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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層證明取消 居民去社保所兩分鐘辦好手續
2017-07-25 16:02:49 來源: 北京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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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直接取消,或是改為網上辦理,或是變“群眾來回跑”為“部門協同辦”……再過不久,北京將取消84項政府部門互要、互開的證明。

  而這並非北京首次大規模向基層證明“開刀”,據介紹,自去年起市政府審改辦便持續推進證明削減行動,市、區兩級2016年共取消了129項涉及群眾辦事、創業的各類基層證明。伴隨“奇葩證明”、“無謂蓋章”的大幅減少,群眾辦事更加便利的同時,基層工作也得以“減負”,便可騰出手來投入到社區建設之中。

  欣喜

  半信半疑去了社保所 兩分鐘就辦好了

  “我們這兒有位外地居民,每年都為了能從原籍領取退休工資,來居委會開居住證明。今年我們告訴他不需要了,他半信半疑去了社保所蓋章,結果兩分鐘就辦好了。”回憶起不久前那位居民的驚訝和欣喜,廣外街道依蓮軒社區黨委副書記任堃忍不住笑了。

  以廣外街道辦為例,在清理證明的前一年,共開具各類證明約1.8萬余件,清理後半年下降到5000余件,年辦理量下降了44%。

  而在更早以前,居委會曾一度經受著“奇葩”證明開具要求的挑戰。廣外街道手帕口南街社區主任薛梅就遇到過一對母女,到居委會要開一份“胎兒畸形”證明——女兒懷孕7個月時檢查發現胎兒畸形,但醫院要求居委會開證明才給做人流。

  “居委會能證明什麼呢?”薛梅對此十分為難,但作為居民辦事的“最後一公裏”,考慮到居民再沒別的地方能找,她坦言有時做不到的事,也“順著居民的意思給辦了。”只得在居住證明的樣本後附上“根據醫院檢查結論顯示,胎兒畸形”,並蓋上居委會的紅章,這家醫院才給做了手術。

  令廣外街道依蓮軒社區主任杜鎮國印象深刻的,則是去年為一位老先生證明“我爸是我爸”。

  “這位老先生想為父親申請海葬,海葬要求出具父子關係證明。他拿了戶口本、身份證不行,單位出了證明也不行,必須是我們居委會開具的父子關係證明,民政那頭才認。”杜鎮國哭笑不得地表示,“我們後來憑據什麼給他開了證明呢?其實就是憑他單位開的那份父子關係證明。以證明開證明,有時候是很無奈的辦法。”

  對此,杜鎮國分析,居委會受區民政局管轄,和市民政局、民政部屬同一體係。“所以民政口就認我們的證明,單位開的不認。但我們依據的恰恰是一個他們不採信的證明。”他坦言,其實事情很簡單,看一下戶口本就行了。“誰會為不是自己家的人拿骨灰去辦這事兒?”

  轉變

  個人承諾代替證明 開具總量減少大半

  去年11月,“申請骨灰撒海的經辦人與死者關係的證明”終于被取消,想為家人海葬的市民什麼證明都不用開,直接申請就可以了。與之同時取消的還有其他70余項基層證明。

  在居委會負責人看來,其中由個人承諾代替繁瑣書面證明的方式,尤為具有強調個人信用和責任的先進性,並切實為居民帶來便利。例如過去老年人想補辦結婚證,得由居委會提供一份夫妻關係證明,證明倆人是“事實婚姻”。還得由兒女證明“爸媽確實是夫妻關係”,然後兒女還得證明自己確實是兒女……現在改為提交身份證、戶口簿等有效證件,外加夫妻雙方個人聲明即可。

  “先認可居民的個人承諾,如果發現哪裏出了問題再進行事後追責。”任堃認為,責任主體的轉化能夠帶來更為清晰的辦事邏輯,提升辦事雙方運轉效率。

  作為新型小區,依蓮軒社區外來人口較多,老兩口到北京給子女看孩子的情況特別普遍。每年5至8月期間,老人們便紛紛去居委會開居住證明,再拿居住證明去街道社保所換取給老家的證明,才能繼續從原籍領取退休金。任堃回憶,以往這種“異地生存”類型的證明要佔到居委會年開具證明總量的50%至60%,集中的那幾個月,每天都得開出三四份。

