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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濕地:城、殤、變
2020-07-21 14:47:31 來源: 瞭望東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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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濕地之城到濕地之殤,再到今日的用心守護、寸土必爭,其背後是環保、生態理念的變化,也是人與自然之間從進退失據到和諧共生的縮影。 

  北京故宮水域

  跟人類歷史長河中的許多名城一樣,北京城的發展也是擇水而建、依水而興。

  《濕地北京》記載:北京城址曾多次調整,但都以某處濕地為其中心。金中都時有西湖(現蓮花池),元大都時有積水潭和北海,明清時期紫禁城有北、中、南三海。

  明代時,北京遍布湖沼、坑塘,濕地率(濕地面積佔國土面積的比率)約為33%。到1950年,濕地率仍有15.28%。

  20世紀下半葉以來,隨著人口增加、城市化進程加快,多種因素疊加影響,北京濕地面積銳減。據統計,1950年至2009年,60年間,北京濕地縮減率達79.5%。

  在2009-2013年第二次全國濕地資源調查結果中,全國濕地率為5.58%,北京濕地率僅為2.86%,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

  遏制濕地退化和恢復濕地成為北京市的一項重要工作。2013年,《北京市濕地保護條例》正式實施,被稱為史上最嚴格濕地保護管理制度,每年9月的第三個星期日被定為“北京濕地日”。

  2018年北京市新一輪濕地資源調查結果顯示:400平方米以上濕地總面積5.87萬公頃,佔全市國土面積的3.6%。與2008年的5.14萬公頃相比,面積凈增14.2%。濕地植物種類增加53種,震旦鴉雀、青頭潛鴨、白尾海雕等珍稀瀕危鳥類在濕地相繼發現。

  2020年2月,北京市園林綠化局曬出成績單:“十三五”以來,北京累計恢復建設濕地8921公頃,建設大尺度森林濕地8600公頃,形成萬畝以上大尺度森林濕地10余處;濕地保護體係初步形成,濕地保護率納入政府綠色發展評價指標體係。

  濕地為北京近50%的植物種類、76%的野生動物種類提供了生長棲息環境,北京成為世界生物多樣性最豐富的首都之一。

  從濕地之城到濕地之殤,再到今日的用心守護、寸土必爭,其背後是環保、生態理念的變化,也是人與自然之間從進退失據到和諧共生的縮影。

  6月1日,市民在北京溫榆河垂釣

  水鄉之城

  億萬年前,北京境內濕地遍布于平原和山谷地帶,其面積達到了8400平方公裏左右,約佔整個北京面積的50%——這是崔麗娟在其著作《濕地北京》中給出的結論。崔麗娟現任國家林業和草原局(以下簡稱國家林草局)濕地研究中心主任、中國林業科學研究院副院長,是中國最早一批濕地研究博士。

  這一結論依據地質學、地貌學、水文學和土壤學等知識,利用地理信息係統技術,結合北京地形和地貌,借助于潮土分布和河道分布情況推演得出。

  以地理位置而言,北京北部以燕山山地與內蒙古高原接壤,西部以太行山與山西高原毗連,東北部與松遼大平原相通,東南部距渤海約150公裏,南部與黃淮海平原連片,境內五大水係貫穿全市,古人言:“幽州之地,左環滄海,右擁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濟,誠天府之國”。

  由于濕地大面積發育並存在,北京曾被稱為“苦海幽州濕地城”。

  “濕地是生命的搖籃,是歷史文明的源頭,是人類文化傳承的載體。濕地蘊含的水是萬物生靈的源泉,是城市賴以存在和發展的根本條件和基礎。”崔麗娟對《瞭望東方周刊》如此表述。

  早在燕趙時期,借助洪、衝積平原上的永定河沿岸蘆葦濕地及其水上交通的便利,北京已成為重要的人類聚居地與該區域的重要交通門戶。

  “春湖落日水拖藍,天影樓臺上下涵。十裏青山行畫裏,雙飛百鳥似江南。”明代才子文徵明在《暮沿湖堤而歸》中,描繪了一幅充滿水鄉韻味的動人畫卷,詩中“似江南”之地正是北京。

