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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張忠培:求索中國考古學之道
2017-07-17 08:32:05 來源: 新華每日電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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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忠培1990年在山西省太谷縣白燕村工地庫房觀察陶鬲。  (圖片由張曉悟提供)

  65年的田野考古中,張忠培踩過陜西華縣元君廟仰韶文化墓地的泥土,觸摸過浙江杭州良渚文化遺址挖掘出的文物,走過華北、東北及內蒙古東部歷史文化區的土地。從黃河流域到長江流域,他的足跡拼接起來,幾乎就是一塊中國考古遺址版圖

  “先生不再是考古專家,而是考古大家”,這個“大”字,體現在張忠培濃縮了中國近百年的考古史,完成了中國考古大題,為中國考古學建構了屬于自己、具有中國特色的考古學理論體係,未來將引領一代又一代的考古人將中國考古事業向前推進

  7月9日上午8點多,田建文步伐沉重地走向侯馬西站,他依然斜挎著陪伴了他多年的考古包,只不過這一次他的目的地不是遺址發掘現場。

  差不多同樣的時間,張星德向她所在的遼寧大學歷史學院臨時請了兩天假,匆忙趕往沈陽北站,坐上了G400次列車。

  4個小時後,高蒙河在上海西郊的家中匆匆敲完給媒體的第六篇回憶文章,合上筆記本電腦,就往虹橋車站趕去。

  此後兩天裏,更多的人從吉林、甘肅、陜西、雲南、廣東、河南等地的考古工地、博物館和大學課堂上抽身啟程……

  11日上午8點多,他們的身影出現在北京八寶山殯儀館東禮堂外炙熱的廣場上。

  9時不到,這裏的氣溫已經迅速攀升到28攝氏度。北京氣象局曾在9日發布的高溫黃色預警中預計,9日到11日本市大部分地區最高氣溫將達35攝氏度以上。

  熱浪中彌漫著悲傷的情緒,田建文跟吉林大學考古專業86級的同門和早些年畢業的師兄們簡單寒暄了幾句,隨後低聲追憶起老師張忠培生前的點點滴滴。

  6天前的7月5日,故宮博物院的官方網站上,一位老人的黑白肖像照片鋪滿了整個屏幕。故宮發布的訃告上寫著:中國著名考古學家、故宮博物院原院長、故宮研究院名譽院長、故宮博物院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張忠培先生,于2017年7月5日9時40分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83歲。

  考古大家

  7月5日上午8時許,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係教授、博士生導師高蒙河,開會前習慣性地把手機調至關機狀態。臨近中午會議才結束,一打開手機的他頓時蒙住了,屏幕上如雨點般密集彈出的消息顯示:張忠培先生在北京去世。

  頭天晚上,高蒙河在完成張忠培先生晚年關于中國考古學思考的3卷書稿的編選、校訂後,在作者生平履歷中寫下(1934年——),打算把新大綱交于先生批閱做最後修改。

  此前幾天裏,這個吉林大學考古專業85級的碩士畢業生,還在心裏盤算著,要在一個月後的8月5日張忠培生日那天,舉辦一個小型的學術研討會,作為對先生65載學術生涯的總結。

  9日下午,坐在開往北京的高鐵上,高蒙河又想起了之前準備在研討會上説的一段話:先生從1952年進入新中國第一個考古班開始,一直在求索中國考古學之道的實踐和方法,最終形成了“中國考古學之道理論”。

  考古學自誕生以來已有200年的歷史,1921年從西方傳入中國。面對這個學術上的舶來品,中國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張忠培在內的幾代考古人不停地思考著,如何把國外考古學的一般技術、方法和理論與中國考古學的實際相結合,闖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考古學道路。

  最終,張忠培從考古發掘出的小小陶鬲中找到了答案。這個有著3個中空袋狀足、腹部微圓的陶器,因其在中國獨有、器形發展鏈條完整,被考古學界稱作“中國歷史的活化石”。

  幾十年裏,張忠培一門心思地琢磨著這個出現于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器物,最終完成了始自于老師蘇秉琦的陶鬲研究。他在著作《中國陶鬲譜係研究》中,通過梳理這一器物的演變過程,讓一幅幅上古史畫卷和先民生活圖景變得鮮活可見,塵封在黃土和史書中的中華五千年歷史脈絡逐漸清晰起來。

