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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高鐵看中國|我要認真端詳武漢,曾交付熱情與生命的地方
2020-10-01 14:51:01 來源: 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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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威辰感到巨大的壓力。

  九月上旬,他試圖爭取一家企業的讚助,以支持“螢火公益”一年的運營,但被對方婉拒。他沒有收入,幾乎“孤擲一注”地運營這家公益組織,全職員工只有他一個。

  資金這個最棘手的問題碰了壁,樓威辰有點泄氣。晚上八點,浙江安吉已經天黑。他心想,要離開這個地方,去哪裏都行。

  那時,他已經訂好兩天後去武漢的票,一位公益紀錄片導演邀約他拍攝。但他等不及了,連夜開著車上了高速,“鬼使神差”般,車不知不覺地往武漢方向開。他整個人都輕快了許多。

  他事後回想,也許內心深處總覺得,武漢是退路,有一起做志願者的朋友,有他幫助的人。在武漢的74天,他們是生死之交。

  大年初一,也是在這樣的夜晚,25歲的樓威辰獨自驅車700公裏,從老家安吉進入因新冠疫情封城的武漢。

出發去武漢之前,樓威辰發了一條朋友圈。文中配圖均為受訪者提供

  在武漢,他給老弱病殘人群送物資,車子跑了一萬多公裏,幾乎踏足了武漢的所有區域。

  他挨過餓,失過眠,流過淚,忍過痛,還下過地,花光了近20萬積蓄,把老家的房子也賣了。幾乎所有人都在勸他放棄。

  3月中旬,從來沒下過地的樓威辰與其他志願者一起去郊區農場摘菜,連去了6天,摘了6000份左右蔬菜,送給十幾個社區的貧困人口。

  但他硬是扛到了武漢解封,離開時,他帶走了武漢的一捧泥土。

  這段經歷深刻地影響了他。回家後,他成了知名的“逆行者”,四處進行公益宣講,他也注冊了公益組織,沿用在武漢的志願組織的名字,“螢火公益”,是他喜歡的那句話,“像螢火一般,在黑夜裏發一點光”。

  憑一己之力做公益很難,他磕磕絆絆的往前走,周圍是他人的非議。

  10月1日,他將跟隨澎湃新聞的國慶直播再次回到武漢。那時,他會登上黃鶴樓,好好看一看這座曾交付熱情與生命的城市。

  以下是樓威辰的口述:

  在武漢,解散螢火志願隊的微信群時,我寫了句話:太平盛世不出山,天下動蕩再相逢。那時候武漢情況已經慢慢好轉,復工的人漸漸變多,道路上的交通卡口也都撤去。我知道是時候回家了。

  4月8日離開那天,我沒有告訴其他人,只有一個我幫助過的新冠康復者來送別。我心裏很喜悅,感覺通過努力,完成了這件事。

  有武漢人從網上看到我的故事,評論説虧欠了我。于是我離開的時候,帶走了一捧泥土,從此和武漢互不虧欠,也沒有想過會再到武漢來。

  4月8日離開武漢那天,樓威辰在微博中寫:帶走了一捧泥土,從此我與武漢互不相欠。

  在武漢期間,有很多網友給我提供物資,回程的路上,我想著要當面感謝這些人。于是我先去天津見了一對情侶,然後去南京見了一個女孩子,他們都給我送過食物和口罩。

  疫情時間,我長期失眠。回程的某天晚上,我把車停在新鄉服務站,在車後座睡了一晚,雖然有點冷,但一覺睡夠了8小時。

回程路上,在天津與提供物資支援的網友見面。樓威辰微博圖

  我是特意等到4月15日到安吉的,因為那天也是我生日,想著雙喜臨門。計劃得很美好,但中午剛到,就被關進酒店做核酸檢測了。在酒店裏,我收到五個生日蛋糕,還有花束,有的是安吉人送來的,有的是外地人點外賣送來的。

  酒店在縣城,我家住在鎮上。夜裏十點多,我的核酸檢測結果出來,健康碼上紅碼轉綠碼,我才離開酒店,開車到鎮上,帶著收到的花束上山,趕在生日最後一分鐘,到我父親的墓前看他。

  我父親是個善良、堅定的人,如果他還在,也會去做我在武漢做的事。在這個特殊的日子裏,我想給他講,兒子完成了你沒有來得及完成的事。

樓威辰父親的墓前。

4月16日回到家,與奶奶擁抱。

  接下來,各路媒體找到我,我開始忙著接受採訪,突然變成公眾人物,安吉人都聽説了“樓威辰”這個名字。

  四五月份,我受邀去社區和學校宣講,一共去了十多所學校。我喜歡到學校和學生們講述在武漢的經歷。我從不備稿,有時一講就是兩小時。學生們聽完宣講會寫作文,也許是老師安排的,但我能看出,哪些文字是文學修飾,哪些文字是真情流露。哪怕十篇裏只有一篇是真情實感的,也代表學生這個群體裏,有一些人是能被感染的。我收到過一個語文老師發來的三年級小男孩的作文,裏面寫,我能不能也來參加志願者活動。