  明末《帝京景物略》這樣記載“海淀”:“水所聚日淀,高梁橋西北十裏,平地出泉焉……為十余奠潴。北曰北海淀,南曰南海淀,或曰巴溝水也。”據侯仁之先生的觀點,淀即湖,所謂海淀,指此處淀大如海的意思。

  清代《日下舊聞考》則記載:“淀,泊屬,淺泉也。今京師有南(海)淀、北(海)淀,近畿則有方淀、三角淀、大淀、小淀……凡九十九淀。”北京及其近郊以“淀”為名的水面如此眾多,可見當年濕地范圍之廣。

  北京的“胡同”之名興于元代,源自蒙古語的“水井”。清代《京師坊巷志稿》載,當時北京內城有井701眼,外城557眼,共計1258眼。如今北京帶“井”字的地名還有很多,如三眼井胡同、甘井胡同、七井胡同,最廣為人知者當推王府井。

  歷史資料表明:北京曾經是一個河湖縱橫、清泉四溢、濕地遍布、禽鳥翔集的水鄉。

  銳減之殤

  但很長時間內,北京濕地面積不斷銳減,城內濕地成殤。

  據崔麗娟團隊的研究,1950年到2009年的60年間,北京濕地面積從25.68萬公頃降為5.26萬公頃,濕地縮減率達79.5%。其中比重最大的沼澤濕地從21.59萬公頃降為1.60萬公頃,縮減率達92.6%。

  另有一些可供參考的數據:

  1962年北京郊區有葦塘面積1萬公頃左右,1990年已不足 500公頃。

  1980年全市水田種植面積5.30萬公頃,2000年降為1.58萬公頃,到2008年僅為0.22 萬公頃,28年間減少95.8%。

  原因何在?天時方面,氣候幹旱、水資源匱乏影響深遠。

  大氣降水是天然水的重要來源。自上世紀80年代以後,北京降水量明顯下降。據北京市氣象局的歷史資料,1956-1980年平均降水量為629.8毫米,1981-2000年為574.4毫米,2001-2008年僅為434.6毫米。

  值得欣喜的是,近年來,北京降水量有所提升,2016年至2019年的年均降水量分別為680.6毫米、620.6毫米、575.5毫米和511.1 毫米。

  人口的增加、城市化的加快更是不容忽視的因素。

  解放前夕,北京市區人口約200萬,1980年中共中央書記處要求“今後北京人口任何時候都不要超過1000萬”,但終未能拽住這座城市人口增長的步伐——1000萬的紅線在6年後的1986年便被突破,2011年突破2000萬,2019年的最新數據為2153.6萬。

  1978年北京的城鎮化率為55%,40年後的2018年為86.5%。

  城市的急劇擴張與開發需佔用大量土地,高密集的人類活動帶來激增的用水需求,擠佔濕地用水。同時,生産的快速發展帶來污染,也導致濕地面積減少、功能衰退,進而造成生物物種減少,甚至受到滅絕威脅。

  金線蛙曾是北京常見的兩棲類動物,20世紀80年代初,首都師范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高武從海淀的農民那裏收購實驗用的青蛙,有一次農民們送來一百多只,竟全是金線蛙。但到90年代中後期,他在溫榆河調查時已經找不到這種蛙類。

  2004年,高武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痛心不已:“不久前我們在圓明園大水法遺址南邊的水塘子裏發現了一只,恐怕這是北京最後一個有金線蛙存活的地方了。不要説金線蛙,就連老百姓特別熟悉的癩蛤蟆,這幾年都很難看到了。”

