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環球》雜誌記者 褚怡（發自柏林）

編輯/馬琼

　　凌晨1點，柏林克羅伊茨貝格區的街角，還瀰漫着烤肉的香氣。一間亮着白色日光燈的小小Döner（旋轉烤肉夾餅）店，是整條街上最後幾家還沒關門的舖子之一。推開玻璃門，一股熱氣裹着香料味撲面而來，土耳其裔店主正將旋轉的肉柱切得“噠噠”作響，將切好的薄肉片塞進面餅，再配上生菜和醬料遞給趕夜路的人。

　　Döner誕生於土耳其移民社區，從20世紀70年代起逐漸風行德國。將牛肉或雞肉在鐵架上炙烤後切片，夾入烤餅，如今已成為德國最常見的快餐之一，店舖往往由德國的土耳其裔經營。

　　如果把德國經濟比作一台龐大而精密的機器，從Döner店到工廠、物流、護理等諸多行業，土耳其移民及其後代早已如細密齒輪，深深嵌入這台機器的肌理之中。他們不僅帶來了街頭的特色美食，長期以來更成為支撐德國經濟社會運轉的十分重要的“土耳其引擎”。

“客籍勞工”扎根德國

　　德國聯邦統計局近期發布的數據顯示，截至2024年，在德國生活的土耳其裔人口約為300萬，佔全國有移民背景人口總數的12%，是德國最大的單一移民來源群體。若按總人口折算，相當於德國每100位居民中，平均有3至4人可以溯源到土耳其。

　　另據德國聯邦政治教育中心統計，歐盟內約四分之三的土耳其移民定居在德國。這一局面的形成可以追溯至半個多世紀前的勞工招募協定。

　　二戰後，聯邦德國（西德）經歷“經濟奇蹟”，工業迅速復蘇，本土勞動力難以滿足汽車、鋼鐵、煤礦等行業的用工需求。政府決定從海外招募工人。1955年，西德率先與意大利簽署第一份勞工招募協議，隨後在1960年與西班牙、希臘達成協定，並於1961年與土耳其簽署了《客籍勞工協定》。

　　對西德而言，此安排是為戰後“經濟奇蹟”時期不斷擴大的工業生産尋找額外勞動力；對土耳其來説，在當時國內失業率高企的情況下，派出勞工可以找到工作機會並匯回外匯。

　　20世紀60年代，土耳其七成以上的勞動人口從事農業，工業用工僅佔約一成。國家面臨社會動蕩、人口快速增長與嚴重的就業不足問題，向外輸送勞動力可直接緩解本國就業壓力。此外，土政府期待通過勞工匯款獲得急需的外匯收入，助推國家現代化進程。

　　土耳其勞工的招募在20世紀60年代末全面加速。1968年至1971年間，在德土耳其工人數量從約15.3萬激增至45.3萬。1972年，土耳其取代意大利成為德國最大的客籍勞工來源國。同年，土耳其工人向家鄉匯款達21億德國馬克，超過當年土耳其18億馬克的貿易逆差。1973年，僑匯再次超過土耳其的對外貿易逆差。

　　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後，西德宣布停止大規模外勞招募。但許多土耳其工人並沒有像當初設想的那樣在工作幾年後“集體回鄉”，而是選擇留下。他們通過家庭團聚政策將妻兒接來，在工業區周邊定居、購房，在城市裏開設小店……原本作為“臨時勞動力”的群體，逐漸在西德紮下了根。

　　在20世紀70年代以家庭團聚為主的遷移潮之後，土耳其1980年發生軍事政變引發以政治避難為主的新一輪移民潮，很多人前往西德尋求庇護。此後數十年間，通過出生、入籍與持續移民，土耳其裔社群在德國不斷壯大。

驅動德國經濟的重要力量

　　半個多世紀裏，土耳其裔在德國經濟中扮演的角色經歷了明顯變化。早期，很多土耳其勞工的崗位是流水線工人、清潔工、餐飲幫工，現在則廣泛活躍於個體經營、中小企業和專業技術崗位上，有些已在科研與以拜恩泰科為代表的高科技領域嶄露頭角，特別是在德國勞動力市場、企業以及德土經貿中發揮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是填補勞動力缺口。根據德國聯邦統計局最新數據，在製造、服務、交通等多個勞動力缺口較大的行業中，有移民背景者佔比普遍偏高。例如，在焊接與連接技術領域，移民背景員工佔60%，在食品生産和廚師崗位佔54%。其中，土耳其裔群體在數量規模和崗位集中度上尤為突出。德國聯邦就業局數據顯示，截至2024年，擁有土耳其國籍並繳納社會保險的僱員約為58萬人，佔德國所有外籍僱員的10.4%，是德國國內規模最大的外國勞動力群體。

　　德國NTV電視台報道稱，土耳其裔勞動人口在製造、批發零售、交通運輸和餐飲服務等行業的比例顯著高於無移民背景群體。在體力勞動崗位中，土耳其裔的佔比高達18.6%，幾乎是無移民背景群體的兩倍。

　　二是創立眾多中小企業。與“勞動力補位”相比，土耳其裔對德國經濟的另一個重要貢獻是移民創業和中小企業網絡。德國工商總會的數據顯示，土耳其裔企業家在德國雇用近50萬名員工，並創造超500億歐元的年營業額。土耳其對外經濟關係委員會估算，在德國經營的土耳其企業約10萬家。

