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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刑訊逼供民警追刑責,“廖海軍案”有標志性意義
2019-08-31 08:19:44 來源: 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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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刑訊逼供民警追刑責,“廖海軍案”有標志性意義

  釀成冤案,多是一個鏈條上的錯誤疊加,只有真正逐項倒查、逐項追責,才能實現完整意義上的正義。

  新京報報道,近日,唐山廖海軍案的辦案民警、刑警隊長張寶祥因涉嫌刑訊逼供,被唐山市路北區監察委移送審查起訴。有媒體稱,這是目前公開披露的首起對冤案中的刑訊逼供啟動刑事追責的案件。

  廖海軍案算是陳年舊案:1999年1月17日,唐山遷西縣兩名女童被害身亡,17歲的廖海軍被認定為殺人嫌犯。2003年,廖海軍及其父母被唐山中院以故意殺人罪、包庇罪,分別判處無期徒刑、有期徒刑五年。2018年8月9日,法院改判三人無罪。

  值得注意的是,廖海軍此番以“被害人家屬”的身份收到訴訟權利義務通知書,追究的是民警張寶祥對其父親廖友刑訊逼供的法律責任。另據媒體報道,張寶祥還是廖友的同學。

  近年來,諸多陳年舊案得以平反昭雪,也不乏昔日辦案人員因各種原因落馬被查,但像廖海軍案這般指向如此明確的冤案追責步驟的還不多見,對刑訊逼供者啟動刑事追責,更是具有標志性意義。

  事實上,早在2016年,中央政法委就強調,對因刑訊逼供造成冤假錯案的,必須追究司法責任。公安部同年修訂的《公安機關人民警察執法過錯責任追究規定》也提出,如果執法人員在執法過程中存在因刑訊逼供、偽造證據等故意造成執法過錯等情形,相關責任人將被從重追究執法過錯責任。

  但在實務中,追責刑訊逼供非常罕見,主要原因是追責機制滯後。廖海軍案刑訊逼供發生在近20年前,但直到改判無罪才啟動追責。時過境遷,證據遺失、事實難以還原,還有可能受追訴時效的影響。另外,對刑訊逼供類案件,目前首先啟動調查的是公安督察體係,也可能會受到幹擾和約束。

  更重要的是,在特定的歷史時期中,一些辦案人員存在根深蒂固的有罪推定觀念,認為適當刑訊逼供是辦案的必要措施,因“職務行為”被追究刑責,阻力之大不難想象。

  但隨著“重證據、不輕信口供”規則和“疑罪從無”原則逐漸確立,嚴禁刑訊逼供、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要求也日益嚴格。今年2月,最高檢制定下發《2018-2022年檢察改革工作規劃》,提出“建立重大案件偵查終結前對訊問合法性進行核查制度”,同樣是著眼于審訊過程的合法性。

  在這樣的背景下,廖海軍案辦案民警張寶祥被追究刑責,是個重要的節點。

  廖海軍案有其特殊性,其父母都已去世,而從法院告知書看,此次追究的是對其父親廖友的刑訊逼供。這主要是由于廖友傷情、醫院病歷、唐山市人民檢察院的核查結論的存在,這也為啟動追責提供了“硬核證據”。

  但這不乏普適性啟示:冤假錯案追究刑責,還是要依賴于證據,而不僅是被害人的申訴。這給我們帶來的啟示在于,要注重雙方面的證據,一是辦案民警要重視“自證證據”,確保審訊過程全程錄音錄像,提外審也應使用執法記錄儀;二是,犯罪嫌疑人注重證據的固定、保全和收集。

  這在以前或許有不少困難,但隨著2018年刑訴法的修訂,首次明確了犯罪嫌疑人的“被告知權”和“律師在場權”。這意味著,刑訊逼供將不再是一個神不知鬼不覺的“幽靈”。

  嚴厲追責刑訊逼供,是對冤假錯案最有效的“復盤”。釀成冤案,多是一個鏈條上的錯誤疊加,只有真正逐項倒查、逐項追責,才能實現完整意義上的正義。通過嚴格追責,也可以找到漏洞、明確邊界,從而完善刑事訴訟程序,增進司法公正。

  由此看,“廖海軍案”不失為一個突破口,未來“追責難”的問題或將隨著類似案例的出現、法治環境的完善,進一步得到解決,進而建立起常態化的追責制度。對司法人員而言,這也是一次重要的提醒——防范刑訊逼供並不是約束和限制司法人員,更不是打擊辦案的積極性,而是強調依法辦案,從根本上保護司法人員免受追責。(葉竹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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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錯】 責任編輯: 吳咏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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