  “大自然畢竟不是一頭不用吃草、卻永遠可以讓人擠奶的牛!北京的大地,可以用她的乳汁撫育從山頂洞人到2008年奧運會的文明,但長久地過度奉獻,畢竟會使她衰老、枯竭。”在2002年6月的世界環境日之際,自然之友創始人梁從誡先生撰文《最後的濕地》,呼吁保護位于順義區的漢石橋濕地不要被過度商業開發、保護北京脆弱的生態環境。

  在文章結尾,他這樣發問:“人們能不能像要求自然那樣地來要求自己:崇尚樸素節儉,要求得更少,卻創造得更多?今天已經可以隱約可見自然的底線, 而作為‘人’,我們的潛力又發揮了多少?”

  1573年、1947年、2000年北京城濕地分布情況變化圖(劉鳴/繪,圖片源自崔麗娟《濕地北京》)

  搶救行動

  濕地縮減、退化引起人們的重視和關注,科學家、民間環保人士在為濕地奔走,政府部門也在採取各種措施欲力挽狂瀾。

  在經歷60年代向濕地要糧食、80年代向濕地要工廠、90年代向濕地要樓房的一係列演變後,2000年成為北京濕地保護的分水嶺。

  首先,需要摸清家底。北京市第一次濕地資源調查啟動于1997年,歷時3年。至今北京共進行了3次調查,其中有兩次為全國第一、第二次濕地調查之北京濕地資源調查。

  調查的細致程度在不斷提高:第一次起調面積為不低于100公頃,第二次起調面積國家要求不低于8公頃,北京在實際操作中以1公頃為標準,2018年的調查為不低于400平方米。

  一係列與濕地相關的行動計劃、標準規范及規章制度陸續頒布。自2001年發布《北京市濕地保護行動計劃》後,十年內北京出臺重要文件近10個。

  2013年《北京市濕地保護條例》正式實施,在北京濕地保護歷程中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被視為在首都園林綠化發展中具有裏程碑式的重要意義,被稱為史上最嚴格的濕地保護管理制度。

  “以時間早晚而言,在北京之前已經有二十余個省或市進行了地方立法,黑龍江2004年就邁出了這一步,但《北京市濕地保護條例》不出則已,一出就非常先進,我認為它是北京所有濕地保護行動中最值得其他省市學習借鑒的。”崔麗娟這樣評價,“甚至2016年國務院發布的《濕地保護修復制度方案》也借鑒了北京,值得驕傲。”

  佔補平衡、零凈損失、前置審批——崔麗娟稱其為《北京市濕地保護條例》中先進理念的代表。

  所謂佔補平衡,即要佔用濕地就先補回相應面積的濕地,佔用多少就補多少,這樣便能保障濕地面積總量不再減少,即零凈損失。

  建設用地審批流程涉及國土、交通、環境等諸多環節,“前置審批”即將濕地管理部門的審批意見放在其他環節之前。

  “相當于加了一道鎖,而且這道鎖是非常難開的。”崔麗娟説,為了推動這一條寫進條例,起草者付出了很多辛苦。

  這道鎖有多難打開?條例第27條這樣規定:建設單位因特殊原因需佔用列入名錄的濕地,在辦理規劃審批手續前,需經濕地所在地區人民政府、市濕地保護部門、市濕地保護聯席會議、市人民政府四道環節的同意,否則規劃行政部門不予辦理規劃審批手續。

  聯席會議的具體操作為:通過論證會、聽證會等形式,廣泛聽取專家和公眾意見後,對佔用濕地申請提出處理意見,提交市濕地保護聯席會議研究。

  在北京市園林綠化局野生動植物和濕地保護處副處長黃三祥看來,從立法初衷來説,程序設置得如此詳細、繁復,就是讓想佔用濕地的人和單位知難而退,“僅僅是通過濕地保護聯席會議,就很費工夫和時間。整個一套程序走下來,可能得兩三年。就是想告訴大家,能不佔就別佔了,因為北京的濕地資源太珍貴了。”

