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究竟是要更好的城市還是更大的城市，相信人們會不假思索地選擇前者。可是，選擇更好的城市並非出于心意，反而是對更大城市的一種堅持。在一次內部會議中，一位帶有政府身份特徵的人大談更好與更大的選擇，他的言語代表了很多政府層面的“選擇”——在更好和更大之間，寧願放棄速度選擇更好。 我並不認為在這種帶有儀式感和總結感的場合他所表達的就是本意，在我所接觸的還沒有被城鎮化改變的鄉土村民中，他們還是樂于見到更大的城市。 很簡單，他們的願望無非是生活得以改善，而生活得到品質改善的最簡單方法就是城市拓展到鄉村。因此，現在的農民越來越意識到土地的重要性和價值所在，他們像《亂世佳人》中的傑拉爾德·奧哈拉一樣，認為“土地是世界上唯一值得你去為之工作、為之戰鬥、為之犧牲的東西，因為它是唯一永恒的東西”。 擁有環境科學和城市規劃雙碩士學位的美國作家艾本·佛多在《更好，不是更大：城市發展控制和社區環境改善》一書中揭穿了更大的城市關于增長的神話，他的觀點是“世界是有限的，但一直被忽視了”，相反，“大多數城市都在尋求盡可能快地增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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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的中國城市尋求增長的企圖遠勝于美國，艾本·佛多對美國大多數城市的描述可以完全用到中國的每一個城市身上——“它們通過郊區開發、免稅和一係列優惠政策，盡可能地吸收新的企業。通過將上百萬美元投資于基礎設施，來安置未來可能的增長”，這些基于事實的描述根本就是中國，“這些城市甚至願意犧牲地方和宜居性和環境品質來獲得成長”，盡管在我所到之處的每一個中國城市都在追求躋身政府機構所界定的宜居城市。 當今，房地産開發已經與城市經濟增長關聯到一起，似乎為房地産開發安一個關乎城市發展的名頭就很時髦。我所參加的不同規格的房地産論壇裏，都會出現規劃者和決策者談論要減少經濟增長的消極影響，包含對環境、對交通、對生活幸福指數的不良影響等等，可是，他們的説法很像“維多利亞時代談論愛情卻沒有性愛一樣”，又或者他們地處的時代只是為了滿足性愛而置愛情于不顧。 《布法羅新聞》曾經刊發過一副關于城市擴大的漫畫，洛杉磯中心東西兩側分別是不發達的最東邊的郊區和不發達的最西邊的郊區，後來，後來，“終于有一天，這兩邊相遇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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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許有一天，中國的城市和城市之間，同一座城市的東西南北之間，都會在一條狹路上相遇，它們一起演繹著城市“增長的12大神話”，雖然愛德華·阿比説過，為增長而增長是癌細胞的機制。 關于城市變大增長帶來的好處往往都是老套路，甚至于城市增長萬無一失的鼓吹者不加改變地使用非此即彼的看似無邏輯破綻的“原理”——“我們要麼增長要麼死亡”“我們必須依靠增長才能獲得新的稅收”“閒置或不開發土地就是浪費”“我們賣地建築是為了城市形象”，諸如此類，陳詞濫調，滴水不漏。 在解釋城市變大、社區改善所産生效能問題上，乘數效應被普遍使用。它的理論認為，一個新的工薪階層會將其薪水投入到社區中，並且投入到社區的財富將以新的薪水形式出現，從而産生兩倍或三倍的利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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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國的城市，工薪階層的薪水確實投入到了社區中，更具體一些，則是社區中的建築，即購買房産70年使用權。以此判斷，人們投入到社區中的收入並沒有對他們的實質生活品質帶來改變，相反，高房價給他們帶來了生活危機。佛多認為，投資健康的實體經濟才是對社區生活改善的好方式，包括對當地居民的直接投資、社區內的投資、保護當地環境的品質、為地方申請者提供地方政府就業等，佛多的前提是“認清所有人類財富最終給都源于我們的自然環境”。 恰恰，很多人並沒有認清這個問題，或者，認清了這個問題卻被城市增長的“願望”擠出了。一方面，增長的壓力會導致住房價格的提升；一方面，中國的大量城市遷入者又希望擁有一套屬于自己的可支付性住房。權衡之後，甚至不經權衡，人們就不假思索地接受了人口、就業和産業增長能夠使稅收增加並減少每個人支出進而緩解個人負擔的觀點。 亨利·戴衛·托裏爾説，“如果你沒有一個可容忍的行星去放置，那麼一個房子的作用是什麼？”經歷過城市快速發展的美國人意識到了快速發展對生活和環境的負面影響——失去了開發的空間和環境品質，學校過于擁擠，交通阻塞，噪聲，犯罪率不斷上升，較高的生活費用等；只是，正在經歷城市快速發展的中國人可能還沒有意識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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