  “老人有居住證或者辦了居住登記卡還好,上面會有個人信息。要是什麼都沒辦,就得拿著戶口本,證明他跟子女的關係;還得拿房本,證明他是這兒的常住居民。我們還要跟黨員、志願者了解他的情況,如果誰也不認識他,還要入戶核實,特別繁瑣。”任堃表示,自從去年這項證明取消,居民便可省掉居委會這一步,直接拿著身份證去街道社保所填表蓋章,寫一份“個人承諾”就可以了。

  將個人承諾放在首位的還有失業證明的簡化。任堃解釋,以前如果人員失業,社保所要發失業金。但還有一部分人員壓根就沒就業,想申領救濟就需要居委會出一個證明。“可畢竟我們也不是專業管這方面的,去了只能證明他住在那兒,至于上不上班,我們沒法24小時跟著他。現在居委會的證明取消了,變成居民先承諾,説自己沒有收入,再由社保所派人去調查,比如詢問周邊的人,或者了解他家有什麼經濟困難,提供依據給民政局,由民政局去考量夠不夠發放救濟的標準。”

  證明工作“減負”了,基層負責人得以騰出手來投入到更多的活動組織當中。社區成立了背街小巷文明勸導志願服務隊,為身邊的環境建設出謀劃策。還組織文體愛好者成立了舞蹈隊、體育隊、模特隊,日常的培訓排練熱火朝天。京津冀廣場舞邀請賽、民俗節、模特大賽、街道文化體育節等,都少不了他們的身影。

  期待

  部門之間得配套 不能“這邊省了那邊還要”

  再過不久,又有一大批證明將被取消。拍手叫好的同時,基層工作人員對一些尚未納入取消名單中的證明懷揣更多期待。

  就在前幾天,任堃梳理了今年1至6月依蓮軒社區開具的證明,並按類型頻繁程度簡單排了排序。令她頗感驚訝的是,佔據榜首的是居民們因為丟失了水卡、電卡、煤氣卡等,在補卡的過程中被要求開具居住證明——總計180余件證明中,此類證明佔到70%。

  在任堃看來,這是完全沒有必要的,“我越梳理越覺得奇怪,拿房本、戶口本都可以證明房子是誰的,為什麼要居委會開證明?”尤其是老年優待卡,現在已經不通過居委會,而是直接到農商行辦理,但補卡時依然需要居委會開證明。“辦過的東西會有辦理記錄,卡丟了信息還在,卻偏偏要我們去出具證明,而這恰恰是還沒有取消的。”

  此外,老人退休時發現獨生子女證丟失,想要補辦,目前也需要居委會開具證明。任堃坦言,自己曾幫相熟的居民私下問過一次,居委會的證明其實無關緊要。“檔案裏都有獨生子女的申請書,只要復印一下就能證明了,非常簡單,但現在他們存檔案的地方卻需要我們開具證明。”

  與任堃有同感的薛梅認為,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一方面是個人信用體係沒有完全建成,需要公權力替個人做擔保。“有時居民也不願把一切都曝光給我們,比如低保、申請房子等,到我們這兒來,我們會問得很細,還是比較尷尬的。如果個人徵信做得好,可能就不需要什麼都出個證明了。”

  另一方面,一些辦事單位會通過“要證明”的形式,將自己的責任分攤給居委會。“但我們就會面臨兩難狀況”,薛梅以階梯水價為例,目前階梯水價按規定家庭居住6人以上才可享受,自來水公司要求居民開居住狀況的證明。

  “其實我們沒辦法掌握居民家裏到底有幾個人住。”薛梅解釋,由于人戶分離非常普遍,因此不能完全以戶口本上的人數作為依據。若做入戶調查,即便沒住那麼多人,居民臨時“湊齊”6個人肯定也沒問題。有時看到一套兩居室住了七八個人,心中懷疑,卻也無法證偽。要求拿6人以上的身份證,親戚朋友更是可以借。“所以目前居委會出這種證明,只能按照居民的個人承諾去出。既然都是通過承諾,不妨減少在居委會承諾的中間環節,直接在自來水公司進行承諾。因為這跟居委會沒什麼關係,不應該把責任轉移到我們身上。”

  在薛梅看來,簡化程序是一個係統工程,一定得幾個部門合夥發力、持續推進。“一項項梳理、找源頭,該承擔的責任得承擔起來。部門單位之間不配套,我們省了人家還要,也是減不下去的。”(主筆 魏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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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錯】 責任編輯: 郭潔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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