　　從行業分佈看，這類企業既包括德國民眾最熟悉的餐飲零售行業，也廣泛延伸至批發貿易、建築裝修、物流運輸與各類生活服務領域。它們既貢獻就業與稅收，也承擔着城市社區的“毛細血管”功能，把供應鏈末端、社區服務與就業機會連接在一起。在這樣的背景下，土耳其裔除了是勞動力市場的供給方，還通過創立企業，打造了具有乘數效應的“創業引擎”。

　　德國土耳其研究與融合研究中心研究專家尤努斯·烏盧索伊&&，過去德國人大多是在礦山或工廠接觸到外籍勞工，在日常服務行業則較少見到他們的身影；而現在，在建造、裝修、維修等場景裏，有很多由移民經營的企業，其中相當一部分屬於土耳其裔。“不少由土耳其裔移民創辦的家族企業，甚至已經傳承到第三代。”

　　“我不想永遠只是個客人。”58歲的阿卜杜拉·阿爾通説。在德國杜伊斯堡長大的阿爾通，1983年進入德國聯邦鐵路公司接受職業培訓，順利畢業卻因持有土耳其護照被排除在公務員體系之外。“我通過了考試，卻拿着不對的護照。”1996年，阿爾通創辦了自己的軌道與地下工程公司。他説：“我不是客人，我是這座房子的一部分。有時候，我甚至還會去修補它的地基。”

　　三是充當德土貿易與供應鏈的“連接器”。德國外交部的數據顯示，2023年德土雙邊貿易額達到550億歐元的歷史新高；德國《經濟周刊》近期刊文稱，2024年兩國雙邊貿易額達517億歐元，土耳其穩居德國在非歐盟國家中的重要經貿夥伴之列。德國境內龐大的土耳其裔社群，被視為維繫雙邊商業往來的“關鍵紐帶”。

　　從貿易結構看，土耳其經濟已深度嵌入德國的工業供應鏈。據德國科學與政治基金會近期分析，土耳其對德出口集中在汽車整車、零部件、發動機配件以及各類工業機械與設備等領域。作為重要的汽車製造國，土耳其為寶馬、奧迪等德國品牌提供零部件支持，還吸引了奔馳在伊斯坦布爾和阿克薩賴設立工廠。此外，土耳其承擔着德國戰略資源的關鍵供給者角色，歐盟約98%的硼資源依賴從土耳其進口，該元素被廣泛應用於國防、航天、冶金、能源和化工産業，具有不可替代的戰略價值。

　　“為體現德國與土耳其之間緊密的經濟&&，土耳其商務簽證在預約安排中將享有優先權。”德國外長瓦德富爾&&。

社會融入難題

　　土耳其裔對德國經濟的貢獻毋庸置疑，但“經濟嵌入”不等於“社會融入”。在職業構成與公共部門參與度上，這種落差尤為明顯。據德國NTV電視台報道，土耳其裔就業者中公務員佔比僅為1.5%，而在沒有移民背景的群體中，這一比例為6.3%。

　　收入結構的差距也較為明顯。近20%的土耳其裔就業者月凈收入低於1000歐元，而在無移民背景群體中，這一比例為12%。在高收入群體中，每6位無移民背景就業者中有一人月凈收入超過3500歐元，而土耳其裔中僅10%達到這一水平。失業率方面，具有土耳其移民背景者約佔5%，顯著高於無移民背景者的2.2%。這意味着，土耳其裔雖深度參與到德國勞動力市場，但仍更多集中在中低技能、較低薪資的崗位，職業向上發展的流動性不強。

　　導致這種“不完全融入”的原因，除了教育機會與社會資本的代際差異，也與就業環節的隱性門檻相關。德國聯邦反歧視機構的報告顯示，僅因姓名帶有土耳其語特徵，求職者獲得面試邀請的概率平均會下降約14%，即便資質與其他應聘者完全相同。

　　如此背景下，土耳其裔的入籍德國人數正快速增多。德國Statista數據平台數據顯示，2024年共有超2.2萬名土耳其公民獲得德國國籍，比上一年增長約110%，土耳其也成為德國入籍來源國中僅次於敘利亞的第二大來源國。

　　阿拉茲·蘇默就是其中之一。約在8年前，他前往德國攻讀碩士學位，如今以律師身份就職於柏林一家非政府組織。他説，許多移民申請入籍首先是出於現實考量：若不選擇入籍，“連居留許可都可能是一場巨大的考驗”。對另一些人而言，入籍還意味着可以進入公共政治生活。計算機科學家布拉克·凱切利2016年來到德國，他&&，自己在德生活多年、德語流利，“希望在政治上擁有發言權”。

　　蘇默&&，他總體上享受在德國的生活，但並沒有真正感受到融入社會的歸屬感。“我覺得自己與土耳其的關係比與德國的關係更親近。我意識到我只是名義上的德國人。即使你按照德國的標準生活並適應了當地環境，也仍然是一個移民。”

　　在日常生活中，蘇默也因為自己的土耳其背景遭受過歧視。成為德國公民後，他打算找一處住所，但當他以真名在網上申請時，卻等不到信息。直至他改了姓氏，才開始收到回復。“如果你的名字不是德國名字，德國護照對你來説毫無用處。”他説。