  我以前做過一年小學語文老師,希望孩子們是幹凈的,理想化的。我記得看到過一句話:一個民族有一群仰望星空的人,他們才有希望。

樓威辰與孩子們分享在武漢的故事。 樓威辰微博圖

  在學校宣講的過程中,我漸漸有了創立公益組織的想法。在安吉,公益組織大部分運營模式是承接政府項目,比如創建文明城市,志願者們做的事情是撿垃圾、掃地、發傳單,和真正需要幫助的人沒有接觸,就像當時我在武漢紅十字會志願做宣傳工作,沒有“真實感”。我想提供一個平臺,讓年輕人參與進來,去策劃活動,做一些能真正幫助到別人的事情。

  我在武漢做過志願者,有一些經驗和資源,也希望帶給受助人能夠克服困難的品質。更重要的是,在武漢的生活打破了我以前心裏所想的“烏托邦”,見識到人間冷暖。

  從我去武漢起,非議就一直存在。有些人會覺得你付出太多。比如有個親戚來我家玩,奶奶給他説我把房子賣掉了,那個親戚説了一句,“你幹嘛這麼做,回來難道給你當縣長嗎?”還有人一直勸我把流量變現,讓我開抖音,拍短視頻,趁有曝光度、流量,去帶貨賺錢。還有一些人為自己沒有去武漢而遺憾,遺憾的不是沒有幫助別人,而是覺得有一個出名的機會,卻沒有抓住。

  他們不能理解我,我也改變不了。但會覺得挺失望,為什麼人們普遍變成這樣子。

  出名之後,有傳媒公司邀請我去做網紅,也有政府部門和公益組織伸出橄欖枝,但我全都拒絕了,我不想利用疫情做志願者的經歷給自己獲利。

  五月中旬,我著手注冊公益組織,到七月中旬,手續辦完,拿到證,延用了在武漢螢火志願隊的名字,取名螢火公益,政府給安排了一個辦公室。我覺得這也是一種流量“變現”的方式,去提供平臺讓更多人參與。尤其是學生,能夠參與到活動中來,得到教育。

  我原本的工作是策劃師,于是很仔細地去策劃螢火公益每一次活動。比如第一次活動是去慰問馬蘭基地的老兵,我帶著四個學生一起去,聽老兵講故事,邀請了一位專門研究兩彈一星知識的人,和學生講解歷史背景,還帶了醫生,給老人檢查身體。整個過程通過拍視頻、寫文章的方式記錄下來,讓推送能夠被轉發。

螢火公益組織志願者慰問馬蘭基地老兵。

  萬事開頭難,也是必經的過程,其中資金是最棘手的問題。螢火公益做一次活動,大概需要四五千元。活動資金我可以通過拉讚助解決,但日常運營很難。

  目前,螢火公益全職的員工只有我,我沒有其他正職工作,也就沒有收入,靠賣房子的錢生活。除此之外,支援力量也不夠,有時候活動需要四五十號人,志願者人數達不到。到現在,我開始留意一些工作機會,希望能一邊做正職,一邊做公益,雖然進度慢一點,但也能夠持續做下去。

  我的想法和在武漢時沒有什麼差別。做公益不僅是在物質上幫助人,重要的是讓一顆絕望的心有希望,或者通過這件事讓他成為更好的人。

  9月8日,我去一家企業拉讚助,希望提供運營的資金,一年三四十萬,對方讓我回去等。我知道這種回答一般就沒什麼希望了,到了晚上,壓力有點受不住,我就開車出門了。八九點出發,不知不覺就往武漢開。可能心裏總是覺得,武漢是我的退路,是一個底,那裏有一起志願的朋友,也有曾經幫助過的人,好像如果實在沒有地方去,還可以去武漢。

  我連續開了8小時,路上很期待見見正常的武漢。第二天早上四點到了,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吃熱幹面,上一次沒有吃到——那時,武漢還是空城一座。現在挺繁華的,路上車多人多。我特別欣慰,走在路上傻笑。我是真真正正為這座城市拼過命。

9月初,樓威辰再到武漢的第一件事是吃一碗熱幹面。

  那幾天我去一個新冠康復家庭看望他們,他們家丈夫因為新冠去世,妻子也感染了,失去了經濟來源。妻子平時一個人在家,患病後提不了重物,又失眠。跟她説話的時候也能感受到她呼吸急促。因為確診過新冠,跳廣場舞都沒人跟她跳,只能一個人去走走路。

  我還去了相國寺小區,這個小區在武漢算是城中村,百來戶人家基本都是外來務工人員,經濟條件不太好。疫情期間他們沒人管,我給他們送過物資,回到安吉之後又組織送過一次米、面。小區裏唯一的黨員七十多歲,疫情初期帶領幾個人封小區,不讓外人隨意進出。這次去,我見到了他,他説小區裏情況好了,不缺什麼物資了。

  4月離開的時候,我覺得武漢是我生命中一次特殊的經歷,是獨立的。後來發現,這段經歷成為了我人生的一部分。

  剛回家那會,我覺得自己特別陌生。以前的我不會主動和陌生人搭茬,也不會問路,寧願自己導航,而在武漢經歷了每天給陌生人送東西、打交道之後,我變得很大膽。我以為這樣的變化只是階段性的,隨著時間會逐漸消退,但沒有,我發現我已經變成這樣了。

  我常會回想起在武漢的事情,覺得像做了一場夢。現在,我一邊回憶,一邊在微博寫日記,記錄下某些我希望能傳承的東西:幹凈、勇氣、幫助弱勢群體,以及個人的力量並不渺小。(記者 任霧)

【糾錯】 責任編輯: 徐宙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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