。“最終,不看頭銜、不求表彰,看的是有沒有做原創性引領性的工作,在中國形成一個點一條線,甚至一個面,最終帶動一個群體。”

  陳慶雲雖已退休多年,依然堅持參加各類學術會議,閱讀最新的學術文獻。在他的學生看來,陳老似乎是一個閱讀量巨大的“百科全書”,當學生遇到問題,陳老可以一口説出哪個最新文獻是和這個問題相關的。

  “如果我一個星期沒看文獻,就會心裏發慌。那麼多新材料,就算不睡覺我也看不完啊!人活著就是要渴望新的知識,不然就沒意思了。”陳慶雲説。(記者周琳)

【糾錯】 責任編輯: 成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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