  條例還確定,對于破壞濕地造成嚴重後果的,最高處以50萬元罰款。

  “目前北京濕地退化減少的趨勢已經得到了扭轉,正處于從逐步提升到保持穩定的階段。”黃三祥對《瞭望東方周刊》表示。

  7月4日,北京,溫榆河公園

  機構之變

  黃三祥所在的“野生動植物和濕地保護處”在2019年4月之前叫“野生動植物處”,處室名稱調整,是為了順應上級主管部門國家林草局的機構變化。

  2018年,國家林草局正式設立濕地管理司,編制18人,濕地管理機構從原來的事業單位變為了國家司局。

  國家層面的濕地保護管理機構經過三次改革:上世紀90年代,在原國家林業局野生動植物保護司設置了臨時處室,承擔濕地保護的國際履約工作;2007年原國家林業局濕地保護管理中心正式成立,加挂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濕地公約履約辦公室的牌子,性質屬于參公管理的事業單位;而這次的調整標志著濕地保護管理成為國家行政管理的一項職責。

  幾乎同時發生的,還有一個重大變化:濕地即將告別“黑戶”局面,擁有“身份證”。

  據濕地管理司副司長鮑達明介紹,雖然我國已進行了兩次全國濕地資源調查,但沒有一畝登記在“濕地”這一名稱之下,而是登記在林地、草地甚至荒地等地類中。這意味著,濕地不是一個正式地類,相當于“黑戶”,導致在土地利用開發中,即便濕地遭破壞,原林業部門作為濕地主管部門卻難以執法。

  2017年,濕地首次納入《土地利用現狀分類》,2018年《第三次全國國土調查工作分類》明確設立濕地為一級地類,下設紅樹林地、森林沼澤、灌叢沼澤、沼澤草地、鹽田、沿海灘涂、內陸灘涂、沼澤地等8個二級地類。

  正處于收尾階段的“國土三調”將改變濕地“黑戶”的局面,按照新的土地分類,未來每塊濕地的具體位置、邊界范圍都將明確,濕地有了“身份證”。

  除了政府機構的變化,北京的科研機構也在為濕地保護貢獻力量。

  2007年,首都師范大學成立北京濕地研究中心,該中心先後承擔了“北京濕地生物多樣性保護技術”“北京濕地資源綜合評價研究”等重要課題項目,並出版了《北京濕地生態演變研究》《濕地知識與科技探索活動》等多本專著。

  2011年,北京市園林綠化局和中國林科院聯合成立北京濕地中心,通過項目合作,重點解決退化濕地恢復中的關鍵技術難點。濕地中心還為北京濕地管理相關文件、濕地管理地方標準、甚至立法的出臺和解讀等,提供強有力的技術支持。

  它們的出現,對提高政府部門依法、科學、民主決策水平,發揮首都科研力量雄厚、人才集中、智力密集和國際交往中心等優勢具有重要意義。

  元大都城通惠河源流圖(北京測繪)

  濕地公園

  2005年,位于海淀區的翠湖濕地迎來蝶變時刻,成為北京第一個國家級的城市濕地公園。這裏距離頤和園不到20公裏,面積約半個頤和園大小,是北京市區內的一顆濕地明珠。

  “濕地秋夏皆綠粧,跌宕蘆葦鳥深藏;小舟輕漾驚白鷺,菱葉浮水見魚翔。”這是對翠湖濕地風光的真實寫照。它也是京城離市中心最近的國家級城市濕地公園,被稱為“中關村的後花園”“海淀綠心”。

  這裏本是海淀區為發展農村經濟,以上莊水庫為依托開發的旅遊項目“翠湖水鄉”。2003年,打出“翠湖濕地”概念,命名為“北京翠湖濕地公園”。自此,介于自然保護區與傳統公園之間的“濕地公園”,作為搶救濕地的新形式在北京正式亮相。

  “濕地公園建設是將濕地保護與綜合利用協調發展的新型模式,是濕地保護體係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良好的生態效應和多重社會效應。”崔麗娟説。