  高蒙河向新華每日電訊記者這樣解釋先生的研究成果:“這種具有中國化視角的研究,意味著中國考古從亦步亦趨使用西方方法,發展到融合中西進而形成自己的理論框架。”

  65年的田野考古中,張忠培踩過陜西華縣元君廟仰韶文化墓地的泥土,觸摸過浙江杭州良渚文化遺址挖掘出的文物,走過華北、東北及內蒙古東部歷史文化區的土地。從黃河流域到長江流域,他的足跡拼接起來,幾乎就是一塊中國考古遺址版圖。

  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秦都鹹陽考古隊領隊許衛紅認為,老師張忠培對中國考古事業最大的貢獻就是,他在考古實踐和學術研究中創造性地提出了考古學“三論”——“譜係論”發展了蘇秉琦的“區係類型論”,已成為考古學文化研究的重要方法論;“國家論”豐富了蘇秉琦的“文明論”,形成了重構中國古今社會的新學説;“文化論”總結了中國文化從多元一體到統一多元的關係,提出了“傳承、吸收、融合、創新”是古今文化演進規律的新觀點。

  這些理論的提出,在高蒙河看來,“先生不再是考古專家,而是考古大家”,這個“大”字,體現在張忠培濃縮了中國近百年的考古史,完成了中國考古大題,為中國考古學建構了屬于自己、具有中國特色的考古學理論體係,未來將引領一代又一代的考古人將中國考古事業向前推進。

  師生接力

  1934年8月,張忠培出生于湖南長沙。彼時,25歲的蘇秉琦剛從北平師范大學歷史係畢業,進入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開啟了其一生的考古生涯。

  童年時期的張忠培,親眼目睹了日本侵略者對中國的燒殺搶掠,對國難家仇有著深刻的記憶。

  在其生前的一次訪談中,他提起那段往事,“我的童年是從災難中過來的,長沙4次大會戰,我們就4次逃難到鄉下,最長的一次是在1944年,一家人在鄉下農村住了一年時間。”

  張忠培的長子張曉悟記得,晚年時的父親喜歡看電視劇《長沙保衛戰》,看到劇中的情節總會想起童年時全家人逃難時的日子,“每次看都是淚流滿面”。

  1952年,蘇秉琦在北京大學創辦考古專業,張忠培是其招收的第一屆學生。此後的幾十年裏,師生二人開始了中國考古事業的接力。

  蘇愷之記得,父親蘇秉琦很喜歡這個“從貧寒家庭走出來、念書刻苦”的學生,總會邀請他到家裏吃飯,讓子女以他為榜樣。在兩家60多年的往來中,自然科學出身、做地震研究的蘇愷之,始終尊稱大他3歲、搞考古的張忠培為師兄。

  1956年,張忠培大學畢業後,3個工作志願都填報了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要求到田野一線工作,卻被選拔留校攻讀副博士學位。這期間,他參與了陜西華縣、渭南的區域性考古調查,在發掘元君廟仰韶文化墓地時,改變了過去以一個遺跡為單位的做法,把整個墓地作為一個研究單位,開創了中國考古學全面揭露和研究墓地的新理念和新方法,成為國內外同類考古中領先的范式。

  1961年,張忠培赴吉林大學歷史係任教,1972年創辦吉林大學考古專業並于之後組建考古學係。

  帶著學生外出田野考古時,張忠培一直主張蘇秉琦“坑邊摸陶片”的教學方式,苦口婆心地囑咐學生要練就“摸陶片的功夫”,“一定要摸到陶器和陶片的精髓裏、血液裏,做夢都是夢的摸陶器、陶片”。

  考古工地上,他跟學生同吃同住同勞動,提醒學生要“被考古材料牽著鼻子走”,把考古材料放在第一位,有一分材料説一分話,沒有材料不説話。

  今年3月份,他在跟吉林大學考古專業1986級的研究生、現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田建文的一次談話中感慨,“觀察陶器,不能只看制法,而是觀察陶質、陶色、色度、紋飾、制法、制陶技術這六個方面,當年蘇秉琦先生就是這麼觀察的,我們這一代有少數人堅持了下來,你們這一代,行嗎?”

