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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婚姻為何講究“門當戶對”
2018-04-09 08:41:20 來源: 法制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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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説文》所解:“婦家為婚,婿家為姻。”婚指女方的父母,姻則代表著男方的父母。政治聯姻,例如“秦晉之好”,由婚姻締結為聯盟,共同進退,當然需要用“門當戶對”的標準再三權衡,以確保榮華富貴世代永享,可以説是“門當戶對”的初衷

  沿襲千百年,中國古代婚姻一直保持著一個傳統,其核心的內容便是“門當戶對”“男才女貌”。然此,這兩大標準猶如魚和熊掌,不可兼得,但是,“門當戶對”往往有著絕對的優先權。

  “門當”“戶對”合為一詞,最早見于元代王實甫《西廂記》第二本第1折:“雖然不是門當戶對,也強如陷入賊中”。明朝淩濛初的《二刻拍案驚奇》第11卷加以使用:“滿生與朱氏門當戶對,年貌相當,你敬我愛,如膠似漆。”自此,“門當”與“戶對”常同呼並稱,成為權衡男女婚嫁合適與否的標準。《現代漢語辭典》(第七版)將“門當戶對”解釋為“男女雙方家庭的社會地位、經濟狀況相當,結親最合適”,並無其他含義。

  判斷主體與操作標準

  “門當戶對”的判斷主體乃是“父母之命”,其中“父命”最為重要。父母相對于未婚子女,無疑具有經驗上的天然優勢。傳統社會的包辦婚姻,便是在父母的經驗判斷之基礎上,為已到婚齡,但仍然沒有足夠經驗的子女托付終身的恰當方式。否則,休妻成為常態,家庭紛爭不斷,最終會導致社會失序,這絕對不是統治者期望發生的。正所謂“當局者迷,旁觀者清”,“父母之命”的正當性和可靠性需要通過“媒妁之言”來強化。因此,除了遵從“父母之命”外,還要參考或者依賴“媒妁之言”。給男方牽線的稱“媒”,為女方牽線的稱“妁”,合稱“媒妁”或“男媒女妁”,亦有“官媒”來確保媒人判斷的權威性。在兩家無法進行長時間交往獲取對方信息的情況下,“門當戶對”成為父母和媒人判斷雙方是否對等最為簡捷和直觀的標準。

  “門當戶對”早在西周就衍生出三個具體的可操作性標準,包括同姓不婚、貴(良)賤不婚和“五不娶”,目的都是便于讓權力和資源始終掌控在既得利益者手中,形成穩定的社會統治結構。同姓不婚具有政治聯姻的意義:“娶于異姓,可以附遠厚別也。”貴(良)賤不婚,則是為了維護階級名望和社會地位的長久性,阻止下層社會向上流動。官方通過立法形式來確保此項標準。秦代曾刻石規定婚嫁要“貴賤分明,男女禮順”;《唐律疏議·戶婚》規定:“諸與奴娶良人女為妻者,徒一年半,女家,減一年,離之。其奴自娶者,亦如之;主知情者,杖一百;因而上籍為婢者,流三千裏。”“諸雜戶不得與良人為婚,違者,杖一百。官戶娶良人女者,亦如之。良人娶官戶女者,加二等。”元明清之際,“諸良家女願與人奴為婚者,即為奴婢”“凡家長與奴娶良人女為妻者,杖八十,女家減一等”。所謂“五不娶”,即“逆家子不娶,亂家子不娶,世有刑人不娶,世有惡疾不娶,喪婦長女不娶。”不孝敗家、犯罪前科、惡疾纏身、喪婦長女等皆是“門戶不當對”的具體標準。

  民事意義與刑罰規避

  “門當戶對”意味著傳統婚姻從來不是男女二人之事,而是關涉兩個家庭之事。正如《説文》所解:“婦家為婚,婿家為姻。”婚是指女方的父母,姻則是代表著男方的父母。尤其是政治聯姻,例如“秦晉之好”,經由婚姻締結為聯盟,共同進退,當然需要以“門當戶對”的標準再三權衡。確保榮華富貴世代永享,可以説是“門當戶對”的初衷。富者,富裕之事;貴者,顯貴之徵。由富而孕育出的顯貴之氣非一代人即能養成,而需要一個家族長期孕育。因此,顯貴之家必然會注重“門當戶對”。保有世襲官職是保障富貴永享的前提,古代中國一直存在恩蔭制度,官僚家族不僅可以用恩蔭特權使得本姓親屬入仕,而且還可以賜予女婿,婚姻關係對于確保官職世襲起著重要作用。這種門第或門閥特權身份的維持讓“門當戶對”變得更容易接受。民諺有雲:“富不過三代,窮不過五世。”這一廣為認同的財富更替觀,無不讓達官顯貴之家謹慎地考慮婚姻大事。總之,永葆富貴增強了“門當戶對”在民事觀念(身份與財産)上的認可度和執行力。

  傳統中國刑法實行株連主義,因為連坐可能誅滅九族,“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所謂的“妻族二”,是指岳父的一家、岳母的娘家。考慮“門當戶對”顯然是為了有效降低因一方犯罪而牽連對方的風險幾率。如若婚姻不慎,所結非善之人,日後受到牽連,整個家族可能面臨滅頂之災。即便有所幸免,也容易引起復仇之事,社會穩定與和諧難保。這就是“門當戶對”可以規避刑罰和維持秩序的功能。

  過往實踐與當下意義

  不過,“門當戶對”直到漢代仍然不是婚嫁的常態,僅在皇族婚姻內適用。真正的“門當戶對”婚姻觀出現在西晉,東晉是其成熟期,南朝是其衰弱期。魏晉以來,士族婚姻有嚴格界限,通婚必須衡量門第,只有士族之間才能彼此通婚,藉以排除庶族寒門,成為維護士族特權的標準依據。到了唐代,女性有了更廣泛的受教育機會,文學素養的提高促使其更樂于選擇志同道合的人生伴侶,開始放棄“門當戶對”,代替的是“才子佳人”愛情觀。宋人議親觀念上又回歸到了重財、重科舉官僚和重人品的“門當戶對”取向,離婚與再嫁的道德環境相對寬松。此後,“門當戶對”式的階層內婚制一直到改革開放初期仍然有適用空間。

  當下中國的婚姻匹配模式仍具有同類聯姻特徵,但同類匹配或“門當戶對”婚姻並不一定更穩定。社會學研究證實,家庭經濟條件對離婚風險已無顯著影響,個人的教育、宗教信仰和初婚年代可能對離婚風險有一定的影響。就此而言,古代基于家庭或宗族立場考慮的“門當戶對”,而今需要從結婚自願的個體權利上來重新評判,才能讓傳統標準鑄就新時代和諧美麗的婚姻、家庭和社會秩序。(沈瑋瑋 陳雅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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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錯】 責任編輯: 楊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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