  在北京市園林綠化局的官方文件中,稱其為“當前形勢下我市維護和擴大濕地保護面積最直接而行之有效的途徑之一”。

  翠湖濕地挂牌國家級城市濕地公園之後,北京濕地公園建設迎來新階段。次年,位于延慶區的野鴨湖濕地成為國家濕地公園試點,2013年正式挂牌。

  西海與後海、前海並稱為什剎海,距離天安門直線距離不到5公裏,是700多年前就已經存在的古老水域,相比于熱鬧繁華的前海、後海,西海一帶因為商家少、遊人少,景色更為清幽。

  西城區園林部門對這片自然水域進行了綠化景觀提升,並打通步道堵點、增加人文景觀。2018年,佔地10.9公頃的西海濕地公園落成開放。自此,北京核心城區有了第一處濕地公園。

  黃三祥介紹,在當下北京的濕地保護體係中,濕地自然保護區是基礎,濕地公園為主體,濕地保護小區則為補充。北京現已擁有翠湖、野鴨湖和長溝泉水3個國家級濕地公園,以及長子營、琉璃廟、湯河口等8個市級濕地公園,總面積2500余公頃,相當于8個頤和園大小。濕地自然保護區6處共2.11萬公頃,濕地保護小區10處共1400公頃。

  有限制的開放是濕地公園尤其是國家級濕地公園與普通公園的重要區別。

  “限時限流的開放形式不被市民理解,這是翠湖濕地遊客服務工作目前面臨的一個難點。”翠湖濕地公園管理處工作人員王博宇告訴《瞭望東方周刊》。

  這裏僅每年4月至10月的周一、三、六對外開放,開放日預約入園限流300人,對外開放面積不到總面積的三分之一。有網友戲稱,翠湖濕地公園是北京年度客流量最小的公園。

  “翠湖濕地能夠取得一定的生態保護成績,是多年來堅持遵循生態保育原則的結果,這裏是人工修復濕地,生態環境仍在改善之中,接待遊客能力有限。”王博宇解釋。

  嚴格的保護對生態的影響顯著,公園裏的PM2.5值僅是城區的20%,負氧離子的濃度卻是城區的2~3倍。截至2020年4月,這裏觀測到的原生、栽植植物累計達444種,累計觀測到鳥類233種(含以往遷徙過境鳥類),此兩項指標比十年前分別提升了56%和64%。

  但王博宇也坦承,相比其他的濕地公園,翠湖濕地的人流限制、園內配套設施缺乏對其影響力和科普宣教作用都産生了一定限制,“目前正在努力補齊這個短板,尤其希望能建設一個綜合場館,集中展示濕地文化,更好地進行講解、科普。”

  黃三祥認為,濕地公園建設的初衷是保護優先、合理利用,“翠湖仍處于生態保育期,現在有限開放是為了將來更好地開放。”

  西海濕地公園

  借鑒西溪

  王博宇理想中的綜合場館在現實中有個標桿:杭州西溪國家濕地公園裏的中國濕地博物館。

  這是我國首個以濕地為主題,融收藏、研究、展示、教育、宣傳、娛樂為一體的大眾化國家級專業博物館,開放于2009年。

  王博宇曾去西溪濕地交流考察,其文化衍生品的挖掘之深令他印象深刻,他説西溪的隊伍結構、濕地博物館的技術支撐在其中發揮了很大作用。

  對于西溪,王博宇不吝褒揚:“人氣很旺,影響力很強。”