  愛徒如子

  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吉林大學校園裏,這個總跟墓地遺址打交道的考古專業老師,衣著簡樸,一邊抽煙一邊不緊不慢地“説著只有入室弟子聽得懂、口音很重的長沙話”,給學生傳授著自己的一套考古學理論。

  站在八寶山殯儀館東禮堂外近百米長的吊唁隊伍中,吉林大學考古學係教授趙賓福説起這位導師時,用了“外冷內熱”“愛徒如子”八個字,“先生對學生要求非常苛刻、嚴格,特別是學術問題毫不含糊,學生見了他會發怵。”

  學生時代的許衛紅,私下裏跟她的同學稱呼這個霸氣耿直的湖南老師為“張大帥”,“對他又怕又敬,每次想去見他,都要先做好接受批評的思想準備。”

  多年來,每晚9點通電話,已經成了張忠培、田建文師生間雷打不動的習慣。而耐心傾聽導師的訓斥也變成了田建文日常的一種儀式。

  田建文把老師的訓斥編成了300多篇的《師説》和《新師説》,發在微信朋友圈裏,作為對自己考古研究上的鞭策。今年4月3日晚9點的電話裏,張忠培告誡他:“你要成為學問家,光靠手舞足蹈、貓彈鬼跳是不行的,一定要冷靜到了冰點。”還給他開玩笑説,“你知道你最大的幸福是什麼嗎?就是52(歲)了還有人每天訓你。”在另一次通話裏,張忠培説“今天就不訓你了”。

  寫碩士畢業論文時,趙賓福被張忠培要求做半坡文化研究。至今回憶起來,趙賓福仍覺得那麼大的題目“研究起來相當難”,“以往很多考古大家都做過這方面的研究,先生又要求在此基礎上有所拔高,研究問題具有前沿性。”

  張忠培鼓勵他,“要想成為一流的考古學者,就要跟一流的學者較量。”

  趙賓福現在依然感激先生這種“用大題目錘煉學生”的方式,“做這樣的研究,要下苦功夫、啃資料,一旦完成了研究,就是考古學上的標志性成果,甚至成為每個學生一生的代表作。”

  上世紀80年代,吉林大學考古學係,已經成了與北大考古係齊名的院係。

  課堂之外的張忠培,用“愛徒如子”來形容其實欠“精準”——蘇愷之印象中,父親蘇秉琦關愛學生比關愛子女更多,“對學生極其關愛,對子女無所謂,父親生前總説,張先生這一點最像他。”

  張忠培晚年時曾對張曉悟説起過,自己對學生要求嚴格,培養出眾多優秀的考古人才,卻在“孩子教育問題上有過失”。

  這位田建文心中“如師如父”的老師,總給學生説“做了我的學生,我就當你終身的老師”。在吉大時,他邀請家境貧寒的學生到家裏吃飯,摸得透每個學生的脾氣。離開校園後的30年裏,他依舊注視著學生的考古研究,常打電話了解學生的近況,“有學生生病住院或離了婚,他都會擔心”。

  “每次看到學生在學術上的進步和成就,張老師都會表露出一種發自內心的開心。我完成碩士畢業論文後,去北京見老師,他還帶著我們學生去密雲水庫遊玩。”1986年曾師從張忠培、現任遼寧大學歷史學院教授的張星德回憶説。

  2016年5月,張忠培被診斷為肺癌。去世前的一年時間裏,除了家人和三四個學生,他不願讓更多的人知道自己的病情。“他總是對學生極其關愛,卻不願意看到學生為他擔心。”在追悼會現場,田建文這樣説起相識了51年的老師。

  故宮“看門人”

  1987年,張忠培被任命為故宮博物院院長。第二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的考古攝影家梁子明來到故宮,從午門、太和門到神武門,為張忠培拍了一組照片。事後張忠培把照片拿給老師蘇秉琦看,老師笑瞇瞇地説:“你是故宮的看門人嘛。”

