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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中華文明“提前”1000多年,就是這座“城”
2020-07-03 08:32:06 來源: 新華每日電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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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多年前,良渚古城開始興建;84年前,良渚遺址初露端倪;34年前,“玉琮王”在反山墓地出土;13年前,良渚古城遺址面世;5年前,良渚古城外圍水利工程發現;1年前,2019年7月6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庫舉行的第43屆世界遺産大會上,良渚古城遺址成為世界文化遺産。

  前人書寫了歷史,而歷史又塑造著後人。古人建設了良渚,而良渚又震撼著今人。這裏是實證中華文明五千年的聖地,讓人可以仰望中華。

  建設·探索:感受中華的力量

  良渚古城遺址內外有許多“山”:莫角山、烏龜山、卞家山、獅子山、塘山……它們相當低矮。

  許多“山”是堆出來的。據測算,良渚古城遺址和外圍水利工程所需的土石方量共計1005萬立方米,而古埃及吉薩金字塔群所需土石方量為504萬立方米。

  除了良渚時代中晚期才興建起來的良渚古城外郭城,在良渚時代的早期,先民們需要短時間堆築起917萬立方米土石方。

  九層之臺,起于累土。考慮到主客觀因素,假設每年有1萬名勞力,農閒時工作100天,每天每3人堆築1立方米計,需要27.5年。如果他們連續不斷工作,則需要7.5年。

  2016年11月25日,良渚遺址考古發現八十周年學術研討會在杭州召開。傍晚休會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兩位前輩學者牟永抗和王明達,以及中央民族大學教授楊楠,隨著所長劉斌研究員的一聲招呼,“30年前挖反山”的四個老同事合了一張影。

  一個“挖”字,總讓人聯想到要移開太行和王屋的愚公。

  天下大事,必作于細。這些土山,縱有機械助力,在關鍵之處,仍然需要考古隊員和技術工人,一鑽一鑽、一鏟一鏟,開出一個個探方,剖出一道道層位,取出一件件文物,發現一座座遺址:

  反山遺址、瑤山遺址——“七五”時期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匯觀山遺址、莫角山遺址——“八五”時期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良渚古城遺址——2007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良渚古城外圍水利工程遺址——2015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稍遠之處,還有玉架山遺址——2011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30多年間,良渚遺址考古貢獻了七處“十大”。而作為中國考古界的最高獎項,全國田野考古一等獎從1993年開評至今,良渚古城和良渚古城外圍水利工程遺址雙雙名列其中。

  可以説“手氣”好,也可以説成果多,這都是今人的力量。

  江南的考古工地,探方裏冬天濕冷刺骨,夏天暑熱蒸人,春秋兩季若逢陰雨,原本埋藏就淺的地下水便肆意滲透。而不“挖”的時候,他們還要整理器物,繪圖拍照,撰寫論文、報告……此外,考古人還要協調工地內外的各種關係,要保文物、保遺址,要較真。

  因為要出版“良渚係列叢書”,浙江大學出版社的一位編輯和考古人打過不少交道,原以為考古人都是書齋裏的學者,結果發現他們口才了得。好奇探問之後,一位考古人笑答,這是多年在工地上和各方人士討價還價練出來的。

  有時,考古可以帶來類似牛頓在蘋果樹下、阿基米德在澡堂子裏的發現之樂。劉斌的同事、王寧遠研究員常笑説自己在電腦上細看衛星照片時,鼠標往上點過頭了,定睛一看,“點”出了良渚古城外圍水利工程遺址的依稀輪廓。

  更多時,考古可以彰顯不斷追溯文明源頭的終極價值,激勵考古人探索前行。

  “從1936年,施昕更先生發現良渚開始,良渚遺址的考古與保護,凝結了四代考古人和文保人的汗水和心血。”大學畢業後就來到良渚的劉斌説。

  如今,良渚考古已經有了年輕人,廣泛使用著遙感、測繪、同位素分析、地理信息係統等新技術,其研究方向正向數字考古、動植物考古、地質考古、環境考古、文物保護等方向發展。

  劉斌經常以龐貝古城舉例,它的考古發掘已有兩個多世紀,至今仍在繼續。有意大利學者説,這項工作至少還要再做250年。這是對待重要的考古遺址,應有的嚴謹、負責的態度。

  規劃·認知:感受中華的視野

  “城,以盛民也。”

  良渚古城佔地約631公頃。良渚申遺顧問,中國建築設計規劃研究院總規劃師陳同濱研究員説,古城建成2000年後,殷墟及洹北商城的規模才超過了它。

  陳同濱説,良渚古城的建設理念是“藏禮于器、藏禮于城”,建設技術則因地制宜。它有三重空間,以中為尊,追求高聳,同時建設具有防洪、灌溉等功能的外圍水利係統,在濕地上營建城市,讓先民臨水而居。三重空間、以中為尊的規劃在中國古代禮制社會的都城規劃中多次出現。