  它佔地面積1150公頃,約4個頤和園大小,位處杭州市區,距離西湖不到5公裏,疫情下的2020年五一假期,其遊客預約量在杭州4A級以上收費景區中,排名第一。

  《瞭望東方周刊》走訪的北京幾家濕地公園的管理者,都提到了西溪濕地,並表達了作為同行的關注以及不同程度的點讚。

  2005年它成為我國首個國家級濕地公園,身上還貼著多個金字招牌:國家5A級旅遊景區、國家生態旅遊示范區、中國最美濕地……集城市濕地、農耕濕地、文化濕地于一體,尤以幾千年歷史的柿基魚塘、桑基魚塘為基礎的農耕濕地生態係統最為獨特,現已成為杭州乃至浙江的生態、旅遊金名片。

  黃三祥説:“西溪能夠通過開發利用維持濕地的正常運轉,還能保持濕地生態係統功能不降,非常不容易,科普宣教也很有獨特性,這方面值得北京乃至全國的濕地學習。”

  崔麗娟是最早參與西溪濕地公園相關工作的專家。她對西溪最為稱讚的是其按功能分區和分區施策的管理方式,“它把農耕濕地生態係統真正保護起來了,某些大面積的重要區域真的不進人,或者極少進人,所以能一直維持著良好的風貌。如果説今天為你開一條路,明天為他開一條路,今天進來20個人,明天進來100個人,15年過去不可能有今天這個樣子。”

  她説,確立濕地公園制度時,明確提出來要分區管理,但剛開始很多濕地公園做得並不到位,而西溪嚴格按照要求去做了,目前的結果對其他濕地公園亦是個借鑒。

  正在火熱建設中的溫榆河公園是北京著力打造的城市森林濕地公園,目標是成為京城生態文明的經典之作、精品之作,據稱,其借鑒了西溪的某些建設理念。它跨越朝陽、順義、昌平三區,規劃面積3000公頃,是西溪的2.6倍,其中濕地面積500公頃,建成後將成為北京最大綠肺。

  6月8日上午,北京市委書記蔡奇到朝陽區就溫榆河公園規劃建設調查研究。他強調,要深入貫徹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堅持“生態、生活、生機”內涵理念,確保示范區如期開園,打造新時代首都生態文明建設的“金名片”。

  溫榆河公園示范區計劃于2020年9月1日實現對市民開放,2030年園區全部建成。

  北京翠湖國家城市濕地公園

  國際重要濕地

  “野鴨湖正在積極爭取國際重要濕地的認證,希望推動這件事盡早落地。”北京野鴨湖國家濕地公園管理處副主任劉雪梅對《瞭望東方周刊》表示,“2021年,第十四屆《濕地公約》締約方大會在武漢舉辦,這是它首次來到中國,對野鴨湖來説是一個很好的契機。”

  在野鴨湖濕地的發展歷程上,其級別已經實現數次飛躍。1997年,它成為縣級自然保護區,2000年升級為市級自然保護區,2006年成為國家級濕地公園試點,2013年正式挂牌。每一次升級都帶領它走向了新的階段。

  劉雪梅介紹,成為國家級濕地公園試點,為野鴨湖帶來了更加科學、規范的管理,而且資金支持有了質的飛躍,“幾十倍的差距。我們的工資從自收自支、差額撥款變為全額撥款。”

  現在,它渴望一個國際級的頭銜,“這會為野鴨湖帶來更多國際合作的機會。”

  1992年,中國加入國際《濕地公約》,《濕地公約》第2條規定,每個締約方必須把本國至少1 塊濕地納入《國際重要濕地名錄》,且被納入的濕地必須符合標準。當年中國指定了黑龍江扎龍國家級自然保護區、青海湖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等6塊濕地為國際重要濕地。

  至2019年底,中國的國際重要濕地已達57處,其中內地56處、香港1處。內地56處分布在2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其中黑龍江9處,位居第一,廣東、雲南、湖北、甘肅均達4處。西溪濕地于2009年列入國際重要濕地名錄。

  但北京至今沒有一處國際重要濕地。

  國際重要濕地有較嚴格的評估係統,包括面積、功能、水鳥數量等,王博宇曾略帶遺憾地表示“翠湖濕地暫時還不滿足申請資質”。黃三祥説:“北京最具備條件的是野鴨湖和密雲水庫。”