  然而,這位看門人“很不走運”。他在一篇文章裏回憶,“上任不到兩個月,就遭遇了兩次小偷一把火。小偷抓著了,火被滅了,卻燒毀了一座明代的景陽宮。”

  更讓張忠培憂心的是,他到任後才發現“故宮是個不完整的故宮”。在當時的故宮裏,除了故宮博物院外,還零零散散分布著14個單位,“故宮的文物,除民國政府運臺的以外,境內就有兩個單位佔著故宮近20萬件文物。”

  故宮的不完整,讓張忠培覺得,“對于一個大國來説,是很不體面的”。

  在任的4年裏,張忠培為了一個“完整故宮、安全故宮、歷史故宮、學術故宮”的目標,進行了大刀闊斧的銳意改革,提出“保護”和“特色”是故宮博物院管理的兩大核心問題,重新確定了故宮保護范圍,編制了故宮7年發展規劃。

  原來分布在故宮裏的一些單位陸陸續續搬了出去,原本商販遍地的午門廣場得到治理,禦花園得到了重點保護。這些改變之外,故宮博物院考古所副所長王光堯認為,更重要的是張忠培為故宮設計了一套科學的管理體制,故宮的管理結束了混亂的局面,從此有了制度化和規范化的管理體係。

  蘇愷之回憶説,“張先生不在意在任時取得多大的成績,他總是想著為故宮做長遠的打算”。

  南京朝天宮保存庫是抗戰時期為保存1萬余箱故宮博物院南遷文物而建設的。新中國成立後,除部分運回北京外,仍有10萬余件文物留存在朝天宮庫房。

  王光堯清晰地記得,老院長在任時一直在跟南京交涉,希望這批文物歸還故宮。

  2015年10月,張忠培在一篇文章裏寫道,“深感遺憾的是,至今的故宮仍是不完整的。”

  這位曾經的“故宮看門人”,直到生前幾個月裏,還在四處奔走呼吁南京留存文物盡早回到故宮。

  張曉悟回憶,6月27日,張忠培的學生、中國文物學會副會長許偉在故宮研究院作學術報告。“父親很重視,想去看看他,又不想打擾他,就在研究院大門前站了一會兒,坐車回家了。”

  當天早些時間,剛從協和醫院體檢完的張忠培,讓張曉悟陪著,專程到故宮的午門前照了相。這位曾經的故宮博物院“掌門人”,似乎在向這座古老的宮殿做最後的告別。

  絕筆之作

  2014年,已經80歲的張忠培,回望了一生經歷過的中國考古學歷程,從約25部著作和近300篇文章中精選出代表作,以“中國考古學”為主題,分別以“走出自己的路”“説出自己的話”和“盡到自己的心”為名,開始著手3卷書稿的寫作和編選。

  前些年裏,蘇愷之到張忠培家裏探望時,總看到這個“歲數大了眼睛不好、又不會操作電腦”的師兄,弓著背趴在桌子上涂涂寫寫。“他的書完全是一個字一個字寫出來的,家裏書桌上常備的是涂改液,寫錯了涂了再寫。”

  張忠培總喜歡讓田建文給他一些批評意見,有時田建文説不出來老師的書哪兒不好,還會遭到老師的一頓訓斥。

  田建文2017年3月9日記錄的《新師説6》中,張忠培言語間表露出了些許責怪,“我的‘自序’就沒有不對的地方嗎?一個看不出別人錯誤和不足的人,就沒有好好看書。明天,你用鞭子狠狠地抽我(的文章),怎麼沒有人説我不好啊?”