  古城的西北方向有一整套中國最為古老的大型水利工程。它由一座長堤和一組10座高低壩組成,可以攔蓄13平方公裏的水面,總庫容量約4600萬立方米,分別是杭州西湖的1.5倍和4倍,具有防洪、灌溉、運輸等多種功能。

  良渚古城是在一片濕地上興建的。當時,人們先在濕地上堆起墩臺,再在上面修建房屋和宮殿。王寧遠每次都拿旅遊熱門地烏鎮作比方:“就是同樣的格局。”

  只有同等寬廣的視野,後人才能夠洞悉良渚之秘。

  1959年,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夏鼐,首次公開提出了“良渚文化”的命名。

  1977年,原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就判斷,良渚應該是“最古老的杭州”。他提出了中華文明起源的“滿天星鬥説”。

  而在上世紀90年代,原故宮博物院院長、著名考古學家張忠培則論證,良渚文化所屬的社會發展程度已經進入文明階段,良渚文明應該是神權軍權並重的神王之國的國家形態。

  “當時的古城是按照100平方公裏的范圍來控制山川地理的,我們也把這一地理單元作為自己的研究范圍。”劉斌説。

  如今,這1000平方公裏是兩項重大專項課題的重要“戰場”——課題一:“考古中國——從崧澤到良渚:長江下遊區域文明模式研究(2020-2025)”;課題二:“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第五階段(2019-2022)”。

  在“考古中國”課題前一階段的課題中,浙江省文物考古所發現了位于德清縣雷甸鎮的中初鳴遺址群。它位于良渚古城遺址的東北方向,直線距離約18公裏。從2017年至今,它的勘探面積已達100萬平方米,比兩個天安門廣場還要大。它就是在這一課題的研究中發現的。

  “現在國際考古學界判斷文明的標準也在進步,進入了社會考古學的層面,更會從人類學角度考慮,看它的社會結構是否復雜。”陳同濱説,“這也符合世界遺産的普遍價值標準(OUV),OUV標準就是為了解決不同文化間互相不理解不認可的問題。”

  2019年底,劍橋大學教授科林·倫福儒勳爵第三次來到良渚古城遺址考察。“我不是良渚研究的專家,我是它的一個仰慕者。良渚讓中國文明‘提前’了1000多年……在20世紀20年代,許多人認為人類文明是單一起源的,我認為這樣的觀點是愚蠢的。”

  源遠·流長:呵護中華的文心

  孔子曰:“君子比德于玉焉。”

  中國的玉文化在良渚社會達到了史前高峰。它有一套以琮、璧、鉞等為代表的玉禮器係統,不少禮器還雕有神徽,並在環太湖流域的多個遺址出土。它們是維係良渚社會政權組織的主要手段和紐帶。

  太湖流域是魚米之鄉。良渚古城內的池中寺遺址曾發現約20萬公斤炭化稻米。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副教授秦嶺指出,良渚代表了中國南方地區尤其是長江下遊濕地稻作農業文明的發端,這與中原及世界大部分地區以旱作農業為主的經濟模式下産生的文明有著鮮明區別。

  1936年發現良渚遺址的是本地走出來的考古學家施昕更。抗戰之時,他在考古報告《良渚》中的文字是那樣慷慨激昂:“中國絕對不是其他民族可以徵服的,歷史明明告訴我們,正因為有淵源悠久、博大堅強的文化,所以我們生存在這艱巨偉大的時代,更要以最大的努力來維護來保存我國固有的文化,不使毀損厘毫……”

  1985年,作為吉林大學歷史係考古專業“史上分配到最南”的畢業生,原籍陜西的劉斌來到杭州。至今,他仍記得從反山遺址12號墓中捧出那件“琮王”時,手上那種沉甸甸的感覺,也能想起,思索良渚古城遺跡時的那些不眠之夜。

  2006年4月,在距離良渚古城遺址直線距離不到3公裏的港南村,村民康宏果在建房時,發現了兩枚玉璧,他和擔任業余文保員的父親康烈華立即向文保部門報告,最終這個村出土了9座墓葬、200多件玉器。

  近20年前,要關停遺址周邊的石礦山,當時的余杭市,市鎮兩級政府面對礦主和工人,也可謂費盡口舌。

  “現在想起來,關掉石礦絕對是好事情。”一位老鎮長説,石礦開採不但噪音大、粉塵濃,而且變了人心。“當時村裏的孩子都不要讀書了,説賣石頭就吃喝不愁,還讀書幹嗎……而現在,污染少了,噪聲沒了,環境好了,空氣也新鮮了,人們又沒有變窮,生活反而更好了。”

  丘陵起伏,水道縱橫,芳草萋萋,綠樹成蔭,夏日裏,這是一處緊鄰城市而無喧囂的凈土。這裏就是有限開放已近一年的良渚遺址國家公園。

  杜甫登高,遠望沙渚,映入眼簾的是自由的飛鳥。孟浩然泊舟煙渚,萌發出客中的愁緒。屈原眺望洲渚,看到了翩然的女神。

  而在良渚,人又能見到何等的良辰美景?

  ——中華五千年文明之光。

  (記者馮源、段菁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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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錯】 責任編輯: 王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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