  對于野鴨湖的申請熱情,崔麗娟則表現出了作為科學家的冷靜和克制,“拿野鴨湖去申報一點問題都沒有。但我認為,貼不貼國際級的標簽不是最重要的,踏踏實實保護好比什麼都重要。只要保護好了,對國際鳥類遷飛有意義,對生物有重要意義,它就是有國際意義。”

  她的克制還有別的原因:“此前有些地方申報國際重要濕地是為了鍍金,隨之而來的就是旅遊、開發、抬高周邊地價。多往前走十步、一百步去想,這樣對濕地本身是好是壞?”

  申報需要由政府主導、國家出面,黃三祥表示:“園林綠化局會按照國家統一部署,逐步推進此事,但野鴨湖目前還在優化邊界范圍,應需等其邊界穩定下來。”

  “作為首都,北京的國際關注度更高,申報國際重要濕地會更謹慎,這件事需要天時地利人和。”他説。

  任重道遠

  “北京市城市濕地面積每增加1000公頃、濕地二類與三類水質的佔比每增加1%、濕地動植物種類每增10種、濕地植被覆蓋率每增加1%,北京市居民平均邊際支付意願分別為每年23.254元、17.266元、5.559元和9.041元。

  如果濕地修復的目標要求在現狀基礎上使動植物種類增加200種,其他三個濕地屬性的水平都上升10%,那麼,北京市居民對濕地修復的平均支付意願為每年490.52元,修復的濕地總價值為106.59億元,佔北京市2016 年GDP的0.428%。”

  以上結論來自2018年的北京市社會科學基金資助項目——“城鎮化背景下北京城市濕地生態補償機制研究”。可以簡單理解為:北京市民普遍願意為濕地從自己口袋裏掏出真金白銀。

  而這距離上世紀90年代人們更希望從濕地索取,獲得真金白銀,僅30余年。從中可一窺這些年來北京濕地建設之成就,以及人們生態意識、濕地意識之提升。

  4月27日,北京市生態環境局發布《2019年北京市生態環境狀況公報》:2019年,全市生態環境狀況指數(EI)為69.7,比上年提高1.9%,連續五年持續改善。首都功能核心區生態環境狀況指數比上年提高13.3%,城市副中心提高3.8%,生態涵養區穩定保持優良的生態環境。結論是:“生態環境狀況良好,生態文明示范創建取得新進展。”

  在濕地規劃方面,北京將構建“一核—三橫—四縱”的濕地建設總體布局。同時,遵循宜林則林、宜濕則濕、林水相依的原則,將濕地恢復與建設任務納入北京新一輪百萬畝造林綠化行動中。

  具體來看,“一核”指城市濕地核;“三橫”指媯水河—官廳水庫濕地帶、翠湖—溫榆河濕地帶、涼水河濕地帶;“四縱”指大清河濕地帶、永定河濕地帶、北運河濕地帶、潮白河濕地帶。截止到目前,新一輪百萬畝造林綠化任務已完成過半,具有首都特色的濕地網絡體係正逐步建成。

  2019年,北京市園林綠化局通過遙感監測技術對市級濕地進行監管,及時發現、制止、處置涉及侵佔濕地、違規違章建設等行為,共發現疑似點位148個,已全部完成外業核實。

  作為濕地係統的一線從業者,劉雪梅和黃三祥都表達了濕地目前面臨“資金力度與保護需求仍存在較大差距”這一觀點。

  黃三祥還表示,北京的區、鄉鎮(街道)均未設置專門的濕地保護管理機構,基層政府的濕地保護責任需要進一步壓實;園林綠化、水務、農業農村三個濕地保護行業主管部門的協作機制仍有待健全。

  “濕地保護整體趨勢向好,但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仍然任重而道遠。”他這樣總結。(記者 王劍英)

【糾錯】 責任編輯: 吳咏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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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林周風光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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