  3月12日記錄的《新師説7》中,這位老師又向學生感慨:“我們那時對蘇秉琦先生,不像你這樣對我的,我的什麼事在你看來都是好好好,這不行。蘇先生給我講了,有什麼不同意見我就説‘蘇先生,你説的有道理,不過……’,教學相長,互相切磋,這樣才能進步。”

  病魔並沒有打亂張忠培的著書計劃。高蒙河回憶,在生命的最後一年裏,先生為了3本書,常要每天工作七八個小時,直至去世前一周。

  “‘元君廟的前前後後’這一部分,幾經修改,到今年他仍不滿意,竟然不顧身染沉疴,再度披挂上陣,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這三卷著作真是張先生‘嘔心瀝血’的絕筆之作。”田建文在一篇紀念文章中寫道。

  高蒙河評價説,“這三卷著作評析了近百年中國考古學史的典型人物、代表人物及其發現成果和創新成果,足以體現中國考古學一百年來的思想精髓,堪稱一部濃縮版的《中國考古學思想史》。”

  未了心願

  在張忠培去世前幾個月裏,他過著跟此前多年一樣的生活,不停地給學生打電話,了解他們的學術進展。5月份他還去故宮給英國杜倫大學考古係的師生講了《故宮考古、保護和研究——兼談中國考古學的方法論》。

  6月30日是蘇秉琦先生逝世20周年的日子。9月份,蘇秉琦先生生前的《西安考古調查報告》經整理後將出版發行。在張忠培的設想中,他要為此籌辦一次新書發布會,作為對已故老師的紀念。

  “我本想6月底給師兄打電話,問問要不要我準備發言,老伴説天熱先別打擾他。再過幾天他就去世了,沒來得及打電話,他有好幾個事沒做完,就撒手了。”蘇愷之努力控制著悲痛的情緒,緩一會兒説一句地講著張忠培生前未了的心願,説完已泣不成聲。

  此前一些天裏,在北京小石橋胡同11號院的故宮宿舍裏,他還像往常一樣,牽著老伴馬淑芹的手在院子裏遛彎,見到老人、小孩都上前打聲招呼。

  59歲的物業工作人員李俊生印象中,這個“從來不端著、一點架子沒有”的老爺子,在院子裏總是很熱心,“誰家趕上事兒了,總會去過問過問。鄰居家屋子剛裝修完,他囑咐著多放放(甲醛味兒),別急著住進去。”

  7月初的那幾天,李俊生隱約察覺到了一些異常。院子裏總有一輛小面包車進進出出,她問了司機才知道是“老爺子把家裏一屋子的藏書全部捐給了故宮”。

  張曉悟眼中,父親是個工作狂,“一年裏常常有10個月在野外考古,家裏的事從來不管、不問,每天早出晚歸,把家當成了旅店。”

  張忠培喜歡看激烈的對抗場面,在大學時愛打籃球。到了晚年,這個倔強的老爺子還迷著看NBA比賽。子女們擔心他的身體,每次球賽開始前,都會為他準備好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和一杯茶。

  這個多年來常為工作顧不了家的老人,總覺得老伴操持了一輩子家裏的大小事,很不容易。臨終前幾天,他一再囑咐張曉悟“要照顧好母親”,藏了一肚子想對老伴説的話,也沒力氣説了。他就把心頭的千言萬語濃縮成一句“老馬萬歲”。

  張曉悟後來聽母親説,7月初的那幾天,父親晚上睡覺時一定要撫摸著母親的手,對她戀戀不舍,“他很眷戀這個家,很眷戀這個關心他、愛護他的世界。”

  7月11日10時,在回蕩著李叔同《送別》曲的告別廳裏,蘇愷之向這位相交了60年的師兄做了最後的告別。隨後被老伴攙扶著,從告別廳顫顫巍巍地走了出去。當走到門外一側的電子屏幕前時,這位80歲的老人突然停住。

  這張循環展示著張忠培生前影像的屏幕上,恰好切換到一張蘇秉琦和張忠培一起坐在沙發上的老照片。蘇愷之盯著那張兩位已故父兄的合照,一滴眼淚從他眼角滑落。

  52歲的中國文化遺産研究院副研究員何流,在聽到張忠培去世的消息時,心中生出一句感慨,“真是大師的時代要過去了”。

  站在吊唁隊伍中間,她説起自己總有一種奇特的感受,“跟參加別的追悼會覺得心酸想哭不一樣,這次總感覺老先生並未遠去,他身上那種老一輩考古大家的精神一直都在。”(文中資料部分參考了高蒙河、田建文回憶張忠培先生的文章) (記者 完顏文豪、秦漢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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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錯】 責任編輯: 郭潔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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